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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

　　汴京·王安石府邸
　　學者和宰相原是极難融合為一体的·在
　　擬定“順應上天示警”的對策中，王安石
　　的思維仍在學者的“心游万切”中打著圈
　　子·

　　四更時分，翰林學士承旨韓維，帶著一份皇帝趙頊的《廣求直言詔》，乘坐一輛雙馬車輦，出汴京西門，向洛陽疾馳而去。
　　此刻，董太師巷王安石府邸的客廳里，燭光通明，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仍在為皇帝趙頊急需的“順應上天示警”的對策苦熬著。
　　王安石倉卒走出經義局，上不摸皇上意圖，下不諳朝政現狀，會議尚未開始，就蒙上了一層陰影。原已邀請的樞密使陳升之、樞密副使吳充、副宰相馮京均未參加。朝廷中樞長時期的“人事不修”，到緊要關頭果真暴露出來。樞密使陳升之是官場老手，精明圓滑，不愿在這棘手的事情上与王安石斗嘴磨牙，更不愿招惹皇上的不滿，便借口“臥病在床”告了假。樞密副使吳充，是王安石的親家，他的儿子吳安持，娶王安石的長女為妻，与王安石的私誼尚好，但對王安石所操之術不甚贊同，政爭中已傷了几分和气，也不愿再因政見之爭而累及家庭不和，便以“樞密院事体繁多”為由而躲開了。副宰相馮京，是責無旁貸應當參与議定對策的，但他是守舊老臣富弼的女婿，平時為王安石所疏遠，且積怨于胸，因此也以“不愿扯肘以誤執政明斷”為辭告了假。
　　三位宰執大臣借病、借事的拒絕參加，已向王安石明白無誤地顯示了朝政紛爭的訊號，但王安石似乎樂于順水乘舟，依了他們的托詞，開起了一個不會有异聲异調的“同聲會”，以圖在無爭論的情況下迅速拿出一個“順應上天示警”的辦法來。他雖然人走進了旱災肆虐、騷亂四起的朝政，但他的神思仍然停留在經義局。他像是在滿怀信心地制造著新的悲哀。
　　會議一開始，就展現出一种沉悶、憂郁、緊張、凝重的气氛。曾布神情頹喪，低頭箝口，如道霜打，完全失去了往日議事時的熱情；呂嘉問怒眉豎立，眼睛充血，腮幫上突起肉筋，不時橫掃曾布兩眼；呂惠卿依然坐在客廳左側的楠木椅上，自顧遐想，雙手捧著茶杯，偶而心不在焉地淺呷一口；王雱坐在王安石身邊的几案前，手握筆杆，不時打量著眾人，憂心忡忡。只有王安石一如既往滿怀興致、精力專注地伏案走筆，草錄著他的對策綱目。彌漫在客廳里的不祥气氛似乎根本沒有引起他的注意。
　　王安石終于結束了筆錄，抬起頭來，宣布議事開始，并以更胜于往日的熱情和自信先定了個基調：
　　“十月不雨，旱災肆虐，哀鴻遍野，流民入京，圣上憂心如焚，京都亦有零星騷亂之事，這是對新法的一次檢驗，也是對變法者的一次推動。‘順應上天示警’之策的擬定，當以顯示‘變法’六年來業績為本，以闡明變法義理為宿。古代諸子百家之說，之所以能夠傳繼于后世，其義理都是依据其現實需要而賦予新的內涵。現時‘變法’之義理，即富國強兵，亦當包括抗災救民……”
　　基調已定，下面該曾布、呂嘉問、呂惠卿和弦成曲了。但回應王安石的，仍然是沉默。各有難唱之曲的沉默。
　　呂嘉問連日來遭受“市易違法案”勘查的委屈和“募榜”一度立于街頭市井的侮辱，他已感傷透了心，憋飽了气，根本沒有心思再計議什么“順應上天示警”之策，也無情緒為“變法”義理增添內涵。他合計著市易務兩年來的收支帳目是否真的有誤。他惦念著京都各處“雜賣務”。他怨恨曾布不講情義，自毀市易法以取悅皇上。他擔心呂惠卿借复查“市易違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訴。可王安石呢？只是揮著鞭子驅赶自己這頭拉磨的毛驢，連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給喂啊！今晚，他一走進這間議事客廳，就想哭，就想喊，可他又不得不咬緊牙關，閉上嘴巴。
　　曾布也有曾布的委屈。對呂嘉問“市易違法案”的勘查，是皇上親口諭示的，他是奉旨執行。募榜立于街頭市井，也是皇上親口諭示，他也不敢不執行。可是誰知不到半天時間，募榜又撤走了，“市易違法案”又重新勘查。而且一頂“沮害市易案”的罪名落在了他的頭上，他突然變成了被勘查的對象，這個理往哪儿說啊！曾布憋著气、寓著火。他雖然舉止愚鈍，但思維并不浮淺，而且縝密細致。他知道呂嘉問怨恨自己，也知道呂惠卿參与复查，其結果必定是對自己“勘查”的完全否定。他明白，“市易違法案”通過复查而推倒，肯定是王安石對皇上的進諫所致，目的也許是出于維護“變法”的聲譽，但自己的聲譽誰出面維護呢？唉，老師畢竟是老師！他實在不愿再說什么。
