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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回 義正辭嚴紐倫堡庄嚴設法庭 走投無路 法西斯狂徒上絞架


  紐倫堡是納粹党每年舉行年會之處,現在成為
  庄嚴的軍事法庭。戈林在信中說:我隨身帶了三顆
  毒丸。
  話說世界反法西斯的硝煙尚未消散,而要求嚴懲、審判法西斯的呼聲就日益高漲起來。
  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蘇、美、英三大國首腦一致同意,要在戰后解除德國的武裝力量,解散德國的總參謀部,拆除德國的軍事設備和軍事工業,掃滅納粹党、納粹的法律、組織和制度,在一切領域中清除納粹和軍國主義的影響,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懲治戰犯。雅爾塔會議根据同盟國領導人歷次會議所達成的協議,決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制憲大會。
  4月25日,在舊金山歌劇院院內,50個國家計282名代表和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外交家、記者等共五千多人,出席了歷史上最庄嚴的大會。中國作為五個發起國之一,派出了以國民党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為首的代表團參加會議,代表團成員中還有中國共產党的代表董必武。
  大會開幕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在首都華盛頓通過廣播向大會致詞。然后,首屆聯合大會主席,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致詞說:“和平必須世界之合作力量,在此無折衷之余地。我們必須負起世界合作之責任,否則,我們勢必將負起另一次世界大戰之責任。人類最深切的希望、最崇高的目的——持久的世界和平——現在正在此間托付于我們之手。我們亦為新道路之開拓者,將來必有許多障礙与危險,我們必須以謙虛而堅決之態度從事我們的工作。”
  經過兩個月既有矛盾,又始終沒有喪失友好气氛的爭辯和討論之后,大會結束前通過了《聯合國憲章》。6月26日晨,代表依次在《憲章》上簽字,由于國家很多,這一儀式共進行了八個小時。同年10月24日,《憲章》生效。這一天便定為"聯合國日。”
  就在聯合國制憲會議上,各國代表就一系列審判戰犯的具体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由于各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在6月22日舉行的倫敦會議上,英國、美國、法國和蘇聯于8月8日正式締結關于對歐洲軸心國首要戰犯起訴和懲處的協定,簡稱《倫敦協定》。其后不到兩個月,有二十多個國家陸續加入這項協定。
  此協定共列出如下七項條款:
  第一條依照德國管制委員會的決定,應建立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進行審判。
  第二條本協定所述國際軍事法庭的憲章、權限和任務均規定于所附的國際軍事法庭條例之中,條例為本協定的基本組成部分。
  第三條各簽字國均應采取必要步驟,以對掌握在其手中而應交付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首要戰犯進行起訴理由的調查,并為審判作好准備。
  第四條在莫斯科宣言中所規定的,關于解送戰犯至其犯下罪行所在地的國家的決定,不受本協定影響。
  第五條聯合國各成員同政府得以通過外交途徑向聯合王國政府遞交聲明參加本協定。
  第六條為審判戰犯而已經設置或即將設置在任何一個盟國領土上的,或設在德國的國家法庭,或占領區法庭的權限和審判權的規章均不受本協定影響。
  第七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有效,有效期應為一年。
  另外,協定還附有著名的《國際軍事法庭條例》,條例共有起章三十條,對設置法庭的目的、任務、法庭的職能、机构、管轄權乃至經費等一系列問題都作了明确詳盡的闡述,使即將進行的審判首先有了公正、客觀的法律基礎。
  在某些人看來,這場審判也許根本多此一舉,戰爭的胜利者審判戰爭的失敗者,無疑不可能敗訴,而法西斯罪人對世界人民犯下的罪行實在罄竹難書,對他們處以任何刑罰也不為過,何必要費此周折?其實不然,如果真的只由戰胜國自行對少數人加以懲罰,或是以"戰爭乃國家行為"為理由將戰爭責任者赦免,都很難起到警世作用。回首歷史上每次戰爭,每當結束時,總是強制戰敗國賠款和割地,沒有分清戰爭的責任,對戰爭罪行未進行應有的懲罰。戰爭一結束,戰敗國立即又后厲兵秣馬,伺机再起,洗去失敗之恥。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希特勒就是利用德國人民對凡爾賽和約的不滿,煽動民族复仇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在日耳曼人爭取"生存空間"的口號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這場戰爭給各國人民帶來了一場亙古未有的大災禍。法西斯國家對這場戰爭負有完全的責任。因此,聯合國決心進行公開的審判,控訴首要戰爭罪犯。主要目的是:儆戒后人,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悍然發動侵略戰爭,破坏和平,終將受到歷史的審判。
