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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汪記“驛站”


  汪精衛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彈窗,樓的四周又布有鐵絲网,日本憲兵在樓下日夜輪流“保護”。汪氏集團不僅害怕蔣幫特務的暗殺,日夜苦思打開寸步難行的僵局,又意識到一种無形的巨大魔影已經籠罩在他們頭上,他們名義上是受日本憲兵“保護”,但心里明白,已被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得日本人的同意。這种監視式的“保護”,一直持續到后來汪精衛搬到愚園路1136弄住宅以至南京頤和路34號汪公館。
  汪精衛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談判。他先讓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進行預備性談判,爾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誼等反复討論,擬定了《關于收拾時局的具体辦法》,作為向日方提供的談判條件。
  褚民誼与汪精衛連襟,是老同盟會會員、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國民党政府行政院秘書長、國民党新疆建設計划委員會主任委員。汪精衛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報刊登啟事:“聲明一切,蓋猶親戚歸親戚,政治歸政治,對汪和平運動,絕無參加之意向。”汪精衛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見他,他即決定參加“和平運動”,成為汪精衛漢奸集團的核心人物之一。
  5月31日,上海大場机場附近十步一崗、五步一哨,臨時斷絕通行,戒備非常嚴密。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飛机,赴日談判。
  日本內閣又有變化。不久,近衛內閣在內外交困中總辭職,平沼騏一郎繼而組織新內閣。平沼上台后有好几個月都沒有跡象表示對汪另組政府感興趣。5月11日,今井武夫將汪精衛准備在南京建立政權的設想向東京作了報告,日本政府猶豫不決,甚至想阻止汪的東京之行。由于影佐禎昭和田尻愛義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強答允汪赴日。田尻愛義在發給日本外相有田的電報中稱:“重慶方面,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党勢力外,還有以50万國民党中央軍為基礎的主戰派,因此,要想使蔣介石屈服或使中央軍從內部轉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雖說以孔祥熙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濃厚,而且在贊成汪精衛主張者不在少數,這些人雖想待机脫离重慶,但目前只能進行地下活動。如果不愿蹉跎歲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對華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為中心迅速建立作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領區統一政權,使日本好收漁翁之利。”
  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會議通過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決定汪精衛出面組成偽中央政府,必須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項規定:第一,要有汪精衛、吳佩孚、“臨時”和“維新”政權、改變主意的重慶政府等共同組成;第二,滿足日本政府侵華的各項要求,并簽訂秘密協議;第三,成立的時間,要“适應于綜貫全局的戰爭指導上的階段,以自立的觀點處置之”,“特別需要具備人的因素与基礎實力”。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過是日軍占領下的各种勢力的集合体,是一個松散的“全國性”的傀儡政權而已。為引誘汪精衛就范,日本政府還指令:在不重要的問題上,要讓汪的愿望得到滿足,使他覺得有一個“光明的前途”,產生日本完全“誠懇”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問題上,絕對不能有所改動,必須迫使汪精衛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衛一伙在東京等待了10天,對于日本政府的決定卻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訪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內,外相有田,藏相石渡,前首相、現任樞密院議長近衛,陸相板垣會談。日本政府使出嫻熟的軟硬兼施、恩威并舉的伎倆,逼汪馴服。特別是在汪与板垣的兩次會談中,汪看到了一副威嚴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實意圖,使他失望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板垣劈頭的一句話說:“我認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夠听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汪精衛覺得這是在奚落他。