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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帝制复辟


  國民党被解散,在党議員資格被褫奪,國會被解散。11月26日,袁世凱下令召集政治會議,作為御用的咨詢机關。
  政治會議由80名官吏組成,其中袁世凱指派10人,國務院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這些人大多是舊官僚或者封建名流如楊度、楊士琦等,還有革命党的變節分子,如孫毓筠等,袁世凱命李經羲為政治會議議長。
  熊希齡在解散國民党、解散國會、設立政治會議之后,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被袁世凱拋棄。袁世凱不再需要這個進步党總理和“第一流人才”內閣來供使用和點綴。熊氏內閣僅存在五個月,就壽終正寢。
  袁世凱曾企圖把政治會議直接變為造法工具,但作為咨詢机關的政治會議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便建議袁另組造法机關,定名為“約法會議”。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了約法會議組織條例,約法會議便由此產生。從此,約法會議即本“修正憲法而以拘文牽義為戒”的原則,成為推翻《臨時約法》,重新炮制袁氏獨裁所需新約法的專門机构。
  約法會議組成后,很快按照“隆大總統之權”的原則,一部給袁世凱以獨裁總統權力的《中華民國約法》(又稱“新約法”),在袁的授意下,公布施行。
  袁世凱撤銷了國務院,設立政事堂,選任前清遺臣徐世昌為國務卿。國務卿以下,設左丞、右丞。左丞是楊士琦,右丞是錢能訓。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后,把他的公館搬進中南海居仁堂。總統府、政事堂、統率辦事處都設在中南海。
  袁世凱又成立了參政院,解散政治會議。參政院73個成員,均由袁世凱親自指定。爾后袁世凱又公布了官秩令,把政府官員分為九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都督改稱為將軍,民政長改為巡按使。并且規定各省將軍傳人改用令箭,求見者需遞手本,新任命大員要行覲見禮等等,一切又都恢复了前朝制度。
  約法會議于12月28日又通過新的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改為10年,連任不受限制。總統繼任人由現任總統推荐,人名寫在嘉禾金簡上,藏于金匱石室。選舉總統時,拿出來唱和一下,就算通過。金匱石室設在中南海居仁堂右側。
  經過1914年袁記新約法的公布和實施,特別是修正后的大總統選舉法的公布,使袁無論在事實上和形式上,已成為終身制之獨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凱為了恢复帝制,成立了籌安會。籌安會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大造恢复帝制的輿論。8月下旬,由于籌安會的鼓動,全國已有8個省以“公民代表”名義,向參政院投遞了改革國体的請愿書。9月19日,帝制派頭目梁士詒發起成立了全國請愿聯合會,發動更大聲勢的改革國体請愿。這伙人所鼓吹的“改革”,就是复辟。
  正當袁世凱策划的帝制運動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之際,袁氏營壘中開始有人產生异議。
  一日,袁世凱試探黎元洪道:“近來有許多人要我做皇帝,親家,你看怎樣?這些人當然是胡鬧。”
  黎元洪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親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對得起武昌死難烈士?”