  審判條例就對戰犯起訴的理由,也就是戰犯的主要罪行,歸納為以下三條:
  第一,破坏和平罪:系指策划、准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協定或保證的戰爭,或參与實施上述任何罪行的共同計划或密謀。
  第二,戰爭罪:系指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此罪行包括但不限于虐待等或殺害俘虜、人質,奴隸勞工及掠奪財產、破坏城鎮等。
  第三,違反人道罪:系指戰爭發生前或戰爭期間對任何平民的殺害、滅絕、奴役及其他不人道的行動。
  這三款條文看起來很簡單,卻是蘇、美、英、法四大國法律界代表經過反复磋商的結果。這三項罪行在東京審判時沿用于日本戰犯,并被聯合國通過為國際法准則,因此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
  至于審判机构,則由四大國各派遣一名審判官、一名代理審判官主持審訊、判刑事項。簽約國首席起訴代表組成起訴委員會,負責准備起訴書,遞交給法庭各种文件和确定首要戰犯名單,并將提出起訴。
  委員會成員們自是嘔心瀝血,慎重仔細地鑒別各個戰犯。要知道,在押的戰犯中有重大罪行的何止十個二十個,可以說個個都是血債累累,但作為"首要"戰犯,被告必得在納粹政權中有顯赫地位,對侵略罪行負有重大責任。因此,甄別工作花去了大量時間。但工作人員懲罰罪犯心切,領導工作亦得力,于是,所有工作人員不分國別,一概廢寢忘食,認真嚴謹。因此在開庭之前,委員會不僅為法庭准備了長達六十六頁、經各國首席起訴代表共同簽字后發出的起訴書,還將起訴書副本交給各被告人手一份。
  但在選擇審判地點時,頗費了一番躊躇。最初,有一點是确定的,就是必須設在一個德國城市,否則無法体現對德國戰犯的審判。最后,一致通過就在德國著名城市紐倫堡。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個過程中,這座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城被希特勒法西斯匪徒肆意踐踏,成為納粹党的巢穴。
  自從有了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党的時候起,每年的年會都在紐倫堡舉行。希特勒因此得意洋洋地宣稱,紐倫堡是帝國党代會之城。在昔日第三帝國盛极一時的日子里,經常會看到納粹党的頭面人物出入該城,他們在大小集會上,發表歇斯底里的演說,或煽動對猶太人的屠殺,或攻擊德國的進步勢力,或鼓吹民族复仇主義。
  1935年,納粹在這里舉行了稱作以"血統和种族"為中心議題的"自由的党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次大會期間,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依据這項法律,猶太人被從他們世代生活的土地上赶走,也就從此開始,德國一步一步走向深淵。
  在這以后的几年里,為減少紐倫堡法對猶太人的"寬大",又補充了十三項法令,使猶太人在德國無法正常生存。
  紐倫堡作為這樣一座被納粹党玷污過,有著复雜經歷的城市,被選為審判地點自是寓意深刻。在納粹党的巢穴清算納粹暴行,是再恰當不過了。況且,這座城市還有高大、寬敞的紐倫堡法院,有進行國際審判的良好條件。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03分,庄嚴肅穆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在紐倫堡法院的正義宮開庭了。
  只見那寬敞的大廳正面懸挂著蘇、美、英、法四大同盟國國旗,國旗前是法官席,對面是辯護律師席,被告的位置則在律師身后,大廳的左、右兩側分別是檢查官席和證人席。廳內專設數排座位供各國特邀記者使用。旁听席設在樓上,此時坐滿了黑壓壓的听眾。
  10時03分,法庭內的嘈雜聲突然停止,只見側門一開,几名威風凜凜的美國軍人在前開道,隨后,四國法官帶著威嚴的表情走進法庭大廳。蘇聯檢查官和法官穿著筆挺的軍服,美英法三國檢查官和法官身著黑色法衣。等法官們在法庭上坐定,二十一名在押被告在美國軍人的押解下,神情沮喪地進入大廳,分兩排坐在被告座上。士兵們嚴肅地站在被告座位后面,監視著他們的一舉一動。
  審判長是英國的杰弗里·勞倫斯大法官。勞倫斯身材魁梧,年逾花甲,頭發花白,在英國法學界享有盛譽。只听得他起凝丹田,一字一頓將聲音送進大廳的每一個角落:“歐洲國際軍事法庭現在開庭!”
