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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江西王”斗法


  袁世凱在1913年6月14日下令撤免胡漢民廣東都督兼民政長職務,調充所調“西藏布政使”,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陳昭常為民政長。如何回答袁世凱這一公開挑戰,軍政府內部意見分歧。朱執信向胡、陳獻策說:“此時欲討袁必先簡選革命之勁旅,今在粵之第1師為鐘鼎基,第2師為蘇慎初,第1兵中無革命党人,第2師之中雖有而不多。今若新編革命軍1師,則第2師當然可互相提攜,第1師亦不敢有所變化,此上策也;其次則余辭去一切名義中之職務,專選优秀同志在粵軍各軍中宣傳革命之理論与討袁之大義,以堅將士討袁之心,此又一策也。”
  陳炯明曾高唱“軍人不党”,使國民党在大難當頭之時,卻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朱執信所獻二策,都有“亡羊補牢”的深意,但陳炯明听不進去,不予采納。胡漢民則無實權在手,茫然失措,灰心喪气。有人向胡建議,要求袁世凱收回成命,但胡已喪失斗爭信心,去志甚堅,終于在6月20日棄職赴港。臨行前,他不無沮喪地對陳炯明表示:他到上海后,將与葉夏聲等人組織報館,決不再入政界。
  袁世凱以陳炯明取代胡漢民,其用心十分陰險毒辣,不但加劇了胡、陳之爭,而且以都督為誘餌,將陳炯明收為己用。如果陳炯明不俯首听命,袁世凱則以龍濟光為廣東護軍使,分割廣東軍政大權;以陳昭常為廣東民政長,分割民政大權。軍政、民政大權旁落他人之手,“都督”也就徒具虛名了,陳炯明在龍濟光、陳昭常的牽制之下,無所作為。袁世凱如此煞費苦心,其目的就在于控制陳炯明,進而控制廣東全省,斬斷國民党的退路。
  廣東遠离全國政治中心,袁世凱對它鞭長莫及,只能實行間接控制。而國民党在廣東卻有深厚基礎,所以廣東可以成為武力討袁的根据地。孫中山等決定武力討袁,對廣東自然特別重視。胡漢民被免職后,孫中山和黃興力促陳炯明立即就職,保住廣東這塊地盤,以便据以反袁。但陳炯明始以“內部不一致,兵力還薄弱”為借口,拒絕參与。孫中山親自去澳門,約陳炯明在軍艦上會面,促陳“四省獨立,廣東同時宣布”。
  陳炯明對都督職位早就夢寐以求,但此時接任,卻面臨兩种選擇:或者按照孫中山的意圖,實行武力反袁,這就會招致袁世凱的軍事鎮壓;或者不反袁,國民党人必不容他。因此,陳炯明煞費躊躇,舉棋不定。
  陳炯明舉棋不定,引起同志們的疑慮。黃興從上海一連發給陳炯明3個電報,請“接任都督,宣布獨立討袁”;希望他“聯合討袁,切勿再延”;最后一電更憤然指出:“再不接任都督,獨立討袁,党人將不能相諒。”
  袁世凱也逼著陳炯明表態,他通過他的秘書長梁士詒向陳炯明遞交“最后通牒”,脅稱:如果3天內不就職,一周之后,將改派龍濟光接任。袁世凱的部隊已大舉南下,江西、安徽、江蘇奮起討袁已如箭在弦上,形勢非常迫人。陳炯明至此已別無選擇,只好于7月8日宣布正式就職。
  陳炯明不甘心听任袁世凱擺布,讓袁世凱的親信龍濟光等人架空自己。他在就職前向袁世凱提出,不得任命政府私人為粵省護軍使及民政長,從中牽制一切。就職后,又一次要求袁世凱取消護軍使的設置,從而壟斷廣東兵權。在陳炯明授意下,廣東掀起一股拒陳風潮,嚇得袁世凱派來的民政長陳昭常不敢南下。陳炯明趁机向袁世凱提出“暫時”兼任廣東民政長,以10個月為限。袁世凱無奈,只好默認。于是袁世凱利用龍濟光、陳昭常架空陳炯明的計划落空。
