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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左”禍肆虐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一再催促一方面軍繼續向北出擊,威脅南京,并指責一方面軍原地久待,給“群眾不好影響”。
  周、毛、朱、王發現北上地形于紅軍不利,敵人修筑了堅固的工事,并從武漢、南昌、吉安等地調兵增援、固守城鎮,認為紅軍應使敵人离開据點,在運動中消滅之。
  以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為一方,以周、毛、朱、王前線軍事領導人為一方,在電報中你來我往地堅持各自意見,兩方之間矛盾迅速激化起來。中央局蠻橫地決定暫時停止紅軍的行動,在宁都召開中央局全体會議。
  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全体會議在宁都召開。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多數人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情緒支配下,對前線軍事領導人,特別是領導紅軍打胜仗的毛澤東進行無理指責。說前方軍事領導人對敵人大舉進攻表現出“恐慌、失卻胜利信心”、“有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有以准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提出要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專門負責中央政府的工作。不少人給毛澤東扣上“不服從中央”、“右傾保守”等罪名。
  由于會上有人提出要撤銷毛澤東軍隊職務的問題,使毛澤東不便繼續參加會議,他說明了自己的意見后,退出會場。
  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堅持不要把毛澤東召回后方,但多數人認為毛澤東承認与了解錯誤不夠,如主持戰爭,在政治与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在前線主持戰爭全責,毛澤東請病假去后方休息,必要時再到前方。
  會后不久,臨時中央宣布:周恩來兼任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撤銷毛澤東總政治委員職務。毛澤東說:
  “軍隊什么時候需要我回來,我會回來的。”
  話是這樣說了,但毛澤東的心情是十分不安的。他回到住所,坐在凳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半天都不起來走動,也不和別人講話。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圍剿”之前,革命根据地迅猛擴大,東起淠河,西迄平漢路,北達潢川、固始,南至黃梅、廣濟,囊括26個縣,總面積達4万余平方公里。
  鄂豫皖根据地的紅軍后來發展成為全國3大主力紅軍之一,創建了紅四方面軍;下轄3個軍,計10個師,指戰員4.5万余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將領有徐向前、曾中生、許繼慎、曠繼勳、蔡申熙、劉士奇等。這些人大都畢業于黃埔軍校,有很高的軍事理論素質和丰富的實戰經驗。他們創造性地制定出以紅軍之長,克敵之短的作戰方針,指揮部隊适應戰場的形勢,敵變我變,靈活而又果斷地打擊敵人。
  張國燾和陳昌浩在1931年4月來到鄂豫皖根据地首府新集(河南省)之后,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召開鄂豫皖邊特委會議,宣布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撤銷鄂豫皖邊特委。決定由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周純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為中央分局常委,張國燾為書記兼任鄂豫皖根据地軍委主席。不久成立了鄂豫皖省委,沈澤民為省委書記。
  從此,張國燾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紅軍的主要領導權,他一方面推動革命根据地和紅軍的發展,一面推行王明的“左”傾路線,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根据地僅有8個縣委,其中7個縣委書記被撤換。
  張國燾在軍事方針上同紅四軍(紅四方面軍是后來在紅四軍基礎上發展而來)領導人發生分歧,曾中生等提出紅軍主力應向南發展,張國燾不僅末采納這個正确建議,反而指責這是“立三路線的殘余”,命令紅四軍主力赴商城親區,解決顧敬之反動民團。
  紅四軍只得開赴商城,因顧匪及其所部大搞堅壁清野,裹脅群眾逃离家園,紅軍追剿所到之處,荒無人煙,供給發生嚴重困難,還時遭反動武裝襲扰,短時內很難取胜。紅四軍領導人复向中央分局和軍委申明理由,希望采納原來建議,又遭張國燾等人無理拒絕。