  帝制運動高漲后,楊士琦等帝制派官僚密諫袁世凱道:“中華議改帝國,副總統黎元洪駐瀛台,觀感有礙。”建議令黎遷出南海,袁從其言。于是,袁身邊之人大肆散布“新皇移居內,三海將來須讓歸宣統居住”等語。黎聞言,即以夫人多病,醫囑“須擇幽暢和暖地區居住,庶几病体可以挽回”為由,要求遷出南海。于是,袁世凱花10万元購買東城東厂胡同一座宅院贈黎。此宅為明太監魏忠賢之遺園、清中堂榮祿故第,民國后改為將校俱樂部。黎攜家眷遷于此宅。此后,黎元洪閉戶養痾,有賓客謁見者,概行謝絕,對政事裝聾作啞,不予聞問。外界甚至傳言:“黎副總統欲入佛教會,安心研求經典”。
  在袁世凱的淫威之下,黎元洪裝聾做啞,以為韜晦之術,一以避禍,二作消极抵制。
  10月28日,全國各省開始國体投票,結果全部“贊成”君憲制。黎元洪不得不提出辭副總統、參政院長、參謀總長全部職務。社會上對黎元洪將來的出路作种种猜測,黎元洪也深知自己的處境的危殆,惶惶不可終日。孫武來京謁見時,黎竟与其相抱痛哭。黎元洪還暗中派人到湖北察看,打算購買宅第,准備還鄉隱居。
  袁世凱為了穩定人心,一再籠絡、慰藉黎元洪,在袁的誕辰日前,對百余名官員獎以嘉禾章,唯黎元洪一人獲一等嘉禾章,又揚言在武昌給黎建銅像,以嘉其光复時之功績。還特派內史監阮忠樞及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前去黎府慰留,以國体即有變更,仍請其擔任政務,以濟時艱,決不可遽萌退志。
  袁世凱對心腹大將馮國璋更加施恩惠。袁任命馮國璋為江蘇都督,馮帶著一大幫北洋軍去鎮守南京。袁世凱便把家庭女教師介紹給馮國璋作繼室。
  女教師姓周名砥,字道如,江蘇宜興人士,其父曾任前清內閣學士。周道如自幼隨父入京,畢業于天津女子師范學校,不幸父親早逝,因母親無傍,她便發誓終身事母不嫁,不覺過了韶華年紀,可是家中不裕,又有一幼弟待養,只得給大戶人家當家庭教師,以為養家之策。周道如字寫得好,文章做得好,而且愛讀兵書,与三國時孫夫人相仿佛。袁世凱听了周道如這女才子的名,便派人把她請來當女教頭,教習袁世凱十几個煮不熟熬不爛的女儿,几個年輕的姨太太也乘便求書問字,其中三姨太金氏与周道如要好,朝夕相處,無話不談。一天便說到周道如身事,三姨太笑道:
  “姐姐你雖然30出頭,可看起來亦不過20來歲,又是有紅有白的容顏,為啥甘心辜負了這副美貌一輩子寂寞呢?”
  “以前為了老母親和幼弟,我是不暇問此,如今母親已經過世,我卻也老了,還想什么婚嫁呢?”
  “這話有點不對了,男婚女嫁自古皆然,況且太夫人已經過世,姐姐你孑然一身,將來依靠什么呢?”
  周道如歎息一聲,臉色微紅,便低了頭。三姨太知說中心事,便道:
  “咱倆有如姐妹一般,我當替你留心。”
  金氏便把話轉告袁世凱,袁大笑道:
  “你倒會做好人!”
  袁世凱答應留心,有了合适的便作介紹。但急切沒有對象,便放下了。可巧馮國璋從江蘇都督任上進京述職,在總統府偶然瞥見這白嫩且丰滿的周教師,不覺眼睛盯住了她,袁世凱猛然想起一件妙事,便道:
  “這是宜興周女士,在我這里教導孩子們,卻也是個女才子,老弟喪偶有年,我給你做個媒人如何?”