  陳炯明就任都督后,并未下定決心討袁。他在給孫中山的電報中,仍然堅持己見:“廣東兵力單薄,不能首先發難。”他還致電袁世凱政府,希望調停“北贛兩軍沖突”,“使贛軍曉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鋌而走險,貽患大局。”
  江西李烈鈞反袁態度最為堅決。江西軍隊號稱2師1旅。5月中旬,當袁世凱的北洋軍第6師進駐興國、蘄春、田家鎮一線,隨時准備向江西進攻時,李烈鈞毫不示弱,立即在湖口、九江沿長江一線加強戰備,將所屬第1師、第2師及炮兵團、護衛軍盡數開往九江、湖口、馬當、關城、德安、沙河、江北瑞昌、武穴等處,沿長江布防,准備隨時迎擊袁軍南犯。并斷然拒絕袁世凱通過黎元洪要他“洁身引退,舉賢自代”的勸告。李烈鈞的態度雖很堅定,但江西1省畢竟兵力單薄,在缺乏其他各省配合的情況下,李的處境不免孤立。
  李烈鈞与袁世凱發生尖銳沖突是在江西民政長問題引起的。李烈鈞是最早堅決反對“軍民分治”的,自然被袁世凱視作眼中釘。他更針對袁世凱的“中央集權”,提出“地方集權”的口號。李烈鈞的“地方集權”得到國民党人的支持,國民党人馬君武稱李為本党主張的第一賢豪。袁世凱更加憤恨李烈鈞。
  共和党曾拉攏李烈鈞入党,舉李為共和党江西支部長,李辭不就,引起共和党人不滿。后來共和党人在江西活動,同李烈鈞的江西都督府不斷發生矛盾。李烈鈞為了加強在江西的政權建設,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實行了革命的專政。諸如在禁煙、國民捐和籌餉等問題上,都采取了嚴厲的手段來對付當地豪紳。這更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憤怒,把他稱為“江西王”,并從各方面幫助袁世凱鏟除李烈鈞。
  1912年12月10日,在袁世凱指使下,由原江西第3旅旅長余鶴松在南昌發動兵變。余原為李烈鈞的同學,和李關系甚好,由于李將余部編入其他軍隊,委余為省府顧問,余心不愿,遂跑到北京謁袁,辭令之間,對李頗露不滿。袁知可利用,遂給以咨議名義,月支300元叫他到贛便宜行事,只要能夠倒李,就任他為江西都督。于是,余返回南昌運動舊部,策動兵變。
  在兵變發生前,李烈鈞曾考慮緩和他同袁世凱之間的矛盾,推荐前清候補道、署理江西按察使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汪曾任前清武備學堂總監,与李烈鈞有師生之誼。李派人同汪聯系,汪表示同意。但這本是李的一种考慮,并未正式提出。
  兵變發生后,李烈鈞迫于形勢,致電袁世凱,對兵變引咎自責,又在都督府會議上決定實行軍民分治,并向袁世凱推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
  李烈鈞請簡民政長的電報剛剛發出4個小時,就接到了袁世凱發布任命汪瑞闓為江西民政長的命令。這种怪現象不能不引起李烈鈞的怀疑。他本來是反對軍民分治最積极的人,只是由于兵變的壓力,才不得已把不久前設想讓汪瑞闓出任民政長一事正式提出。袁世凱這么异常任命汪瑞闓為民政長,袁、汪是否勾結?李本打算給汪以民政長虛職,如果袁、汪勾結起來,對李十分不利。
  實際情況是:汪認為李既叫他任省長,江西方面已不成問題。惟聞袁和李极不睦,專憑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當,豈不更好。遂進京謁袁,述李荐他為省長固然好,但甚愿謂大總統徑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這不是表示中國更統一么!