　　呂惠卿不似呂嘉問那樣外露，也不似曾布那樣呆板，他對眼前朝廷出現的混亂有著深刻的分析。他相信“市易違法”是存在的，而且十分嚴重，做買賣不違法能賺大錢嗎？但不會出于呂嘉問的愛財貪讀，這位出身于豪門的公子哥，對錢財有著叛逆浪子式的輕蔑和卑視。他也相信曾布對“市易違法案”的勘查結果是真實的，如果有傷害呂嘉問之處，那也是由于曾布天生缺乏心机。他看得清楚，王安石憑借自己的聲望和對“變法”的忠誠，排解了皇帝對“市易違法案”的追究，在全力維護“變法”的聲譽和變法者之間的團結。但募榜的撤去和一個“沮害市易案”的出現，必將引起人們對“市易違法案”的猜疑，更加嚴重地損傷“變法”的聲譽和變法者之間的團結。他對這場“十月不雨”的天災也有著獨特的見解：對黎民百姓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但對胸怀大志的人來說，卻是一次獨特的机遇。“上天示警”是無法順應的，救災只是朝廷的責任和姿態，真正的意義在于創造災荒過去后“變法”再次騰飛的條件。王安石通過對策追求“變法”義理的充實和完美是個十分重大的設想，但如何實現，還是個謎啊！先听听曾布、呂嘉問的唱和再說吧。
　　長時間的沉默。
　　王安石沒有去探索朋友們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學究式的不滿。
　　他厲聲地訓斥：
　　“這种風气是什么時候養成的？箔口結舌，畏畏縮縮，互相觀望，懶于先聲，成什么樣子！望之，救災活民，以食為先，市易司責任重大，你先談談想法。”
　　呂嘉問正在心中埋怨王安石使驢不喂草，偏偏王安石又點名詢問，他張口發起了牢騷：
　　“這年頭，誰干事，誰倒霉！市易法的實施，不就是為了多做買賣、廣收贏利嗎？沒有錢，用什么富國？用什么強兵？用什么救災？用什么活民？立案勘查也可，但連個招呼都不打，收抄帳簿，如同對待貪該罪犯，弄得執管市易官員，個個都像貪污的賊子。勘查？好，我就等著勘查個十次八次，如果‘勘查’出我呂嘉問貪污一個銅錢，貶官、流放、坐牢、殺頭，我決無一字怨言。”
　　呂嘉問訴說著心中的委屈，往日的錚錚漢子，現時几乎淚水流出。
　　因為呂嘉問的不滿有些是對著曾布的，曾布接著開了口：
　　“我愚鈍，但我決不存心害人。我糊涂，但我對‘變法’決無二心。我不善言詞，但別人給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近一年來，介甫公信任我，讓我代行朝政具体事務，我無德、無才、無能，做錯了許多事情，對不起天下的黎庶百姓。對我做錯的事，朝廷立案也好，勘查也好，我無話說。請介甫公收回成命，代行朝政事務和三司使之事，我不干了，沒有本事干，也不想干了。”
　　王安石被呂嘉問和曾布的訴苦猛然惊醒了。他根本沒有想到，變法者個個怀揣、口含著如此多的委屈。他是一個感情脆弱的人，感到自己失職，感到對不起朋友和屬下，他閉上眼睛，浩歎一聲：
　　“是我誤國。這一年來，我干了些什么啊……”
　　去年開春，當“變法”的全部項目出台之后，王安石那不安分的思維，開始轉向大宋命運另一層更為深刻的領域：鑒于“變法”需要一批銳意進取的人才，他瞄准了書院這個培養人才之所，決定向傳統的教學領域進擊。他企圖創立一种新的學派，以統一天下讀書人的思想道德，為“變法”奠定理論基礎。他在皇帝趙頊的支持下，要對一千多年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經典提出新的解釋，為他的“變法”尋找依据。他在歷朝歷代帝王們根据自身需要而法定的几十种儒家經典中，選中《周禮》、《毛詩》、《尚書》作為突破口。

　　《周禮》，是記載周王朝政治制度的一部著作，相傳為周王朝著名字相周公旦所著。書中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學一術思想，均對后世有著极大的影響，許多王朝的“六部制”，几乎都是脫胎于周王朝的“六官制”。
　　《毛詩》，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共三百零五篇，相傳為孔子刪定。此書內容有“風”、“雅”、“頌”三個層面，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生活風貌，描繪了當時人民的勞動和愛情，揭露了當時政治的黑暗与混亂，也反映了那個“遠荒”年代的社會風習、禮樂嫁娶、心理心態。
