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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緊緊抓住攻克漢陽的有利時机，命令北洋軍在龜山架起大炮，隔江炮轟武昌，以便給湖北軍政府更大的壓力。黎元洪极為惶恐。他的心腹李國鏞給他出了個主意：漢陽既失，武昌危急，須別擇地點，移駐節鋮，以保根本。 黎元洪暗中派人到葛店准備住所，又派兵船停泊在葛店木鵝港附近備用。再暗囑衛隊，將槍支子彈准備齊全，以便保護他出走。同時把家眷送到上海避難。 袁世凱和汪精衛派朱芾皇攜有汪精衛函自北京來到武昌找黎元洪。黎元洪很高興，待以賓禮。汪精衛在信函中說，袁世凱將率北軍反正，即請南中舉袁為臨時大總統，以免兵臨禍結。 第4鎮第8協協統王遇甲奉袁命給黎元洪打去電話：“你是宋卿嗎？我与你都是湖北人，我們都是協統，朝廷對你我都不薄，你為何做此不義之事，將湖北鬧得天翻地覆？現在漢口、漢陽都在我們手中，此地雖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長江是不能阻擋我們前進的。你現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業，听候我們來處理。你如果馬上做了，我們的情感，還是一樣照舊。至于在朝廷方面，我們對你也說好話。你如果猶豫不決，我們大軍一到，那就叫我們真的不好辦了。” 黎元洪听了這誘降的電話，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說：“我是一個老實人，你是知道的。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們利用我的名義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們擬定，我不僅事先不知道，寫出以后我也未曾過目。我是一個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這一筆帳專門算在我的頭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過江來，我可以和你談談。” 黎元洪的電話被都督府軍令部諜報處參謀、共進會會員晏勳甫截獲，并切斷。晏立即來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該通敵。黎元洪面紅耳赤，呆不作聲。過了一會，才勉作笑容對晏勳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說了，請你千万不要告訴別人。”晏答應了，也沒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黎元洪通敵不成，便決定逃跑。他在打點行李時被范騰霄發現。問他：“都督，豈非決議死守武昌者乎？”黎在漢陽失守的那天，曾致電各獨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洪當督率將士，誓以死守，以維大局。” 他把誓言拋到九霄云外，只囁嚅著答道：“勢已迫，四周牆壁之被敵彈洞穿多處矣。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鋒。” 黎元洪的衛兵抄起手槍對准范騰霄道：“汝輩主張不走，必欲置都督于死地而后已乎？” 范騰霄見勢，也不与他們辯論，急忙到軍務部把情況報告給副部長張振武等。張聞言大怒，攜甘績熙、范騰霄、丁复等來到都督府，而斥黎不應違議私逃，黎無詞以對。張對甘績熙及丁复道：“以都督交汝兩人看守，如走脫，唯汝二人是問。” 武昌城內起炮火，造成人心慌慌，紛紛向城外逃跑。軍政府有人傳言，說朱芾皇來鄂所攜汪精衛函是假的，和議無望，于是人心潰亂。軍政府机關人員亦開始逃散。那編制部長湯化龍逃往上海，理財部長胡瑞霖則托名赴滬募公債，挾多金以走，正副外交部長胡瑛、王正廷則詭稱到漢口辦理外交而去。甘績熙也感到确有危險，遂与張振武、劉公等人商量道：“炮太厲害，都督欲出城，我輩宜許之。万一都督有故，我輩之罪大矣。” 劉公、張振武同意甘績熙意見，准備了一頂小轎，派親隨10余人和衛兵兩隊，令其護送黎元洪出賓陽門，逃至离城8里的洪山。但黎元洪出城后便逃到离城90里的葛店。 黎元洪出走之時，武昌百姓甚為惊慌，旋即擁擠出城，擠死婦孺甚多，慘不堪言。而兵士等見黎出走，亦相率逃竄，大有瓦解之勢。 代理戰時總司令的蔣翊武和參謀長吳兆麟正在青山，兩人巡視防線，遙見城內起火，立即騎馬赶回，得知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忙派參謀甘績熙、吳兆鯉、謝洪濤3人，攜帶蔣翊武手書，騎馬速往葛店，請黎元洪轉回洪山，以資鎮懾而維軍心。他們3人來到葛店，天已逐漸黑下來，黎元洪已然歇息。甘等向黎說明武昌城內軍民慌亂情形，拿出蔣翊武手書，堅請黎回洪山，黎元洪不听，于是甘績熙3人商議，決定甘、謝在葛店監視，吳兆鯉回洪山報告。 