  馮國璋欠身道:“總統的好意,國璋很是感激,只是我正室雖喪,還有几位小妾,儿子也長大了,我也年將半百,恐怕委曲了人家。”
  袁世凱捋著胡子笑道:“這周女士也快40歲了,你倆相差不大,你有這個態度,我就去讓內人跟她商量,再作計較。”
  馮國璋走后,袁世凱讓三姨太去問周道如,如此這般的一個上將,你愿意否?周道如無話,三姨太便報袁世凱妥了妥了。袁世凱即致函馮國璋,請其踐約。馮國璋大喜,返報如命,且擇定良辰,籌備婚禮。
  袁世凱即派長子袁克定及三姨太率領周家近親,還有主婚人等,送周道如南下成親,是嫁女儿的格局。江宁鐵路特備花車迎接,沿路排列兵士,過江輪渡碼頭,懸燈結彩,扎有松柏牌樓,上懸一匾:“大家風范”,兩旁分列楹聯,上聯是“天上神仙,金相玉質”,下聯是“女中豪杰,說禮明詩”。渡過江去,各乘大轎,進入南京,卻以鼓樓前交涉局為坤宅,門前亦有松枝牌樓,五色燈泡,亮出“福共天來”。宅中陳設很是富麗,環列武裝士兵,室外又有警察布篷崗位几十個,進進出出的侍者,亦是軍服,与那當年東吳招婿孫夫人的武裝一般。
  時當吉辰,馮國璋著上將禮服,佩挂勳章,擺開全副儀仗,由迎親人等与袁世凱代表同至坤宅,行迎親禮。過一小時,便由送親人等陪著花車到都督府。司禮員高歌贊歌,請馮都督出來,又請新娘降車,便見一位盛裝麗人緩緩而前,身披丈許粉紅婚紗,還有少女兩人曳著紗角,進入禮堂,与馮國璋并肩,听袁世凱的代表致頌詞,照結婚儀式行禮,夫婦禮成,管樂齊鳴,送新人入洞房,賓朋至客廳歡宴。馮國璋与周道如煞是歡愛,對袁大總統感激不盡。
  袁世凱分批電召各省將軍來京述職,借以窺探他們對恢复帝制的態度。馮國璋首先應召進京,袁見他對帝制似有微詞,便另作表演。
  馮國璋道:“外面傳說大總統欲改帝制,請予為秘示,以便著手布置。”
  袁世凱拍著馮的肩膀回道:“華甫,你我這么多年,難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謠言之來,一則,外國人說我國驟行共和制,國人程度不夠,要我多負點責任;二則,新約法規定大總統有頒賞爵位之權,遂有人認為是改革國体之先聲,想那滿、蒙、回族都可受爵,漢人中有功民國者,豈可喪失這种權利?那是些無中生有之詞。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說明,我現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區別,所貴乎為皇帝者,無非為了子孫計算。可是我那大儿子克定身有殘疾,二儿子克文想做名士,其余則年幼,豈能付以天下之重?何況帝王家從無善果,我即為子孫計,亦不能貽害他們。”馮國璋見袁世凱說得有理,便道:“是啊,南方人言嘖嘖,都是不明了總統的心跡,不過將來中國轉弱為強,到天与人歸的時候,大總統雖謙讓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凱立即瞪起眼睛道:“什么話!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求學,我叫他在那里購置薄產,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到那里去定居,從此不問國事。”
  馮國璋回到南京不久,即已听說,鼓吹帝制的“籌安會”在京宣告成立,馮國璋气得直跳:“老頭子真會做戲!這哪里是把我當作自己人!”
  籌安會是楊度發起成立。楊度是袁克定的太子党,与袁克定早就在謀划帝制。一日,總統府內史監內史夏壽田告楊度說,上頭打算讓你出面組織一個推動帝制的机關。楊度馬上一腔熱血沖上來,便与夏壽田去見袁大總統,即談君憲。楊度道,擬組織一個机關研究君憲,并反复陳詞,袁世凱道:
  “你可与孫毓筠等談談。”
  楊度退出總統府,即赶忙聯絡孫毓筠,策划建立籌安會組織。這籌安會必得找几個名流列名發起,楊度找梁啟超不成,便設謀拉嚴复、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加孫毓筠和他自己,共六人,時人稱為“六君子”,其中孫、李、胡、劉皆是同盟會變節分子;楊度曾留學日本,后為清政府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起草報告,任憲政編查館提調。1907年主編《中國新報》,主張實行君主立憲,要求清政府召開國會。辛亥革命爆發前后,依附袁世凱,并与汪精衛組織國事共濟會。1914年任參政院參政。楊度雖然為袁世凱恢复帝制策划,但袁死后,他的思想開始轉變,并投向孫中山,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以后又幫助和掩護共產党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党,在白色恐怖下堅持党的工作。嚴复此人政治上的變化似乎与楊度相反。即前期進步,后期反動。嚴在1879年從英國留學歸國,至辛亥革命前,較有系統地翻譯、介紹和傳播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成為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但他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張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讀經。晚年反對民主,厭倦科學,詆毀五四運動。