　　《尚書》，是記載周王朝重要歷史文件和重大歷史事跡的一部著作，相傳為孔子選編而成。

　　從去年四月開始，王安石為了集中精力在短時期內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務委托曾布處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給呂嘉問負責，他扔卻了宰相責無旁貸的政事職責，像一個學者一樣，帶著他的兩個助手呂惠卿和王雱，鑽進經義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靈深處的古人孔、孟、苟、庄、楊、朱、墨、翟、釋、老、申、商對話、爭論，揚棄取舍，刪添補改，以無所畏懼的勇气、激昂雄厲的熱情、天馬行空的神思、酣暢淋漓的筆墨、咄咄逼人的語言和偏頗執拗的風格，建筑著他的“新學”的殿堂《三經新義》——《新經尚書義》、《新經毛詩義》、《新經周禮義》。
　　學者和宰相原是极難融合為一体的。學者崇尚“心游万切，精騖八极”，以天馬行空的神思探索無邊無涯的學問。宰相崇尚“縱橫捭闔，樽俎折沖”，以神才鬼智的机敏，處理人世間庸人庸眾、庸言庸行和詭人詭眾、詭言詭行盤根錯節所交織的苦結与仇結，化解或加劇人世間的沖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呂嘉問委屈的訴說中，雖然經受了強烈的感情震動，消解了心中因“市易違法案”、“沮害市易案”對呂嘉問、曾布的不滿和誤解，但其學者頭腦仍未完全讓給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的皇帝，還是一年前因“變法”出現高潮而歡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還是一年前因“熙河開邊”、“梅山之捷”而歌舞相慶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倉凜，還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實溢滿”。所以，他此刻所設想的“順應上天示警”之策，仍然是“變法”義理的充實和更新，仍在急行躁進地追尋美輪美奐的藍圖。
　　呂嘉問、曾布這些“變法”實于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一些，又把思緒集中在各自的職責上，按照王安石定下的基調，出謀划策。
　　曾布說道：
　　“我看，任何‘義理’的充實，都得先充實黎民百姓的肚子。可現時，官府倉稟‘財貨匿乏更甚’之說，決非謊言……”
　　這真是一瓢涼水澆頭，王安石吃惊地問道：
　　“子宜，你執掌三司，情況果真如此嗎？”
　　曾布扳著指頭算帳：
　　“請介甫公細思。近兩年來，南澇北旱，各地稅賦收入銳減，而朝廷各類開支如常。國庫出多入少，庫存財貨能有几何？再說，西北‘熙河開邊’，每年特支錢四百五十万絡，米四百万石，綢絹二百万五，布三十万端，草二十万束。西南‘梅山之捷’，每年特支錢五百万緡，米七百万石，綢絹三百万正，布五十万端。市易法推行兩年來，為求市場繁榮，庫存糧米几乎都被市易司掏空，僅二十天前的一次市易，司農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置市場，市易司以常平米一百九十万斛置市場，均屬減直出糶……”曾布說到市易司，因涉及呂嘉問，便半道停口不語。接著他訥訥地說出自己的主張：
　　“我看，順應民心，就是順應‘上天示警’。民心現時盼望什么？我看，一是減輕稅賦，一是官吏清廉。”
　　曾布最后說出的八字，引得王安石贊譽：
　　“‘減輕稅賦，官吏清廉’。在此非常之時，也許只有這八個字才能贏得民心。”
　　但沉思的呂惠卿卻微微搖頭。他認為曾布發言的調子是消极悲觀的。“減輕稅賦，官吏清廉”的提法，勢必又給人以“匡正缺失”的錯覺。特別是“官吏清廉”四字，很可能會導致各層各地執管市易的官吏的解体。因為在貨物買賣交易中，市易官吏很難做到兩袖清風，一身清白。他認為，充實和完善“變法”義理的根本，在此非常之時，當以打擊流俗反扑、消除人們的悲觀情緒為要務。他不愿直接駁斥曾布的主張，便以兩件小事作為自己的開場白：