但他沒有一兵一卒,也沒有一寸地盤,只能听憑日本的擺布,便迎合板垣說:“重慶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滿意蔣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嚴密監視,逃出重慶极為困難。今后可以乘一個机會來分散蔣的勢力,一舉促成重慶崩潰。對于軍隊,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為建設新中國的基礎。為日本計,給予中國民族生存的机會,保留他們的希望,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對汪精衛的《關于收拾時局的具体辦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廢止維新、臨時兩政府的政府名義,而不是取消其內容及其事實,并且還要把臨時、維新兩政府与日本之間發生的關系,以某种組織形式保持下來。”板垣警告汪精衛,日本在中國已得到的所有權益,都不許他染指。
  汪精衛听了這番話,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懶中,表示了不滿情緒,道:“如果只廢除臨時、維新政府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体,則中央政府成為有名無實,并且,中央和地方會經常發生權限的爭奪,收拾時局實為困難。如果這樣,只有延期組織中央政府,我以國民党名義在另一個地盤上形成一個政權,准備將來時机到來,再組織中央政府。”
  參加會談的影佐馬上反問道:“以前協商時你說過,為了收拾時局,必須組織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說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組織中央政府,以國民党名義另搞一個地盤進行工作的方法,畢竟不會具有對抗重慶政府的能力。我想問一下,現在提出這樣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衛忙解釋說:“所以說組織中央政府并不著急,是由于取消臨時、維新政府有困難這番話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組織政府而外,別無他法。”
  接下,板垣、影佐脅迫汪精衛,使他不能不同意在華北設置政務委員會机构,給予較大的自治權限;而對“維新”政府,日本將根据對臨時政府的處理意見,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衛:“關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時間等等,必須和日本密切聯系后決定較為适當。”
  汪精衛言不由衷地說:“是!當然應該密切聯系。”
  板垣又提出,偽中央政府的“國旗”上方須附加三角形黃色布片,并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字樣,以示与重慶方面的區別。對此,汪精衛一再表示難以接受。汪精衛本來妄圖成立偽中央政府取代重慶國民政府,魚目混珠,以假亂真。如果照此,則其真面目一目了然,而無法施展其欺騙伎倆了。但板垣說:“這是日本政府和軍方充分研究的結果,不能改變。”
  汪精衛只得表示原則上接受這個方案,在技術上再想辦法。
  汪精衛在6月18日,帶著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國。
  汪精衛派趙尊岳攜其親筆書信專程北上見吳佩孚,信中寫道:“國民党人當此厄運,撫躬自責,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轉坤,則非海內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謀之,不能有濟。我公功在民國,蒿自顛危,誠知心惻然有動于中也。……銘蓋以此身曾參与重慶政府,雖諫不從,言不听,而去國之際,深維孟子三宿而后出畫之義,不憚再三呼吁,以期重慶當局之最后覺悟。今此望已絕,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內豪俊,共謀挽救。現在國難日深,而國際危難,又日趨緊迫,非恢复和平,無以內除共禍,外應世界大勢,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謀國,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趙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園見到了吳佩孚,兩人寒暄之后,趙就把汪精衛的書信交吳。吳向趙說了一通對汪思念仰慕的話,寫了一封回信,托趙轉交。信中寫道:“中日輔車相依,為友為敵,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戰之中”,更需要化敵為友,“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他對汪“非組織統一有力自由獨立之政府,無以奠定和平”語稱:“确為扼要之言,与鄙見亦正相符。”但吳佩孚主張抗戰要全面的抗戰,和談也要全面的和談。“民意趨歸,果以抗戰為然,則任何犧牲,均可弗計。若民眾厭戰,相戰之國复有感于窮兵黷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誠知民為邦本,和与戰同一為民,則應戰應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為准繩也。”