袁世凱并不想立即占領武昌，因為清朝尚未垮台，他還需要“養敵”自重，以為政治發達之具，由他統一全國。于是他与英國公使朱爾典商定停戰條款，朱爾典電致英國駐漢口代理領事葛福，要他派人持停戰條款渡江來武昌洪山總司令部，与孫武、蔣翊武、吳兆麟等接洽，表示英國領事聯合各國領事，提議停戰3天，只要雙方在停戰條款上蓋印，即可停戰。 葛福即派英人、万國商會會長盤恩，由湖北軍政府顧問孫發緒陪同去武昌找吳兆麟。盤恩對吳道：“民軍自起義以來，极為文明，秋毫無犯，我輩英國人頗表同情。現在我們英國領事見武昌城天天受炮擊，城內百姓甚念凄慘，故此聯合各國領事，与清軍商議，暫且停戰3日。現在清軍已表同情。我特來武昌見黎都督，請都督認可，將我帶來公文蓋印，然后送至清軍蓋印，即可停戰。” 吳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帶走，便問可否蓋用總司令官印信。盤恩回道：“我在漢口已說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為是。” 吳兆麟便囑辦飯款待盤恩，請總司令蔣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孫發緒商議，都督印在葛店，一時亦來不及，不如照樣刻一個印蓋了完事。孫發緒深以為然。于是吳兆麟即電話軍務部孫武：“請速令刻字工人照樣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盤恩飯畢，即來軍務部蓋印。” 孫武聞停戰3日，欣慰之至，當派高楚歡督令城內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樣速刻。約一時許，電告已刻完好。那盤恩飯畢。吳兆麟即備肩輿數乘，遂謂盤恩曰：“都督印在城內軍務部，請乘轎往軍務部蓋印可也。”于是盤恩和吳兆麟、孫發緒同到軍務部蓋印后，當晚渡江回漢口。 吳兆鯉由葛店赶來，向蔣翊武、吳兆麟等報告黎元洪在葛店堅不肯回城之事。蔣、吳又派2人隨吳兆鯉仍返回葛店，攜帶蔣、吳2人手書，并手抄停戰條件送呈黎元洪，要他們轉告黎元洪：“停戰后，武昌即轉危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辦理不可。” 黎元洪聞已停戰，喜出望外，答應回劉家祠。他在吳兆麟派出的馬隊迎護下，轉回洪山附近的劉氏祠堂。次日又遷入武昌城內，將縣華林高等小學舊址改為都督府。 湖北軍政府并沒有去認真分析全國和武漢的有利形勢，各省的起義和獨立，都朝著有利于革命的方向發展，漢陽雖然失守，但海軍仍在民軍手中，可以回擊清軍。他們也沒有看清袁世凱的竊國陰謀，以及“和談”圈套。漢陽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對袁世凱表示妥協。 在黎元洪的導引下，湖北軍政府已不惜背棄革命党“創立民國”的原則，准備接受現行君主立憲的体制，向袁世凱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認為黎元洪之忠誠可疑，因此堅決反對他与清朝代表協商的任何協議。接著南京光复，革命軍士气高昂，全國民心振奮，各省援鄂軍隊陸續到達，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至連黎的最忠誠的學生、參謀長吳兆麟，對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為也予嚴厲批評，總監察劉公、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甚至主張對黎通電劾之，因吳兆麟、蔡濟民等勸阻，方才作罷。 黎元洪羞澀尷尬，不敢再公開附和君主立憲的調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報館發表呼吁的方式聲明：廣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聯合起來，堅決反對保留皇朝，他贊成共和，收回他在漢陽失守后明确表示過的接受君主立憲的主張。 但是，黎元洪對革命党人的態度，因為袁世凱和帝國主義對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議和的過程中變得生硬起來。英國人送停戰條款給軍政府時，一定要“面謁黎都督”，吳兆麟問可否加蓋代理總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便有恃無恐，表現出一种急轉直下的驕傲態度，對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當甘績熙等問他何以逃离武昌，請他不要輕听人言，隨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績熙： “你青年人屢次說激烈話，實屬不成事体。