　　“近日有兩件小事，似乎應予以特別關注：一是朝廷宰執大臣陳升之、吳充、馮京諸公告假，真的是因病因事不能前來議事嗎？一是東華門外市井‘雜賣務’被砸。‘雜賣務’官員被打被辱，均系宗室王公及其府丁所為，帶頭鬧事的乃右羽林大將軍趙世居趙府的總管。這是事出偶然，還是事出有謀呢？”
　　兩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現時被呂惠卿鄭重提出，立即引起了眾人的思索，而且越思索越覺不祥：宗室王公參与朝政紛爭，也許將會左右眼前混亂形勢的發展。
　　王安石催道：
　　“吉甫，談談你的看法。”
　　呂惠卿微微一笑：
　　“介甫公一年來埋頭經義局，無暇顧及中樞事務，致使朝廷綱紀松弛，流俗猖獗而起，借天災非難‘變法’。原樞密使、潞國公文彥博就有‘市易斂民怨，招天變’之語，听說駙馬都尉王詵近日鏤版拋出一部《錢塘集》，已在京都廣泛流傳。蘇找借杭州雨澇而攻擊新法。‘但教黃犢無人佩，布谷何勞也勸耕’、‘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東海著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等詩句，已成為京都黎庶反對‘變法’、發泄不滿的歌謠。在這些流言蜚語的蠱惑下，一些心志不堅之吏，投机求官，隨流俗而叛為濰仇，以張揚新法之缺失為快，群臣惶惶，是非莫辨，交頭附耳，妄作猜測，以至影響圣躬听聞，遂成今日朝廷混亂之狀。故修善人事乃當務之急！”
　　王安石不停轉動的眸子閃亮了，呂惠卿用精細的推敲和誘人的聯想，描繪出一幅“人事不修圖”。他立即想到琉璃猴子樞密使陳升之，唱反調的副宰相馮京，不与合作的樞密副使吳充和那個因反對“變法”而被貶知河陽的潞國公文彥博，在天災之中想必他們不會那么安分。但要說好友蘇子瞻……王安石不為人察地苦笑了一下。
　　呂惠卿在談完“修善人事”的必要性、緊迫性之后，便向王安石拋出了一個“順應上天示警”的方案：
　　“天災不足惊，人事實堪憂，在此非常之時，當以‘修善人事’而救災救民；當絕流俗誕謾之語，以固‘人定胜天’之志；當舉銳進俊彥之士，以負中樞理政之責；當從速組織忠耿理財之吏，勘查京都庫存之資，細作籌划，以應京都流民之需。況且，朝廷手握均輸之便、市易之權，南糧北調，川米東移，總是有辦法可想的……”
　　王安石靜听著，思索著，心里似乎亮堂了。“當絕流俗誕謾之語，以固‘人定胜天’之志”，理也；“當舉銳進俊彥之士，以負中樞理政之責”，義也。吉甫獨得我心！
　　在“修善人事”的思索中，王安石想到了遠在西南梅山的章惇，又想到了俊彥之士鄧綰、舒亶、李定等人，一個“修善人事”的謀划在他的心中逐漸顯形了。
　　呂嘉問隨即談起市易司“南糧北調”、“川米東移”正在進行的情況。他先是向曾布瞥了一眼，扔出了几句帶刺的搶白：
　　“做買賣有賺有賠，這是常理，不叫‘違法’。就是替官家做買賣，也得思謀著賺錢，如果為了賠錢，干嘛不提一筐銀子到大街上撒去！”說著，從怀中取出一冊帳本，翻開用眼睛一溜，拱手向王安石稟報：
　　“去年冬天無雪，今年開春無雨，我就瞄准了糧食買賣。二十天前從司農寺、市易司拿出的那二百二十万斛常平糧，就是為這筆糧食買賣籌集資金。現在市易司的人馬均被派往各地購買糧米。江南東路的購糧官約摸十天之內可返回京都，可漕運糧米五十万斛；荊湖北路的購糧官半個月內即可返回京都，亦可購得糧米五十万斛；夔州路購糧官現時尚無消息，那里糧价便宜，不及京都一半，原打算購買一百万斛，若船運順便，估計兩個月內即可返回京都。執政大人可以放心，這兩個月內，市易司將有二百四十万斛糧米陸續上市，京都斷不會有缺糧之慮。當然，這二百四十万斛糧米若以現行市价出售，這車馬舟揖的費用，怕是要全搭進去了。”
　　王安石聚精會神地听著，呂嘉問侃侃鑿鑿的話語，恰似几股清涼的泉水，汩汩地流入他的心頭，消解著他的焦渴，使他興奮而寬慰。但他沒有細算。這二百多万斛糧米至今還在几百里外的江南東路、荊湖北路和几千里外的夔州路和荊湖南路，如果水陸受阻、天時變化或者市易司派出的購糧官員不能按時回到京都，這一切豈不都是紙上畫餅嗎？王安石仍然在沿用學者的思維方式，對呂惠卿的精辟議論和呂嘉問的紙上計划進行揚棄和綜合，終于在胸中形成了一個根本不符合皇帝意愿的“順應上天示警”的對策。
　　雞啼聲隱約傳來，一縷黎明曙光透進了客廳的窗紙。
　　新的一輪禍福莫測的君臣會見，在等待著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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