  汪精衛看過吳佩孚的信,歎息道:“我与吳心事相同,而立場不無稍异。”
  6月24日,汪精衛一行秘密地离開上海,赴北平,与吳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吳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吳主持軍事。日本華北駐屯軍總司令部策划:汪、吳在該總司令官住宅會面,汪先訪吳,再由吳作答禮性的回訪。
  不料,吳佩孚拒絕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見汪,說:“既然大家都是中國人,商量中國的事情,就應該在中國人的家里談。”他也拒絕作回訪。這個北洋軍閥的“宿將”以為這樣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衛的正副關系。
  汪精衛自視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為了當儿皇帝,不惜与蔣介石分道揚鑣,又怎能同意吳佩孚的這种要求呢?他這次同吳佩孚會談,成了泡影。
  后來,汪精衛又不只一次地拉攏吳佩孚。他派代表陳中孚前往北平,与吳佩孚協商合作事項,但吳提出:(1)吳對外交發表政見汪須采納;(2)汪不得干涉軍事;(3)汪不得私与他國簽訂任何條約;(4)汪執政方針,須得吳同意。到了10月19日,汪又給吳寫信,請求他參加“國民政府”。吳見反汪討逆在全國掀起巨大聲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來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慶,失所憑依,如虎出山入匣,無謀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慶,通電往來可也。”
  至此,日寇精心繪制的汪吳合作藍圖,被吳佩孚撕破。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贛、皖、豫、魯、冀7省歸吳佩孚統治。同時逼迫吳的左右分批進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勸進,但吳佩孚始終未允。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因病死亡。他總算保全了一點晚節。
  汪精衛在吳佩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就開始同王克敏、梁鴻志會談。汪精衛在北平會見了王克敏。王克敏說:
  “我已風燭殘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擬告老退休。如果閣下要我參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
  汪精衛見王克敏不許他在華北染指,心灰意懶地回到上海。
  是時,日寇在上海設立了“梅机關”,目的是扶持汪精衛成立偽中央政府。它由日本陸軍、海軍、外交、興亞院派員組成,負責人是影佐禎昭少將。“梅机關”讓汪精衛遷往滬西愚園路1136弄去住,弄內有10余幢獨立的花園洋房,分別由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陳春圃、林柏生、羅君強等以及日本滬西憲兵隊特遣小組成員分宅而居,是清一色的漢奸巢穴。在各家房屋圍牆上都加裝了鐵絲,門窗上也都裝上鐵柵,汪精衛、周佛海住宅后面,還加設了了望樓。有1個警衛大隊,專門負責保衛全弄的安全,沒有特別通行證,或預先通知為特定賓客,任何人也無法進入弄內。后來汪偽國民党中央党部就設在這里。
  6月29,汪精衛約梁鴻志來會談。兩人一經交談,汪精衛發現梁鴻志比王克敏更不理想,兩人話不投机,不歡而散。7月5日,汪精衛去南京同梁鴻志第二次會談,梁提出:新政府應以“維新”政府為基礎進行改組,各院、部長人員維持原狀,仍由梁任行政院長。汪精衛又同溫宗堯、任援道、陳群等會談,仍沒有結果。
  汪精衛一气之下,准備撇開“臨時”、“維新”政府,在廣州尋找立足之地,建立一個“華南政權”。7月24日,他頂著南方盛夏的酷熱,飛往廣州,先后拜訪了日本華南派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等日方要人,又用粵語廣播發表了《怎樣實現和平》的演講。但是,汪精衛仍然是毫無收獲,“空路离粵”,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汪精衛終于認識到,要建立偽中央政權,就不能离開日本的支持和“臨時”、“維新”政府的合作,偽政府的地點,除南京而外,別無他處。
  汪精衛賣國集團一面大造“和平運動”的輿論,一面招兵買馬,只要能贊成其賣國主張的人,都被視為“同志”,來者不拒,悉數搜羅。先來附汪投敵的有趙尊岳、岑德廣、傅式說等人。趙尊岳出身名門,是江南有名詞家,一個墮落文人;岑德廣是清末兩廣總督岑春渲之子,此人名不見經傳,被人稱為煙花浪子,是唐紹儀的“乘龍快婿”,早与日寇勾結,暗中策划唐紹儀出馬組閣,建立偽政權,唐被蔣氏軍統特務砍死后,他又為梁鴻志賣國活動獻計獻策;傅式說原是個教授,附汪后得到重用。
  汪精衛集團在上海設立了各种招兵買馬的“驛站”,其中有威海衛路“太陽公寓”的“招賢館”;亞爾培路20號的“財政經濟研究所”;愚園路的“經濟資料室”。
  他們對重慶國民党上海特別市党部的地下組織也進行拉攏、收買。這些“地下工作人員”由于戰時經費緊張,薪俸极低,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對象。汪精衛集團一面采取“鋼彈”攻勢,通過漢奸武裝特務對他們進行威脅;一面軍取“銀彈”攻勢,通過岑德廣、傅式說等人游說,不少人投入了汪精衛集團,成為汪偽國民党的一支新軍。