大家舉我為都督，就要服從，勿得任意說不道德之言。” 黎元洪一步步地脫离革命，倒向袁世凱那邊。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現在南北停戰，應派員討論大局，著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托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欽此。” 袁世凱奉旨后，委任唐紹儀為全權大臣總代表，嚴修、楊士琦為代表，汪精衛、魏宸組、楊度為參贊，并以在京每省1人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隸劉若曾、山東周自齊、山西渠本翹、陝西于邦華、江蘇許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孫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張國淦、湖南鄭沅、四川傅增湘、福建嚴复、廣東馮耿光等。袁世凱約代表們談話，道： “君主制度，万万不可變更，本人世受國恩，不幸局勢如此，更當捐軀圖報，只有維持君憲到底，不知其他。” 袁世凱反复推論至數十分鐘，語极沉痛。有些代表以為袁要堅持君主立憲制度，喜形于色，殊為瞢瞢。 唐紹儀等便乘車南下，准備在漢口同南方代表開議。 南方11省軍政府的代表組成代表團，公舉伍廷芳為南方議和總代表。伍廷芳字文爵，號秩庸，廣東新會人，生于新加坡。留學于英國，后回香港擔任律師，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議員。1896年被清廷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1902年回國，先后任修訂法律大臣、會辦商務大臣、外務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1907年再赴駐美國、墨西哥、秘魯和古巴公使。武昌起義后，宣布贊成共和，并与陳其美、張謇等在上海發起組織“共和統一會。” 由于漢口陷入北洋軍之手，伍廷芳致電黎元洪，告訴他們不能到漢口談判，請轉告唐紹儀等來上海開議。唐紹儀等從漢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們同行。 袁世凱的議和，不過是他准備攫取全國最高權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議和的同時，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獨立的山西、陝西兩省發動猛攻，力圖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凱命毅軍統領、總兵趙倜率部攻占陝西門戶潼關，革命軍張鈁、劉鎮華部退華州。次日，北洋第3鎮統制曹錕、協統盧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門戶娘子關。這自然激起革命党人极大的憤慨。 雙方代表的第一次會議，伍廷芳便提出：“今日來開議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決，雙方定約于19日起，一律停戰，而日來迭接山西、陝西、安徽、山東等處報告，知清軍已入境攻戰。似此違約，何能議和？故今所當先解者，須請貴代表電致袁內閣，飭令各處一律停戰。得确實承諾回電后，始可開議。” 唐紹儀立刻推托說是革命軍先行開仗。 伍廷芳道：“誰先開仗，雖費調查，惟有一辦法：凡停戰期間違約進占之地點，應飭清軍先行退還，如娘子關、潼關等處，是最著者，此外地點，應悉退出，應符初意。” 經過激烈爭論，最后決定由雙方總代表致電各方實行停戰。 南北會談，逐漸被袁世凱操縱。唐紹儀南下前，袁世凱就面囑他到上海后，先晤張謇探其意旨。張謇早已被袁世凱拉攏。唐紹儀第一次晤張謇，先代袁世凱致殷拳之意，并詢問整個局面，應如何措理，愿听張的指示。唐紹儀露出口風： 若推舉袁世凱為總統，則清室退位，不成問題。 張謇回道：“所謂南北議和者，依照現在形勢，乃是袁項城与同盟會要人之談判；与蘇、浙兩省，并無多大關系。蘇、浙之獨立，乃被動而非主動，目的只在不遭戰爭。尤其是蘇省各地軍隊复雜，號稱都督者有8人之多，若不擁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對于項城根本無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蘇、浙兩省人民貢獻意見，而不能保證同盟會之必能听從。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 唐紹儀听后，道：“先生所說，開門見山。我當听從指示，盡力為之。” 