  紅四軍領導人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再次提出紅軍主力向外發展問題。于是圍繞著紅軍主力是否南下的問題,展開一場激烈爭論。曾中生等人的意見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張國燾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主張,同意部隊南下。
  但張國燾不久又推翻了紅軍南下的決定,要紅四軍打英山出潛山、太湖,進攻安慶,威脅南京,并限1個月完成。紅四軍領導人不同意張國燾的冒險計划,仍主張先打英山,出蘄春、黃梅、廣濟,威脅長江,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同蘄、黃、廣連成一片。張國燾則下了命令,紅四軍只得服從命令,進行南下英山,東出潛太的准備工作。張國燾免去曠繼勳軍長職務,任命徐向前為紅四軍軍長。
  徐向前同曾中生合作,厲兵秣馬,南下作戰。8月1日,攻克英山,全殲守敵,生俘敵人1800余人,繳獲1200余枝長短槍、18挺机槍、迫擊炮4門,其它大批子彈和軍用品,出師首戰告捷。
  打下英山后,曾中生、徐向前等又分析了敵我力量,認為東進不如南下,如若東進,對紅軍不利。于是他們一面行動,一面將情況和決定報告中央分局。
  8月3日,紅四軍主力南進,經過兩日行軍到達蘄春縣境。曾、徐決定先取蘄水、羅田,打開戰場,然后誘敵而殲。
  紅四軍主力南下作戰,在比較長的時間內連續打了几個胜仗,共殲敵7個團,俘敵5000余人,繳獲長短槍4000余枝,建立了以英山為中心的英、羅、蘄、太大片紅色區域,使紅軍和根据地的經濟困難緩解。紅四軍改東進為南下,出師告捷,獲得了重大胜利。
  不料,張國燾以中央分局和軍委名義寫信給徐向前和曾中生,指責紅四軍“不出潛太、安慶而出武穴,是放棄援助中央蘇區的政治任務,政治上原則上是根本錯誤的。”張國燾命令紅四軍領導人接信后,立即率部隊火速北返,不准有絲毫的停留。
  徐、曾不得不放棄有利戰机,遵命率紅四軍北返。當部隊在北返中到達英山縣雞鳴河時,曾中生主持召開了全軍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干部會議,討論了張國燾的來信。与會的大多數人不同意張國燾的無理指責。會議最后通過了曾中生起草的《紅四軍給鄂豫皖中央分局信》。并決定派軍政治部主任劉士奇先行北返,向張國燾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軍事委員會面陳一切。
  張國燾等無視曾中生等紅四軍的正确意見,而抓住曾中生召開雞鳴河會議等問題,竟將曾中生撤職,另派陳昌浩接任紅四軍政治委員。陳昌浩匆匆赶到駐在麻埠的紅四軍軍部,宣布中央分局的決定。
  張國燾并不以此罷休,他以中央分局名義,在潑皮河召開紅軍團以上干部會議,斗爭曾中生。但仍有不少干部支持曾中生,為曾中生的軍事方針辯護。張國燾不得不承認原訂計划在決定戰略上是疏忽的,所選擇的目標在戰術上是錯誤的。但他竟然反污紅四軍南下取得的胜利是僥幸得來的,執行的是立三路線的盲動計划。給曾中生扣上“動搖党在紅軍中的威信”、“最危險、最有利于敵人的行動”、“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線”、“縱容反革命分子活動”等大帽子,宣布將曾中生調离部隊到后方“考察”。
  張國燾又以分局名義,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當時的中共中央站在張國燾一邊,同意其報告。
  張國燾是一個權勢欲极重之人,他以中共中央全權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和軍事委員會主席3重身份,在清除曾中生在軍隊中的領導權之后,依靠陳昌浩、周純全等人,開始了一場從軍隊到地方的以反對所謂的“改組派”、“AB團”、“第三党”等為主要內容的肅反運動。
  在1931年9月中旬至1932年春,被逮捕和殺害的干部有軍級17人,師級35人,團級44人。肅反開始后的將近3個月,殺掉了2500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
  地方干部被捕殺的情況也很嚴重。中共六安縣委,除兩個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殺;霍丘縣委机關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縣蘇維埃政府有干部48人,被捕殺者達45人。紅安獨立師在一個晚上殺了200多人,紅山警衛團第8連從戰士到連長100余人,一次被殺光。
  張國燾的屠殺政策激起了群眾的強烈反抗,黃安五區人民群眾提出“擁護蘇維埃,擁護紅軍”、“打倒張國燾、打倒保衛局”的口號,貼出“張國燾是帝國主義,是殺人的劊子手”的標語。曾擔任黃安縣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的來顯安,起初肅反十分賣力,他親手殺了不少所謂“改組派”、“第三党”和“AB團”分子,但他也被張國燾怀疑,3次遭到逮捕。
  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審時說:
  “我開始認為肅反是真的,我殺了許多人,后認為有假,放了許多人。今天才認識到完全是假的,你們愛怎么辦就怎么辦!”