  汪精衛集團還把手伸向華中、華北、東北等地,网羅漢奸到上海來參加“和平運動”。被网羅來的有康有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國民党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總指揮、甘肅省政府主席等職的劉郁芳;曾任北平衛戍司令的鮑文樾;曾任東北軍騎兵司令的鄭大章;曾任武漢綏靖主任何就浚的參謀長的楊揆一;曾任北洋軍閥靳云鵬部師長、國民党軍師長的劉培緒等人。
  汪精衛又命劉培緒去北平,打起“中國在鄉軍人協會”的旗幟,采取“征求會員”的方式,招幕了2000多名國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級軍官、軍醫、軍需、伙夫、勤雜人員等,帶往上海。汪精衛依靠這些人在江灣鎮成立了“中央陸軍軍官訓練團”,汪自任團長。培養汪偽軍骨干力量。
  汪氏集團在為世人舍棄的情況下,卻以特工打天下。
  汪偽特工組織的始作俑者和主要頭目是李士群、丁默村。李、丁二人都是共產党的叛徒。李士群曾以“蜀聞通迅社”記者的身份,在上海從事共產党地下工作。后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托人走通了青幫“通”字輩大流氓季云卿的門路,投了“門生”帖子,由季將他保釋出來,從此李与上海青幫流氓組織搭上了關系。1932年,李士群被國民党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特務逮捕。他貪生怕死,叛變投敵,被任為“調查科”上海區直屬情報員,同叛徒丁默村等人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書局編輯《社會新聞》雜志。該雜志是國民党CC系特務的刊物。不久李士群、丁默村在中統特務內部狗咬狗的角逐中,將“調查科”特工總部上海區區長馬紹武打死。李、丁因此同時被捕。丁默村因有老友、國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會局局長吳醒亞力保,不久獲釋。李士群因無靠山被押到南京,飽嘗酷刑。李的妻子葉吉卿也是CC系特務,她用大量珠寶首飾左右賄賂,買通了調查科長徐恩曾,李才得獲釋,留在南京任調查科編譯員等職。南京淪陷時,他奉命“潛伏”下來。他有強烈的政治野心,在特務系統中又沒有根基,競爭不過別人,總想改換門庭,后來經過一番周折,投靠了日本,當了漢奸。
  丁默村被保釋后,一直爬到國民党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3處處長的職務,其地位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無几。但他奉陳立夫之命,在漢口“招待”共產党叛徒張國燾時,因貪污招待費,戴笠乘机向蔣介石告他一狀,受到追查,軍統局第3處被裁撤,丁默村只挂了個軍委會少將參議的空名,他心怀不滿地跑到昆明養起“病”來。李士群派人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為首領,他一听,正中下怀,隨即起程,來到上海。丁默村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殼臉,蛇一樣的眼睛里發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覺得他陰險冷酷。
  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后,便開始策划組織一支特工隊伍。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又決定援助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務工作,使其“作為對付上海恐怖活動對策的一個環節”,每月貨与30万日元,借与槍支500枝,子彈5万發以及炸藥500公斤。同時要求這支特務組織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合流。
  丁、李便招兵買馬。李士群通過季云卿,收買了以吳世寶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將以潘達為首的公共租界華籍特別巡捕“十弟兄”收為部屬,成為最早的特務打手。丁默村又利用過去的老關系,招納了一批國民党特務、党棍,作為骨干。
  汪精衛來上海后,就准備全盤接納丁、李的特工組織,丁、李在同汪精衛會談時提出合流條件:
  (1)承認丁、李的特工組織是汪派國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務工作總司令部(特工總部),經費由汪精衛供給。
  (2)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給丁、李等內政部長、上海市長、江蘇省主席几個席位。
  顯然,這個价碼很高,周佛海、褚民誼等不由得面面相覷。汪精衛走到另一個房間,与一些人商議后,答复說:“很高興地把你們的特工組織作為特工總部,經費和影佐大佐會談決定,不會不如意。但上海、江蘇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給貴部,因為上海和江蘇是整個和平運動的基礎。內政部長的工作范圍很廣,由特工來兼任是困難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個警政部,部長、次長由貴方指定。”
  丁默村不滿意,仍堅持要上海市市長位置,汪精衛許諾說:“不久即將召開全國國民大會,請你們務必做發起人。”
  這樣,雙方才算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賭,一定不辜負你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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