  頓時,排山倒海般的掌聲響徹全廳。
  緊接著,蘇聯的魯登科中將、美國的杰克遜法官、英國的肖克羅斯爵士、法國的德芝東分別作為四國首席代表起訴。
  首先講話的是杰克遜法官。
  杰克遜法官以他卓越的才智和优秀的品德在美國頗孚眾望,這次審判正是在他和一些法官大力促成的。原來依照丘吉爾、羅斯福、斯大林等首腦人物的意見,懲治罪犯采用政治手段便可,但杰克遜法官卻曉以大義,游說諸領導要依法懲辦戰犯,好給后世留下一個典范,讓世人永遠記住:地球乃文明乾坤,誰也休想胜者為王。最終,他的意見被采納,四大國均同意共同審判戰犯。
  杰克遜說道:
  “尊嚴的法庭!”
  “像今日這般,在歷史上第一次進行的對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開始法庭審理。這一業績顯示了嚴肅的責任感。我們力求對之進行判決和懲處的种种罪行是經過了如此精心的策划,是如此之惡劣,又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性后果。人類文明無法對此容忍,無法對此置之不顧,否則將會不可避免地使這种災難重复出現。取得了胜利并由于這种曾經出現的不法行為而備受痛苦折磨的四大國并非進行報复,而是自愿把他們所俘獲的敵人交付法庭審判。這是一种最為偉大的容忍克制的精神,這种容忍在任何時候都會使理性產生影響……”
  杰克遜的發言字字鏗鏘,他指出了審訊的權利、軍事法庭的責任等,表現得冷靜克制。
  待他坐定,英國首席起訴人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也走上台來,他操一口標准的牛津口音,一頭銀灰色卷發絲絲不亂,面容清懼嚴肅,端著架子,擺出一副英國紳士的尊嚴和高貴之態,他聲音穩健地說:“雖然希特勒一伙人強調:'敗者應該遭殃',但歷經磨難的英國政府卻反對此觀點。法庭正是想讓全世界意識到,公理并不始終處于強者的營壘一方。進行侵略戰爭不僅是危險的行動,更是令人憎恨的犯罪行為"。
  肖克羅斯爵士還講述了他作為英國政府代表在審判中的任務乃是說明起訴理由之二所列的犯罪事實。他說,他將遵從法庭條例,公正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第三位首席起訴人是法國的弗朗索瓦·德芒東,他講話的聲調与前兩人不同,若說杰克遜法官体現了美國人的"老大"風范,肖克羅斯爵士固守大英帝國的穩重嚴謹,德芒東的發言則充滿了法蘭西民族對納粹法西斯的仇恨。他說:
  “法國遭到了有計划的掠奪并瀕臨毀滅,法國人民有很大一部分在蓋世太保的牢房里和在放逐營里遭受折磨和被殺害,法國被迫在德國惡魔似的野蠻統治下忍受了极為駭人听聞的道德敗坏和社會倒退的實驗。就為這個法國向諸位要求,特別以抵抗運動的英勇烈士——我國歷史上最純洁無疵的英雄名義向諸位要求,認真執法!
  “法國在世界歷史上曾不止一次擔任了人類自由、人類道德和人類進步的代言人和先鋒戰士,今日,也將通過我的聲明再次成為西歐——亦即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國——遭受犧牲的各國人民的發言人!……
  德芒東先生的講話,在審判廳內掀起了又一個高潮,听眾無不為之感動。法國在二戰中淪為德國占領地,國家喪失獨立,經濟遭受掠奪,文明受到踐踏,人民備受奴役和蹂躪。法蘭西民族損失巨大,德芒東這一席開庭致詞,引起大家共鳴。
  最后登上講壇的乃是蘇聯首席起訴人魯登科中將。魯登科中將不改往日雄風,中等微胖的身上套著嶄新的挺括的黃呢軍裝,胸前挂滿了閃閃的獎章和功勳章,花白的眉毛下,一雙犀利、机智的灰眼睛有神地環顧四周。他說:
  “諸位法官先生:
  我充分相信這次審判所具有的深遠的歷史意義,并以這种信心開始我的開庭致詞,這同時也是首席起訴代表開庭致詞的結束。
  “對具有如此規模和具有如此嚴重后果的罪行行使審判權,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這些曾經攫取了整個國家的權力,并且親自把這個國家變成他們進行令人難以置信的犯罪活動工具的罪犯站在法官面前接受審判,這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第一次。”
  魯登科中將一句比一句更有力的話傳遍全場,引起一陣又一陣的掌聲。