  袁見汪主動上門,正可借他來牽制李,所以在李請簡汪任民政長的電報后,立即給予任命。這時,李烈鈞才發現自己上了大當,但事已無可奈何,只好暗中布置抵制。
  在李烈鈞策動下,江西廣饒協會等團体紛紛發表通電,歷數汪瑞闓在前清時的种种劣跡,對他出任民政長表示极力反對,誓不承認。國民党江西支部則以“省長簡任須經民選”等理由,要求袁將簡任民政長之成命收回。
  袁世凱態度十分強硬,通令聲稱:“民政長一職由國家設置,汪瑞闓到任后能否任職,國家自有法令,功過原無所逃,該協會等种种指陳,無論虛實,既有溯及既往之談,尤屬党同伐异之見。至于所稱誓不承認一語,查任官依照約法并無須某會承認之條,似此未免弁髦約法。”袁飭李烈鈞“傳知該協會等,嗣后務遵法律,各守范圍,勿得自滋紛扰。”
  江瑞闓由于有袁世凱撐腰,有恃無恐,便乘船到南昌上任,受到共和党人和當時共和党人占优勢的江西省議會的歡迎。李烈鈞表面上也表示歡迎,隆重接待,并在都督府政務會議上,表示將貫徹軍民分治,但暗中則積极布置驅汪。
  南昌軍警兩界數千人召開拒汪大會,有人提出武力驅汪,也有人主張“舉代表告汪,速离省城,否則人民激于義憤而有暴動,我兩界難負保護之責。”汪瑞闓即逃离行館,于第二天函告李烈鈞,聲稱赴滬就醫。同時致電袁世凱,稱病辭職。李烈鈞表面派人挽留,汪在當天下午乘船离南昌,經九江,前往武漢。
  袁世凱電准給汪病假20天,責令李烈鈞從速籌划分治事宜,敦促汪民政長迅行調治,刻期赴任,以專責成而清權限,毋再延緩。李烈鈞复電,表示將接受軍民分治,但又說:“烈鈞承乏江右,本由省議會所公舉,大總統所任命,重以鄉梓義務,未敢告勞。現在正式議會形將成立,于此數月內,擬即勉為其難,于軍民要政擔任完全責任。一俟正式國會、省議會成立后,即當呈請大總統分別簡任賢能,以期共臻郅治。”
  他在這份電報中,實際上拒絕讓汪瑞闓返任。
  汪瑞闓被逐后,共和党人開展了更加猛烈的反對李烈鈞的活動。共和党人派人在潯游說各界,逐日集議主張推翻李督,派謝熊赴漢聯絡汪瑞闓同謀進行。共和党人發動江西各團体以“李烈鈞違法殃民”聯合赴京請愿,并公布李烈鈞的14條“罪狀”。是時謠言四起,人心恐惶。輿論哄傳有中央派兵送民政長重行至贛之說,又有派張勳或岑春渲為鎮守使之說,形勢頗為緊張。
  此時恰好李烈鈞從日本先前訂購的步槍700支、子彈300万發,由英國商船運抵九江。袁世凱得到這個消息后,立刻命令參謀部和陸軍部以這批軍火未經陸軍部批准為由,密令此時已投靠袁世凱的九江鎮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克安扣留這批軍火后,又害怕李烈鈞以強硬手段進行報复,便致電陳宦、段祺瑞,要求調張勳部和海軍兵艦到九江一帶接濟。不久,就傳出從下游來軍艦8艘停泊九江,2艘停泊湖口,張怀芝將來江西鎮撫的消息。
  李烈鈞通電陸、參二部,說明這批軍火是經過合法手續的,要求發還。段祺瑞复電,詐稱“此項槍彈已分給各水兵師軍隊”,拒絕李的要求。李當即通電再次堅決要求發還。
  黎元洪的暗探程守箴、鄧漢祥將在南昌了解的情況報告給黎,黎便向陸軍部密報:“贛省刻下群情憤激,對于中央頗起惡感的原因,在于李督以中央之防贛省,几如寇敵,人情覺不能忍。”他主張陸軍部將所扣軍火放行,并說:“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區區軍火,亦何濟事!竊視李督似非甘冒大不韙者。”至于所傳中央有派張勳或岑春渲任江西鎮撫之說,他主張“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則請設法和解”。