唐紹儀在上海同北京的郵傳部次長梁士詒密電聯系，梁士詒實際上是袁世凱的秘書長。 唐紹儀收到北京來的密電，有時只讓兩三個北方的代表看看。北方的代表人數很多，但他們都成了局外人。唐紹儀看過電報，并不去同伍廷芳商量，而是去找趙鳳昌和張謇。伍廷芳名義上是南方總代表，實際上作不出什么決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見、能當事決斷的倒是張謇和趙鳳昌。 趙鳳昌与張謇交情篤厚。張謇曾推荐趙到滬舉辦洋務，接触江浙兩省的時人很多。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以及南方其他几個都督，同趙鳳昌都有交情。張謇是提倡實業救國的新人物。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陳其美等對張謇不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視。他們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請教于張，而張謇往往趨而謀于趙鳳昌。因趙長年病足，不能下樓，大家就常常到上海南陽路私邸惜陰堂趙鳳昌家里去會見或開會。在和議的過程中，程德全、湯壽潛、張謇、汪精衛、陳其美等，每星期總要有1、2天在趙家聚會。趙成了眾望所歸、洞悉全盤局勢的南方策士。唐紹儀几乎天天同趙鳳昌通話。 張謇、湯壽潛、程德全原來都是立憲派或比較開明的舊官僚，現在又看到要求實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轉到了獨立省一邊。如果清室能夠退位，實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來受到他們信任的袁世凱掌握最高權力，這正是他們求之已久的。這与袁世凱、唐紹儀自然相當合拍。 但是，南方革命党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持有相當激烈的態度，他們僉以為和議万不可恃，非接續准備進行戰斗不可。這些党人激于義憤，認為流血獨多，拋擲頭顱，犧牲財產，無非為共和代价，以謀同胞無窮幸福，倘功虧一簣，決不甘心。那上海革命党人追悼革命先烈，蒞會者不下万人，有女子軍事團，捧誦誄詞，聲淚俱下。士女演說，無不痛憾袁內閣以漢殺漢，此次議和，務先杜絕君主，誓達共和目的，以慰諸先烈在天之靈。人心感動，勢力為之一振。又有廣東北伐隊3000人抵滬，主張激烈，認為那袁世凱一面議和，一面進攻秦、晉；指民軍為土匪，進兵皖北，為遠交近攻之計，其居心險詐，決無誠心。各報紙宣傳尤烈：吾宁亡國亡种，絕對不認君主政体，有背此主義者，吾党當以頸血濺之。 對于革命党人的反抗，袁世凱早已預料，他除了拉攏并利用汪精衛之外，又通過各种渠道与黃興溝通。袁世凱派北京紅十字會會長夏浚貽和陸軍小學堂總辦廖宇春來到上海，通過南京選鋒隊聯隊長朱葆誠的介紹，找到同黃興關系比較密切的蘇軍總參謀長顧忠琛和元帥府秘書官俞仲還等人，經過深談后，顧忠琛表示：“二君之希望和平，關系大体，深可欽佩，安得項城亦同此心理。總之，項城贊成共和則中國存，項城保持君主則中國亡。存亡中國之權，悉系于項城之手。項城而以保皇為重也，必出于戰，項城而以保國為重也，須歸于和。和戰之机，實惟項城操之。現在反正者十余省，聯軍北伐者數十万，決無屈服君主問題之理，項城果能顛覆清廷，為民造福，則大總統一席，南軍愿以相屬。” 夏浚貽直截了當說道：“項城只可居于被動地位，其主動須由北軍將士合力行之。所幸北軍中人，近來贊成共和，頗不乏人。顧不能無所疑慮者，正恐南軍所舉總統為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將來即難免于沖突，是以觀望不前，苟公推項城，吾知天与人歸，北軍定當樂于從事，特遲延非計，應速請廖君宇春北旋，密為運動，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則大事諧矣。” 顧忠琛等說：“吾党欲公舉項城，正苦無階，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國無窮之福也。” 廖宇春不放心，便提出：“吾輩私相計議，恐不足以取信于人，倘得黃元帥与程都督之同意，頒一紙證書，以為憑信，并訂立草約，攜之以歸，則進言較易，而實行可期。” 兩日后，顧忠琛与廖宇春等再次會面。顧忠琛道：“黃元帥与程都督均极贊成廖君之手續，可以保全中國，并可以消釋兩軍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帥且云：前次各省推舉某為臨時總統，某所以堅辭不受者，正虛此席以待項城耳。” 顧忠琛即將黃興給廖宇春的委任狀交付。