  這六人聯名通電各省,發表組織籌安會的宣言,不惜大聲疾呼道:“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漠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安。”
  接著,楊度、孫毓筠、劉師培等人又連續作文鼓吹帝制。楊度在《君憲救國論》中道:“中國人程度低,共和決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与其共和而專制,不如立憲而行君主,且共和國選舉總統時容易發生變亂,國家永無安宁之日,計唯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亂。”
  此文由夏壽田呈送袁世凱,袁閱后贊賞不已,交徐世昌、梁士詒等傳閱,并親筆寫下“曠代逸才”四字,制成大匾一方送給楊度。又把楊度的奇文寄給段芝貴,叫他在湖北秘密印出,分發給各省軍民長官看閱。
  “六君子”還電請各省將軍、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團体派遣代表到京,共商國体。楊度等決意為天下先,即在15天內正式成立籌安會,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复、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為理事。各省將軍巡按使看出楊度等亮相,等于是袁氏父子亮相,多半派出代表入京,且填寫志愿書加入籌安會。加入籌安會自然都是些主張君憲制的人,于是籌安會發表了第二次宣言,道:
  “中國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是以求治,中國而行今日之偽共和,更不足以求治。計惟有去偽共和而行真君憲,乃能名實相符,表里如一……憲法之條文、議員之筆舌,槍炮一鳴,概歸無效,所謂民選,實為兵選。我國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制而行君主立憲。”
  如此猖狂的籌安會引起舉國輿論抨擊,肅政廳也覺不安,呈請袁世凱將籌安會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世凱對籌安會不僅不予取締,而且悉心保護,派出軍警到籌安會和楊度等私宅守口站崗,荷槍實彈,盤查出入;袁世凱對那些反對籌安會的國体研究會、治安會等等,則設法不准立案。
  籌安會在袁世凱的支持下,又通電全國;各省及各團体代表已經投票議決,一致主張君主立憲。又張羅“各省公民請愿團”向參政院投遞請愿書,要求改變國体,且派出專員到全國各大城市聯絡。籌安會哪里還是什么學術研究團体,它是道道地地的政治机關。
  此番勸袁稱帝,倒叫楊度占先,一旁急坏了梁士詒,再不動手,便要与帝制大業無干了。此時梁士詒所領之交通系正遭大禍,再不振作,形勢不妙。原來數月前,都肅政史庄蘊寬等提出彈劾案,彈劾津浦路局局長趙慶華貪污舞弊,袁見交通系尤其是梁士詒恃功而驕,自立門戶,便想警告他們一下,令趙停職交平政院審訊,平政院院長周樹模立即呈复,此案与交通次長葉恭綽有關,袁又令葉停職待審。梁士詒、朱啟鈐、周自齊与葉恭綽皆是交通系首領,又牽涉下面五大鐵路局長。袁召梁見面說:“參案本有君在內,我令划去了。”
  梁士詒遂醍醐灌頂,幡然有悟,明白自己是戴罪立功之人,然所長仍在籌集帝制用費方面,其中一大財源便是煙土,遂著人去上海,把滬粵關棧存鴉片6000箱賣出,共得2700余万元,悉數供為帝制經費,收買各方,策動各色請愿團,一夜之間便冒出“商會請愿團”、“人力車夫請愿團”、“孔社請愿團”、“乞丐請愿團”、“妓女請愿團”等等花樣,皆向參政院遞交請愿帝制書。
  梁士詒推進帝制有功,深合袁世凱心意,果然把那五路大參案化大為小,不了了之。楊度等“六君子”也甚急切,以為君主國体既定,必須推行憲政,遂改組籌安會為“憲政促進會”,以為再次爭先奪魁之舉。
  梁士詒手快,立即收買各請愿團發起人湊成一個“全國請愿聯合會”,以沈云需為會長,張錦芳、那彥圖為副會長,且向參政院再呈請愿書,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体。次日參政院即議決并咨請袁世凱于年內開國民會議,或另籌“征求民意之妥善方法。”袁咨复道:“國民會議議員复選,定于11月20日舉行,俟各地方复選報竣,當即召開會議,以征求正确之民意。”
  梁士詒認為,袁世凱稱帝,以1916年元旦為開國登基典禮為佳,時間緊迫,所以他即讓“全國請愿聯合會”的代表再向參政院請愿,要求另設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的机构,解決國体。梁士詒又以參政資格,聯合一批參政起草《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由參政院通過,咨請政府予以公布,袁世凱即批示公布。