  此刻,二十一名戰犯目光呆滯地坐在被告席上。在開庭前五天,不知是因為恐懼還是什么原因,戰犯克虜伯竟臥病在床不能動彈。經醫務人員仔細檢查后宣布,允許他暫時不出庭,待他身体條件允許后再行審判。另外,馬丁·鮑曼——納粹元首臨終前最寵幸的納粹党副領袖,自柏林失陷后下落不明,因不能斷其生死,法庭將對他進行缺席審判。所以,只有二十一名被告出庭受審。
  這些家伙,個個衣衫破爛,心神不宁,臉上全無往日的神彩,看起來像一群碌碌庸才,讓人難以置信,正是這群人,統治德國十二年,并指揮著軍隊橫掃大半個歐洲。
  坐在被告席上第一排第一號的是戈林,一度肥胖得像頭大象的戈林,因在獄中擔惊受怕,加上疾病折磨,体重減輕了八十磅。他穿著一套褪色的德國空軍制服,時不時露出一絲狡黠的笑容,似乎是對坐在被告席首位上感到快慰,這大概是希特勒死后對戈林在納粹政權中的地位的最大承認吧。他作為納粹政權第二號人物,1922年便加入納粹党,歷任國會議員、議長、不管部部長、航空總監、普魯士總理、陸軍將軍、警察總監等等。
  魯道夫·赫斯,木呆呆地坐在戈林身旁,他是剛從倫敦被押解至此的。若不是1941年駕机逃到英國,他很有可能比戈林更有權勢。當時,他已是納粹党副領袖,且深得希特勒的信任。此刻,卻是形容枯槁,雙目凹陷。從倫敦到這儿后,他就作出一副健忘之態,企圖逃避審判。但醫生卻認斷他只患有間歇性歇斯底里健忘症,而非完全不清醒。因此,赫斯只得老老實實坐在這里受審。
  約翰·里賓特洛甫,納粹党的"天才"外交家,戰爭期間擔任德國外交部長。他的所作所為是納粹党一連串背信棄義的記錄。當處長的他,過去無論何時都是一副傲慢自大的神气。但現在卻不免縮頭縮尾,掩飾不住內心的沮喪。据說,他因恐懼,已患上輕度的精神分裂症。
  威廉·凱特爾,德國陸軍元帥,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長官,他緊挨著賓特洛甫而坐,正是他實施了吞并奧地利的計划,為希特勒的侵略立下了"赫赫戰功"。在陸軍中,凱特爾元帥最受希特勒喜愛,后者時不時地給他加點薪、評點功,他便死心塌地地為主子賣力。
  尤利烏斯·施特萊歇爾也在被告席上。他1921年加入了納粹党,曾參加慕尼黑啤酒館暴動,被公認為"天字第一號猶太迫害狂"。1923年開始,他成為反猶刊物《前鋒報》的主編,操縱宣傳工具,誣蔑猶太人是"細菌"、"寄生虫"和“瘟疫",積极鼓吹1935年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對“最后解決"猶太人的暴行推波助瀾。失去昔日天堂的施特萊歇爾看來像個頹喪衰弱的老者,滿頭大汗地坐在凳子上,心里揣測著審判桌前的法官一定都是該死的猶太人,現在正聚在一起合計著報复他。
  弗里茨·馮克爾,一名老資格的納粹党党員,曾佩戴沖鋒隊和党衛隊將軍軍銜,并有沖鋒隊和党衛隊副總指揮的頭銜。1942年,被希特勒任命為勞動力調配全權總代表,憑著一貫信奉的"用最低費用達到最高限度的剝削"的信條,不知榨取了多少占領區奴隸勞工的血汗。他依靠暴力有組織地利用被占領區的勞工資源,強制運到德國的勞工達几百万人。此刻,他如坐針氈般在凳子上扭來扭去,眯縫著一雙小眼,活像一只仍然伺机咬人的惡狼。
  挨著紹克爾的是巴爾杜·馮。席腊赫,長期任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和德國全國青年領袖,向青年灌輸納粹思想。由于干得賣力,1940年被任命為維也納總督,替希特勒管理德國“東部地區。"他并非純日耳曼人种,血管中流著四分之三的美國血液,看起來還很年輕。
  恩斯特·卡爾滕布龍納,党齡不很長,直到1932年才加入奧地利納粹党,但因冷酷無情、忠誠于納粹大業而很快升遷。當那個劊子手海德里希一命歸天后,卡爾滕布龍納便坐上了德國保安局局長交椅,繼續完成海德里希遺留下來的党衛軍和蓋世太保對猶太人和進步人士的血腥屠殺計划。即便坐在被告席上,他的雙目還是射出逼人的凶光。
  阿爾弗霍德·羅森堡,相貌稀松,神情木然。他曾是納粹最有名的"理論家"。就是他,主宰著納粹党報刊,撰寫了《二十世紀的神話》一書,使許多青年相信了納粹党人的鬼話。從1930年起當選為國會議員,充當納粹的外交代表。1933年4月,他成為納粹党的全國領袖和外交事務局局長,他和雷德爾一起,是策划進攻挪威的主謀之一。從1941年其他擔任德國東部占領區部長,忠實執行希特勒對被占領區的种种政策,對被占領區的公私財物進行有組織的掠奪。制定實行日耳曼化、剝削和奴役勞工的政策,以及滅絕猶太人和消滅敵對者的計划。