  來顯安亦被處死。
  張國燾雖然把反抗他的人們鎮壓下去,但他又不得不改變做法,把以捕殺為主,改為自首為主,但仍有不少人被殺。
  1931年8—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和軍委對地方武裝進行了整編,把不脫產的赤衛隊、守備隊一律更名為赤衛軍,并統一建制。全根据地共編成赤衛軍15個師。在此基礎上,整編并擴大了紅軍。在麻埠成立了紅25軍,曠繼勳任軍長,王平章任政委。25軍成立后,紅四軍改編為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政委,轄紅四軍、紅25軍,共3万余人。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第三次反“圍剿”中,積极開展外線進攻,連續進行了黃安、商潢、蘇家埠和潢光4大戰役,共殲國民党“圍剿”軍40個團6万余人,取得了輝煌的胜利。紅四方面軍由3万人,擴大為4.5万人,不久在皖西成立了紅27軍,軍長劉士奇,政委郭述申。
  1932年6月29日,蔣介石抵達武漢,部署第四次“剿共”,將63万大軍分成左、中、右3路軍,命何成浚為左路軍司令官;蔣介石兼任中路軍司令官,劉峙任副司令官;李濟深為右路軍司令官,王鈞為副司令官。除以左路軍對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戰外,中、右兩路軍共26個師又5個旅,另有4個航空隊,全力壓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路軍司令部設在河南信陽,右路軍司令部設在安徽六安。蔣介石的意圖是:從東北西3面發起攻擊,攻占紅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從東南方向將紅四方面軍驅出鄂豫境;而后實施東西夾擊,進占以金家寨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將紅軍主力壓至長江北岸,聚而殲之。其戰術是:縱深配合,并列推進,步步為營,邊進邊剿,遇紅軍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圍;擊破紅軍主力后,并進長追,四面堵截。蔣介石又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實行保甲制和“連坐法”,動員外逃土豪劣紳回鄉執政。蔣介石擬定“剿匪”要訣:
  “以少擊眾,以實擊虛,以整擊零,以正擊奇。”
  張國燾已被胜利沖昏了頭腦,對形勢作了錯誤的分析和估計,他在党的會議上說:“國民党主力只剩下了7個師,其余都是雜色部隊,國民党的軍隊已成為偏師,紅軍現有這樣的力量,已是不論多少敵人都不怕了。蔣介石集中所有殘余力量同我們作最后的掙扎,我們不是沖破敵人的‘圍剿’,或對敵人圍剿一個打擊一個的問題,而是要根本消滅‘圍剿’,爭取一省數省首先胜利。”
  張國燾我行我素,他令紅軍繼續向羅山進逼,以破坏京漢路,然后沿京漢路南下,消滅宋埠、黃陂一線之敵。
  徐向前等鑒于敵人正在加緊新的“圍剿”部署,建議停止出擊平漢線的行動。他說:
  “我軍連續作戰,疲憊已极,當務之急是養精蓄銳,休整訓練。把主力擺至鄂豫皖邊界,一腳踏在根据地,一腳踏在白區。邊休整部隊,邊掩護地方開辟工作,為粉碎敵人的‘圍剿’作准備,這樣老區既能鞏固,新區又能發展,同時部隊主要就食于新區,還可以減輕老區人民的負擔,乃一舉數得之策。”
  陳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見。而張國燾、沈澤民堅持紅軍主力南下進攻麻城的意見,他們說:“紅軍應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帶擊敵,開拓南部工作,威脅武漢。”
  徐向前、陳昌浩的正确意見被否決后,便率紅四方面軍主力進攻麻城。動員口號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黃陂,打到武漢去。”