  《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一經公布,便有許多省份雷厲風行,把代表選了出來,當然,這些代表都是清一色的袁党人物。11月20日,“國民代表大會”代表1913人,全体投票贊同君主立憲。“國民代表大會”又發出推戴書:“謹以國民公意,推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于皇帝,承天建基,傳之万世。”
  參政院于12月11日向袁世凱恭上“總推戴書”,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折,請“我圣上”上登一步,万世不易也。
  袁世凱于當天下午將推戴書發還,在回文中擺開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架勢。謂“查約法內載民國之主權,本于國民之全体,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体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余地”。這是袁想當婊子的言詞,即他同意當皇帝。但他又說:“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愿竭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于信義可無自解者也……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這是袁要立牌坊了。
  但這卻也難不倒籌備帝制諸人。參政院于當日下午5時再次開會,討論回文,孫毓筠建議再寫一篇推戴書,全体贊成。參政院立即把26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書送出。此篇推戴長文稱頌袁經武(編練新軍)、匡國(殺滅義和團)、開化(辦新政)、靖難(平滅辛亥革命)、定亂(鎮壓二次革命)、交鄰(与日本辦外交)五大功烈。歌頌之詞,無以复加。對于袁世凱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疑慮,寫道:
  “清室鑒于大勢,推其政權于民國,今則國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時代兩更,星霖四易,興廢各有其運,絕續并不相蒙。至于當初向參議院宣誓發揚共和,此特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屬當時儀式之一,今日國体已變,民國元首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凡此皆國民之所自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推戴書把袁世凱為難之處一概洗盡。
  袁世凱閱后焉得不悅,便于次日發布告示,引述推戴書全文之后,便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后?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并無可諉避!”
  袁世凱准備在1916年元旦登极,登极之前,大批授爵封王,先是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命陸征祥率文武官員去黎宅道賀。黎元洪道一聲:“無功不敢受爵”,眾人鞠躬而退。
  當天下午,袁又命人將一套王服送去,黎亦拒不接受,并謂:“我非親王,何須制服?”
  袁封清室遜皇溥儀為懿德親王,位在諸侯王上,令溥倫為參政院院長以代黎元洪,并賞食親王全俸。
  袁發表“舊侶、故人、耆碩免予稱臣的命令”,舊侶黎元洪、奕劻、載灃、世續、那桐、錫良、周馥7人;故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4人;耆碩王闓運、馬相伯兩人均免稱臣。
  新朝用五色國旗,上端加繪紅日一輪,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原大總統府改為新華宮。又准備御座御案、龍袍、平天冠等,玉璽金印也即治好,僅此數項,花費2000万元。
  12月21日,袁世凱下令大封文武:龍濟光、張勳、馮國璋、姜桂題、段芝貴、倪嗣沖為一等公;湯薌銘、李純、朱瑞、陸榮廷、趙倜、陳室、唐繼堯、閻錫山、王占元為一等侯;張錫鸞、朱家寶、張鳴岐、田文烈、靳云鵬、楊增新、陸建章、孟思遠、屈映光、齊耀琳、曹錕、楊善德為一等伯,余為子、男,共128人。其余師旅長、鎮守使授輕車都尉70余人。
  正當袁世凱大批授爵封王之際,大批對复辟帝制不滿的官員辭職或請假离京。袁怕這些人出京將有不利,即令軍警便衣去東、西兩車站,禁止官員擅自出京。
  使袁世凱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2月23日平地一聲巨雷,云南護國軍起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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