  漢斯·弗蘭克,皮膚黝黑,五短身材,在被告席上始終低著頭,似乎對自己的罪過還有些幡然醒悟之意。他是納粹老党員,還是納粹法律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不僅精通法律,一般知識也相當淵博。納粹同伙們都稱他為:做事利落、殘忍成性、嗜血冷酷的人。1939年10月,弗蘭克就任波蘭總督轄區總督。就職第二天气,看起來和善而有教養的弗蘭克便下令:“波蘭人應該成為德意志帝國的奴隸!"那時弗蘭克肆無忌憚地掠奪波蘭的經濟資源,先后竟向德國輸送了一百多万名波蘭勞工,還有無數波蘭人慘死在他的命令之下。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得以牢牢地坐穩波蘭總督的寶座。
  威廉·弗立克,曾任德國內政部長,內閣國防委員會成員。1943年8月起作為波希米米和摩拉維西地區所謂"保護長官",宣布"猶太人不受保護",取締所有非納粹組織;最殘忍的莫過于將他轄區內的老、弱、病、殘及精神失常者成批殺害。
  阿爾弗雷德·約德爾,陸軍中將,戰爭期間任德軍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作戰處處長,上可直接向希特勒匯報戰事,下可向三軍傳達希特勒的指令。親手策划了對許多歐洲國家的侵略行動。最終卻也正是他,簽署了納粹德國的投降書。
  賽斯——英夸特,党衛隊將軍。他本是位口才頗佳的維也納青年律師,卻野心十足,在納粹德國吞并奧地利的過程中,他里應外合,扮演了可恥的角色。他到處宣講"日耳曼人的奧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奧地利被吞并后,英夸特歷任德國駐奧地利總督、德國不管部部長、德國駐荷蘭總督等等。奧地利人民痛斥其為"奧地利賣國賊。"他罪行累累,任奧地利總督時,迫害猶太人,掠奪他們的財產,把政敵關進集中營進行虐待和殺害,任波蘭副總督和荷蘭總督期間,除掠奪財富外,還大肆虐殺抵抗戰士,強制向德國遣送奴隸勞工,其中僅荷蘭勞工就有五十万人。在他統治期間,荷蘭的十四万名猶太人中有十二万人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最后解決。”
  埃里希·雷德爾,海軍元帥,1935年起任海軍總司令,指揮納粹海軍在大西洋海域橫沖直撞,其勢洶洶,之后被希特勒赶下台來。
  瓦爾特·馮克,在希特勒未上台以前,這個油光滿面,大腹便便的矮胖子預言:“我們企業界相信,在近期一偉大的希特勒即將掌權!"說出此話不久,他便辭去職務,投效希特勒,充當納粹和平業界之間的牽線人。希特勒自然也對他感激不已。因此馮克得已于1939年底開始接替銀行家沙赫特就任德國經濟部長、戰爭經濟全權代表、國家銀行總裁,從此馮克更加積极地參与其害猶太人,賣力地為侵略戰爭進行經濟准備,戰爭中對占領區橫征暴斂,是一個貪婪的掠奪者。
  耶馬爾·沙赫特,在1944年以前曾深得希特勒寵幸,后因与希特勒和戈林發生矛盾而失寵并進了監獄。因此,他覺得自己是納粹受害者而非戰犯。可實際上,沙赫特身為國家銀行總裁、經濟部長、戰爭經濟全權總代表、不管部部長,曾協助希特勒籌集大量資金,也換取了顯赫的地位,并非最后失寵就能將罪行一筆勾銷。
  馮·巴本,1932年6月1日到12月2日任德國總理,1933年任希特閣內閣副總理,在促使希特勒篡奪政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以后曾先后任薩爾區全權總代表,駐維也納公使,駐土耳其大使等職。他任駐奧公使時,极力鞏固納粹党在奧地利的地位,目的是促使奧并入德國。他是被告中最年邁的一個,瘦小枯干,臉上布滿雕刻般的皺紋,頭發稀疏,一雙小眼睛藏在眉毛下,目光游移不定,像老狐狸似的精明狡詐。
  馮·牛賴特,一個老派的職業外交官,既無信仰,又缺乏原則的大騙子。他陰沉地坐在椅子上,不知是回味"輝煌"的過去,還是思忖眼前的困境。他1930年至1932年曾任德國駐英大使,1932年6月任巴本政府外交部長,一直到1938年2月。他擔任納粹德國的外交部長,狡猾地迷惑了歐洲如此多國家,對德國退出國際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重占萊因蘭和侵略奧地利等重大事件負有責任。他還和英法綏靖分子合作,炮制出臭名遠揚的《慕尼黑協定》,使希特勒的閃電計划一舉得逞。
  卡爾·鄧尼茨,希特勒指定的繼承人,海軍元帥,被盟軍潛艇艦隊稱為"海底魔王",自然曾威風一時,現在卻身著一套瘦小的蹩腳西服,活像一個鞋店小店員。