  海軍楚謙艦奉命提取槍械,贛軍蔡銳霆部屯扎岸上,聲言如敢裝運,立即開炮還擊。雙方劍拔弩張,沖突一触即發。此時,黎元洪發的調解贛事通電到達,戈克安派人登艦請楚謙艦長王克熊上岸協商,由于王克熊電陸軍部:“查潯、贛各有軍隊保護軍火,內地毗連租界,若果強取,必動武力,實与大局有關。因此未敢妄動,听候中央和平了結。”
  李烈鈞的強硬立場,使袁世凱終于不敢強行提取這批軍火。
  黎元洪提出的調解條件是:發還軍火,以平贛人之疑慮;迎回汪民政長,懲辦生事之人,以重政府之威信,黎元洪想以政府放行軍械的微小讓步,來換取李烈鈞對汪端闓回任民政長的同意,這自然對袁有利。
  李烈鈞通電拒絕了黎元洪所提出的撤兵、迎汪、懲凶三個條件,理由是:“湖口設局征兵,屬永久計划,汪公未來之前。即已實行;反對民政長屬于輿論,确非少數人民意思;汪公當日去贛,并無個人脅迫之行為,即無從根究。”李烈鈞憤然表示:“烈鈞奔走國事將近10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見容于滿清者,今共和告成,轉不能見信于民國政府。”
  黎元洪調解未成,袁世凱不再讓步,他發出通電,堅持“由都督、議會公派代表迎汪民政長蒞職”,并強硬表示:“苟反乎此,則國法具在,斷不敢博寬大之名,貽分裂之禍。”李烈鈞也不退讓,他多方布置,志极堅定。
  正當李烈鈞同袁世凱矛盾日趨尖銳的時候,江西省共和党籍參議員郭同等串通民主党人,用江西臨時省議會、教育總會、商務總會、共和党、民主党5團体的名義,在漢口密電袁世凱,要求袁“迅派鎮撫使率兵蒞贛協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共和党人梅光遠也以江西公會名義,由上海致電袁世凱,要求袁“迅派威望素著大員為鎮撫使,偕民政長蒞省慰眾庶之渴怀,宣中央之威信,正綱紀而戢奸謀。”
  郭同等在漢口用5團体名義發給袁世凱的那份要求武力解決江西問題的密電,被李烈鈞派駐北京的俞應麓所探獲,乃撮抄原電告李烈鈞,請其飭各机關速電中央解釋。于是,李烈鈞乃將俞電油印數函分發省議會及各公團,附以最猛厲之辭,要求各團体自行再電中央取消前電。于是,江西各團体紛紛通電指責郭同的捏名竊發的行為。江西凡有血气者,聞請派鎮撫使帶兵來贛之電,莫不怒發沖冠。而商務總會、教育總會各公團被盜名尤屬無辜受屈,經詳細調查,确系郭同所為,是可忍,孰不可忍。江西教育總會、商船總會、工商勇進會、鐵道協會、國民會、社會党等10余團体,亦通電聲明:“此次贛省反對汪瑞闓實出于各界公憤,并非一二怀私報怨者之所為,且非以中央簡民政長而反對,實反對汪瑞闓不能任民政長,同人等宁可犧牲性命而決不能听汪瑞闓貽害江西。”
  南昌各團体召開江西公民聯合會大會,反對汪瑞闓返贛及中央違法頒布省官制,有數千人參加大會。會議通電各省:“吾贛自不認汪瑞闓為民政長以來,一二怀私挾怨之不肖贛人,如郭同、李國珍、梅光遠等,在京滬間散布謠言,构成疑竇,遂致外間騰喧沸之聲,內部兆恐惶之象。而陸軍部扣留江西軍械,海軍部派赴九江兵艦之事,亦因之前后發生。同人等竊為此懼。……而又适值臨時省會已停,正式省會未立,机關不備,維系無人,愛于本月三號,集會全省各界,各公團并請李都督暨各司長蒞臨開聯合大會。當經議決,凡屬贛省大事,對內、對外代表,暫以本會為總机關。除電請袁大總統將江西民政長汪瑞闓成命收回,并祈命陸海軍部擲還軍械,退去兵艦,暨電請參議院提出質問外,尤不能不環告同胞。……再前月八號,大總統乘參議院休會期中,擅以命令頒布省制,以及各种文武官制,顯系出于專制,實有背于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爭,則約法几等弁髦,民國將成泡影,履霜堅冰,宜防其漸。伏冀共表同情,感伸公論,以維政体而鞏民權。幸甚!”