雙方議定的條約是：确定共和政体，袁若能先推翻清廷，便舉袁世凱為大總統，优待清室；南北滿漢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优待，并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同時組織臨時會議，恢复各省秩序。 廖宇春、顧忠琛彼此在條約上簽名畫押，互換，欣然而別。 黃興也認為袁世凱是一個奸黠狡詐、敢作敢為的人。但由于沒有足夠的力量与袁世凱抗衡，對袁世凱的武力恫嚇又存有相當大的恐懼，便以滿足袁世凱的欲望，使袁對清室無所顧惜，從而實現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標。否則，他怕袁世凱像曾國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國搞垮那樣，來搞垮革命。只要袁世凱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河山奉還漢族，給他一個民選的總統，任期不過數年，可使戰爭早停，人民早過太平日子，豈不甚好！ 由于黃興有這些美好的愿望和設想，他在武漢督師時，就曾寫信給袁世凱，表示只要袁世凱能使清室退位，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袁為拿破侖、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局亦無不拱手听命。他的這种幼稚的想法，必然給革命帶來悲劇。 這幕后的活動，已把南北議和的基調定了下來。第二次議和會議，唐紹儀道：“共和立憲，我等由北京來者無反對之意。” 伍廷芳曰：“甚善。” 唐紹義接著說：“但此為同胞之事，今日若無清廷，即可實行，則我等欲為共和立憲，必須完全無缺之共和立憲，方為妥善。黃興有電致袁內閣云：若能贊成共和，必可舉為總統。此電由汪君轉楊度代達袁氏，袁氏謂此事我不能為，應讓黃興為之。是袁氏亦贊成，不過不能出口耳。共和立憲，万眾一心，我等漢人無不贊成。不過宜籌一善法，使和平解決，免致清廷橫生阻力。” 伍廷芳一再追問：袁氏宗旨如何？對于民主共和之宗旨如何？ 唐紹儀先以“和平解決”四字回之，后在伍氏追問下，才亮出底牌：“昨夜見黃興，當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擬一折，請國民大會決定君主民主問題，服從多數之取決，清廷不允。現時我尚持此宗旨，蓋此辦法，對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軍隊必如此乃可解散。開國會之后，必為民主，而又和平解決，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轉移，軍隊易于收束，竊以為和平解決之法，無逾于此也。” 唐紹儀与袁世凱利用空中信道，商定向清廷施加壓力。唐在電致袁世凱，請代奏清廷的奏議中說：“民軍代表伍廷芳堅稱，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為目的。” 隆裕太后果頒發懿旨：“予惟我國今日于君主立憲、共和立憲二者以何為宜？此為對內對外實際利害問題，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專決，自應召集臨時國會，付之公決。著內閣即以此意電令唐紹儀轉告民軍代表，預為宣示。一面由內閣迅速將選舉法妥擬，協定施行，克期召集國會。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罷兵。” 袁世凱的計謀，著著得手。 第二次議和會議之后，又開了第三、四、五次會議，商定了召集國民會議的具体辦法，以及國民會議地點等具体問題。 不料，袁世凱突然電告唐紹儀：“會議各名稱，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簽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須聲明及礙難實行各節。” 唐紹儀只得電請辭職。 袁世凱隨即電告伍廷芳，稱唐紹儀一再來電請辭代表之任，已請旨准其辭任，今后應商事件，由伍直接同我往返電商。 袁世凱這樣做，是因為他得知孫中山從歐洲抵達香港，廣東都督胡漢民前往迎接，孫中山偕胡漢民由港至滬。又有在南京的17省代表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盡管孫中山打電報給袁世凱，他只是暫時擔任組織政府之責，望袁早定大計。但素性多疑的袁世凱并不放心，生怕孫中山早先一步擔任臨時大總統，万一后來不愿拱手相讓，他豈非落了個空？于是，袁世凱便用非常手段，推倒唐紹儀秉承他的意旨同南方所達成的協議，為自己下一步行動留下可進可退的余地，使形勢繼續朝著他所期望的方向發展。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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