  阿爾伯特·斯佩爾,希特勒的优秀建筑師和親信,雖年僅四十歲,卻是德國國會議員,德國軍需軍備及軍火部部長,年輕气盛,偶爾還敢和驕橫無比的希特勒頂上兩句。在戰爭的最后階段,唯有他敢向希特勒直言"德國已經戰敗,"并反對希特勒的焦土政策。
  漢斯·弗里切,謠言家戈培爾的忠實弟子,人們紛紛議論他的聲音也酷似戈培爾。從1932年起,弗里切就成為知名的電視時事政治節目主持人。后任居宣傳部國內新聞司司長,宣傳部部務委員,宣傳部廣播司司長和大德意志廣播電台政治組織全權委員。每日制定和發布新聞宣傳口徑,為納粹党的領袖原則,反猶太"理論"、生存空間問題和侵略行徑大造輿論,特別熱衷于煽動反對猶太人的各种措施。巧妙掩飾納粹分子對占領區進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
  在坐的二十一名戰犯就是這樣的一群人。在納粹党爭奪政權和統治德國的年代,他們都曾充當希特勒的左膀右臂,竭盡全力為其效勞。
  這些人信奉日耳曼"种族优越論",在人民之間散播种族仇恨的种子,瘋狂地實行侵略和掠奪政策,妄圖稱霸全世界。他們平視和殘害猶太人,肆意掠奪和殘害被占領國的無辜人民。整個德國在他們的蠱惑之下,變得越來越墮落,越來越沒有人性。而這,正是他們這群人的目標。
  侵略戰爭失敗之后,這群人中大多數本已做好掉腦袋的准備,沒想到要面對一場由胜利者主持的審判。于是,其中許多人盡管仍沮喪万分,卻開始在心中醞釀新的脫身之計。檢察官們早已做好對付被告負隅頑抗的思想准備,大家都欲在法庭上使出自己的全部本事。
  11月20日的開庭時間不太長。就在魯登科中將的開庭致詞完畢后,庭長宣讀了法庭的權利和審判程序。根据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規定,法庭有五項權利:
  (一)為正式審訊傳喚證人,要求證人出席作證,向證人提出問題;
  (二)對被告進行審問;
  (三)要求提出文件或其他證明材料;
  (四)要求證人宣誓;
  (五)委派代表執行法庭所賦予的任務,包括根据委托而對證据進行調查。
  法庭的審理則按如下程序進行:
  (一)宣讀起訴。
  (二)法庭詢問每一被告本人是否承認有罪或否認有罪。
  (三)起訴當局提出初步說明。
  (四)法庭詢問起訴當局和辯護方面,是否希望向法庭提供證据和提供何种證据,并裁定任何證据的可接受性。
  (五)听取起訴當局的作證。在此以后听取辯護方面的作證。然后調查為法庭所接受而由起訴當局或辯護方面提出的反證。
  (六)法庭可以在任何時候向證人或被告提出問題。
  (七)起訴當局和辯護人應對任何作證的證人和被告嚴加詰問,并有權听取對證人和被告的盤問。
  (八)然后由辯護方面發言。
  (九)起訴當局在辯護人之后發言。
  (十)被告作最后發言。
  (十一)法庭宣布判決和刑罰。
  在個人被迫訴的同時,還有六個犯罪集團和組織也被起訴。他們是:德國內閣、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党(即納粹党)政治領袖集團、党衛隊、蓋世太保和保安勤務處、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工人党沖鋒隊、參謀總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21日,法庭接著進行庭審。
  開庭后,由首席檢查官,美國的杰克遜大法官首先宣讀總起訴書。他走到話筒前,嚴正指出:“被告正是把《我的奮斗》的夢想變為現實的魔術家。'是'狂妄的,罪惡冒險行為的積极參与者和領導者。他們是扑滅自由火焰的幫凶,是織成舖蓋歐洲大陸的黑色喪服的經和緯,是一伙無所顧忌的歹徒……”
  緊接著,蘇英法等國旗訴代表陸續發言,強烈譴責了納粹被告竊取政權,壓制民主,進行獨裁統治,殺害猶太人、欺騙和驅使几百万德國人民進行侵略戰爭的可恥罪行。許多旁听席上的不少德國人听到納粹党人所做的一切,也為之震惊。
  起訴完畢,依照程序,勞倫期大法官叫起每一位被告,讓他們据實回答自己是否有罪。第一個被叫起的自然是被告中的"一號人物"戈林,他扭動著胖墩墩的身子行至麥克風前,手里拿著一份材料,觀眾急等著他說出服罪不服罪的話來,戈林卻這樣開了頭:
  “在我回答之前……”
  勞倫斯大法官赶緊打斷了被告的妄語,但戈林裝著沒听明白,固執地繼續念下去,勞倫斯爵士于是厲聲警告他:“被告,請你回答是否服罪!”