  這份通電發出后,政治上擁袁的云、貴、川、桂四省都督,蔡鍔、唐繼堯、胡景伊、陸榮廷聯名發出聲討“陰謀竊割”的通電,其電說:“近聞有奸宄之徒,陰謀竊割,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締造方新,豈堪再有破坏?万一見諸事實,則扰亂治安,即為國民公敵。吾輩責任所在,惟有盡力所能,聲罪致討,必不令奸謀得逞,致蹈危亡!”矛頭直指李烈鈞。
  共和党籍參議員郭同、李國珍、陳國祥、籍忠寅等24人,在參議院向袁世凱政府提出質問書,列舉李烈鈞武力驅汪、越權調動軍隊、擅自擴大軍隊編制、下令征兵、私購軍火等5大罪狀,質問袁世凱政府為什么“任其帝制自雄,不加懲究”。旅居京、滬的江西籍共和党人梅光遠、吳宗慈、陳三立、謝遠涵等則聯名通電,宣告李烈鈞“罪狀”,“痛陳李烈鈞禍贛之實情。”一時,聲討李烈鈞之聲,甚囂塵上。
  袁世凱看到他不僅有共和党、民主党,而且有掌握實際軍政權力的西南4省都督的支持,气焰更加囂張。他閱4都督聲討電,益形憤慨,當即擬一長電,他致4都督及各省長官,表示“本大總統若再曲予优容,非惟辜負眾望,實亦矛盾初衷,惟有犧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綿力,殄此么魔。”接著,國務院傳出大總統以除暴安良為天職的通電,表示“一息尚存,總以除暴安良為天職”,擺出一副即將出兵鎮壓的架勢。
  李烈鈞面對袁世凱和擁袁勢力,堅決進行反擊。他用“江西全省公民聯合會”名義發出通電,指責袁世凱簡放汪瑞闓為民政長,是既無擇賢之哲,又無体察民意之誠,不知共和國政府以人民為主。指責旅京、滬的江西紳耆的通電攻訐,是一小撮奸佞僻拗之人貪個人私利置地方于不顧,顛倒黑白,吹毛求疵,适于江西大多數人民公意相反;批評袁世凱扣留軍械,派軍艦駐扎九江等种种不當行為。李烈鈞在軍事上則加強吳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帶的布置,嚴密監視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長江中的軍艦對峙,形勢日趨嚴重。
  在這种情況下,程德全、柏文蔚、朱瑞、黃興、譚延闓等紛紛出面調解,主張和平解決。這時袁世凱鑒于正值召開正式國會,選舉大總統的前夕,而且還沒有得到銀行團的“善后大借款”,發動內戰的時机尚不成熟,于是委任隸籍國民党并同南方軍人有關系的王芝祥為鎮撫使兼理江西都督,准備調李烈鈞入京。但王芝祥立即識破袁世凱挑動國民党人內訌的陰謀,便以“不宜純用手段,反啟紛爭”為由,拒絕上任。袁只得改派王芝祥為“查辦使”,南下查辦江西事件。
  王芝祥离京南下的消息傳出后,共和党人認為王是國民党人,必然偏向李烈鈞,群起而反之。袁世凱看到共和党對王芝祥赴贛有所誤會,赶忙電告共和党理事長黎元洪說:“鐵珊(王芝祥字)此行不啻代表鄙人与贛中人士握手,掬誠相見,該省人民或不知中央之用意,不免又生誤會,請貴處速派人員,前往開示此意,以釋贛人之疑慮。”共和党人反對王芝祥到江西的活動方才停止。
  袁世凱又派耿毅作為王芝祥的副手。耿是革命党人,曾任同盟會廣西支部長。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后,耿到北京在總統府任職。袁見耿同南方軍人關系較多,准備加以收買利用,耿虛与委蛇。耿同李烈均關系素來密切,就利用王藝祥赴江西前先到上海會晤黃興的時机,先王芝祥到南昌,同李烈鈞密議對付袁世凱的策略。