  這樣的作戰行動正中蔣介石的圈套。麻城是敵人長期經營的一個堅固城池。蔣介石下達固守麻城,拖住紅軍的命令。他要在麻城牽制紅軍主力,以便東西相援,中路、右路配合作戰。
  紅四方面軍雖然在江石堰、七里橋和李家集、靠山店、甘棠舖一帶的戰斗中,殲敵3000余人,但不僅未實現攻克麻城的計划,又要分兵阻擊援敵,使紅軍主力被敵人吸住而失去主動。結果是消耗、疲憊了紅軍,敵人卻能從容部署和展開“圍剿”。
  紅軍主力在麻城作戰。麻城守敵憑城堅壕深,固守不出,紅軍屢攻不克。分布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圍之敵開始緊縮包圍圈。張國燾下令曠繼勳的紅25軍守住霍丘縣城。曠繼勳明知這個決定不妥,但不敢違背張國燾的指令,同敵人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与敵人拼搏5晝夜后,紅25軍遭受重大傷亡,7月20日,霍丘縣城陷落。
  這個戰斗失敗的原因是張國燾的錯誤決策,然而張國燾卻撤了曠繼勳軍長職,由蔡申熙接任。
  蔣介石見國民党軍隊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包圍“進剿”,均未遭到有力的反擊,便改變原定“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戰術,于8月7日下令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發動“總攻”。要求主攻縱隊迅速插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區域,尋找紅四方面軍主力決戰。
  張國燾見形勢嚴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個厲害的敵人來了。”于是赶忙命令撤麻城之圍,命令已經十分疲憊之紅軍晝夜兼程,回師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區。
  徐向前心急如焚,率紅軍一夜走了130里,來到黃安。陳賡的紅12師在黃安以西徐家、馮壽兩地區与敵先頭部隊第10師遭遇。趁敵立足未穩,突然發起攻擊,給敵以很大殺傷。
  蔣介石對第10師失利甚為惱怒,急電衛立煌縱隊加強防守,并命陳繼承第二縱隊限3天內占領七里坪。蔣命令道:
  “如有違誤,當予以最嚴厲之處分。”
  徐向前帶領几個人到前沿的一個山頭觀察情況。只見在錯綜連綿的山頭上已有敵人筑好的固守工事。一個偵察員向徐向前報告:“敵人正向紅軍兩翼迂回。”
  徐向前立即返回指揮部。從后方赶來的張國燾正躺在床上休息,見徐向前進來,便問:“情況怎么樣?為何听不到槍聲?”
  徐向前答道:“部隊正停止待命,我看應立刻轉移。”
  張國燾從舖上躍起身來:“是不是情況對我不利?”
  “如不轉移,兩側敵人迂回上來,更是不利!”
  于是,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3人決定轉移七里坪,尋机會殲敵軍。
  徐向前集中5個師的兵力,同敵軍在七里坪激戰,雖然給敵人以很大殺傷,但卻不能改變整個戰局。
  七里坪戰役后,紅四方面軍主力北移檀樹崗、新集。蔣軍兩個縱隊尾追而至,紅四方面軍主力在胡山寨同敵激戰后,向皖西轉移。
  革命根据地重鎮紅安、新集、商城相繼失陷和紅軍連續撤退,以及敵軍的步步逼進,使狂妄自大、盲目輕敵的張國燾一變而為右傾恐敵,惊慌失措。
  張國燾等在撤退途中急電中共中央,請求援助。
  在中央根据地前線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复電建議紅四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運用廣大的游擊隊,實行扰敵、截敵、襲敵与斷絕交通等方式疲勞与分散敵人,在運動中選擇敵人薄弱部分,猛烈打擊与消滅敵人一部后迅速轉移,以便各個擊破敵人,粉碎敵人“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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