  “不服罪,"戈林立刻嘟噥一句,但馬上又補充說:“就起訴書而言。"他的那份材料終究沒讀成。
  其他罪犯不像戈林那么善于表演,卻都异口同聲地否認自己的罪行。法庭旁听席上不禁噓聲陣陣。勞倫斯庭長多次敲打惊堂木,下令保持"肅靜。”
  就這樣,一連數天,一直由檢察官和證人對戰犯罪行進行檢舉。
  11月29日,法庭安排了一場特殊的電影。只見銀幕上一幕幕放出的俱是納粹党人精心經營的集中營實況。其中有納粹党的內部秘密,在波蘭犯下的殺人罪行,希姆萊的特別行動隊在蘇聯屠殺平民与戰俘的慘無人道的罪行,有納粹進行侵略戰爭准備的詳細情況等。
  戰犯們看到后,不禁大惊失色,這些身居高位的党徒,兢兢業業制訂侵略計划,卻有很多人并未親自殺人放火。現在親眼看到他們一手策划的恐怖場面,怎不心惊膽顫?
  面色蒼白的弗里切看到德軍把俘虜關在倉庫內活活燒死時,不禁雙手掩面不敢再看。凱特爾則取下身上的譯意風,僵硬地擦拭著滿頭的汗水。形容憔悴的赫斯雙眼直瞪著銀幕,雙腿忍不住顫抖。再看自詡"正直無私"的斯佩爾,也是大汗淋漓,神情狼狽。
  猛地,被告席上傳來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聲。眾人定睛一瞧,卻是納粹德國國家銀行總裁馮克,肩膀一聳一聳的。他仿佛到現在才知道戰爭是如此地殘忍。
  檢察官對戰犯起訴完畢后,法庭從1945年11月底到1946年3月進行了錯綜复雜的審理工作。
  按照法律程序,起訴后,當由起訴當局對起訴內容作出詳細說明,再由辯控雙方提供證据和反證。這一階段,法庭共開庭審判四百零三次,起訴當局指定的三十三名證人口頭提出了對各被告的證言,辯護方除被告中十九人的供詞外,還有六十一名證人提出證言。辯護方有一百四十三名證人以書面答問題的方式提出證言。另外對各被告和犯罪組織提出了數以十万計的宣誓證書。
  審訊過程中,法庭始終体現了公正、人道、民主的精神,向被告及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法律的尊嚴。
  審訊自始至終,辯、控兩方你來我往,唇槍舌劍。因為要在法庭上徹底戰胜納粹被告,并依据法律定下歷史的鐵案,就必須讓被告在大量确鑿的人證物證面前理屈詞窮,從根本上服罪。
  但是,法庭并不剝奪被告的權利。專門為被告配備了辯護律師,這樣的律師有二十二位,系被告本人從盟國提出的一張可靠的德國律師名單中挑出來的。辯護律師們向法庭提交了共有三十万條的書面證明材料,試圖為自己的辯護對象減輕罪責。
  盡管辯方律師巧言令色,在大量事實面前,許多戰犯還是啞口無言。鄧尼茨老實地承認:“被你們當成戰犯押來受審,開始我非常生气,可是現在听了這些控訴,我也覺得應該把事實的真相搞個水落石出。”
  從1946年3月8日開始,讓被告行使答辯權,戰犯們登台為自己辯護。除了赫斯和里賓特洛甫不愿出庭為自己辯護外,每個戰犯都提出种种陳詞,推卸罪責。
  凱特爾為自己辯護說,他只是奉希特勒之命辦事,是執行命令的下級人員,不應負責。
  卡爾滕布龍納等人則試圖否認自己与殺害猶太人有關。但在法庭的再三追問下,終于在确鑿的證据面前低頭認罪。
  巴本、牛賴特、賽斯——英夸特、沙赫特和馮克,則始終拒絕承認有罪。