  王芝祥到南昌后當即表示:“汪民政長決不再來,將來由李督兼署或另簡人,此時未能預定。軍械扣留案,陸軍部囑兄弟看江西槍彈是否足用,是用則歸中央,不足則發還江西。
  此案政府已表示退讓之意,當不難了結。”
  袁世凱發布了如數發還所扣江西軍火和任命趙從蕃任江西民政長的命令。李烈鈞通電表示歡迎。袁世凱退讓,除因發動內戰時机尚未成熟外,英商向袁氏政府行索取“耽延賠償費”,每天索价200兩,從1913年1月28日算起,這使袁政府在經濟上有頗大壓力。因此,袁世凱令王芝祥解決贛事,“迅則妙”。
  李烈鈞并未就此罷休,江西省議會換屆,使李烈鈞在江西的處境改善,換屆后的省議會不再是共和党人占优勢,因此,省議會在李烈鈞的支持和策划下,發出通電說:
    本會前不承認汪民政長,純為恪守約法起見。文電改委趙從蕃署江西民政長,竊地方官制未經參議院通過,民政長一職,在法律上無委署之依据,況正式國會成立在即,此次官制當俟議決踐行。若于約法有效時期驟事變更,無論改委何人,贛民抵死不能承認。本會為人民代表,斷難緘默。伏乞收回成命,以維約法而順輿情。
  省議會拒趙,袁世凱极為惱怒,立即致電黎元洪指責江西省議會“蔑視約法,莫此為甚”,揚言“該省會苟能幡然省誤,自可勿庸置議;若仍借端反對,則惟有執法進行,以維大局。”
  江西省議會毫不后退,針對袁電發出通電說:“民政長為大總統命令官制中之一,吾人民既絕對不承認此代法律之命令,即當然不承認此命令官制中之民政長。本省拒汪一案,業經電中央查照,詎中央复簡趙從蕃為贛民政長,命令官制必欲實行,專制進步一日千里。本會不敢冒昧服從,躬為禍首,謹就事實,聊布腹心。”
  李烈鈞在接收了被袁世凱扣留兩個多月的軍械后,立即采取措施驅逐戈克安。他首先以“本省沿江炮台,共計6台,延長百余里,僅設總台官1員,指揮殊多不便”為由,下令改編金雞坡炮台及駐潯上下兩炮台為上三台,委任陳廷訓為上三台總台官。湖口東、西兩炮台及馬當炮台,為下三台,委任陳傳曾為下三台總台官,均歸“本都督直接指揮”。并命令將戈克安所指揮的駐潯第9團編入第1師。這樣就把戈克安作為九江鎮守使的職權完全剝奪了。同時,李烈鈞又命令第1師師長歐陽武,在沙河沒司令部,向九江、湖口一線增兵,准備以武力解決,戈克安一日數電向北京告急。
  王芝祥聞訊從南昌赴到九江調停。袁世凱只好下令:“戈克安著來京面詢事件,其九江鎮守使事務任命王芝祥暫行兼管。附近各軍均歸王芝祥節制調遣。”
  李烈鈞宣布:“現已奉令調戈鎮守使入京,潯事由王上將暫行兼理。地方安宁,人心大定。”李烈鈞与袁世凱的斗爭終于取得胜利。這也是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凱在許多問題上的斗爭,贏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這次胜利,由于李烈鈞有一省作為据點,手中握有一定的武裝力量,立場堅定,并在斗爭中比較講究策略。這是1912年底至1913年4月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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