  所有的罪犯中,戈林在詭辯中表現得最為狡黠、蠻橫。從法庭詢問每位罪犯是否承認犯罪時期,他就表現得与眾不同。他本想拉攏其他被告一起訂立攻守同盟,但一來多數戰犯只想盡力減輕自己的罪責,不想和責任最大的戈林發生瓜葛,像沙赫特和斯佩爾,已認識到法西斯的罪惡,更不屑于理會戈林;二來戈林做得過于明目張膽,監獄長安德魯斯將軍便不允許他和別人一起進餐,讓他在一間屋子里單獨吃飯。
  戈林向監獄中的一位心理學家蓋博特博士抱怨:“我是這批納粹党人的頭頭,但這絕不意味著我是最危險的。此外,安德魯斯還應考慮到,他現在是在与歷史人物打交道。不論誰是誰非,我們在這里都是歷史人物,而他——安德魯斯,卻不過是個無名小卒。”
  可惜戈林也只能口頭抱怨,他仍舊得一個人吃飯,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他甚至想起賄賂的花招。他時常向美國看守軍人贈送貴重紀念品,如金肩章、金煙盒、金筆等等,以求改善自己的待遇,通過他們給獄外的妻儿送信。
  戈林還向這些看守們灌輸法西斯思想。一次,他大聲說:“我宁愿做一位烈士,而不是叛徒!”“別忘了,歷史上著名的征服者并不被看成是謀殺者——成吉思汗、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他對看守預言,五年后,希特勒會再次成為德國的偶像。
  1946年1月8日,戈林靜听了對他的起訴。起訴詞中敘述了他在希特勒手下如何青云直上,如何公然致力于第三帝國的侵略備戰活動,指出戈林曾長時間是"德國為軍事侵略進行准備的核心人物。"起訴書還譴責了戈林對吞并奧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對波蘭和蘇聯發動戰爭,對這兩國進行經濟掠奪以及使用奴隸勞工等負有責任。
  由戈林親自簽署的許多文件被拿出來作為證据。籌建第一批集中營,用集中營犯人充當勞工,迫害猶太人,剝奪猶太人的財產,這一切都被證實是由戈林指使的。戈林對起訴擺出一副不屑一顧的樣子,坐在被告席上,或抓耳撓腮,或趴在前面椅背上假寐,或者因為無數閃光燈對准了他,擺出一副最好的攝影姿態。
  戈林作為第一號被告,辯護從3月8日就開始了,一共進行了十三天。
  戈林選擇的辯護律師名叫奧托·斯塔默爾,是位法學博士,斯塔默爾為戈林辯護說,后者并未參与戰爭犯罪,而且對他的職權范圍以外的事一無所知,何況1943年后,戈林逐漸失寵,更不知道納粹的核心机密。
  斯塔默爾選擇的辯方證人,是空軍將領博登薩茨、米爾希等人。這些證人顛倒黑白地說:戈林和他們本人一樣,根本不了解屠殺猶太人的內幕,那些事只有希姆萊的党衛軍才干出來。集中營發生了什么事情也只有党衛軍一清二楚。另外,戈林也根本無法抵制希特勒,他只能听命于專橫的元首。若听信辯方證人的話,你也許會認為,戈林也是個可怜的受害者。
  但杰克遜把博登薩茨和米爾希批駁的体無完膚。法官指出,他身為納粹政權第二號人物,對下屬犯下的駭人听聞的滔天罪行不可能一無所知,也不能把一切責任推給希特勒一個人,沒有政府和軍隊主要領袖人物的合作,希特勒不可能吞并大半個歐洲,把一切推給上司和下屬純屬無理狡辯。戈林听著自己的同伙一心一意為自己遮掩事實,不禁感動,他低聲對自己的律師說:“現在我贊成他們,盡管我們過去關系不太好。”
  1946年3月13日,五個月的強制性沉默結束了。戈林將親自出庭辯護。公眾得知這個消息,紐倫堡法庭立刻又坐無虛席。這一天,審判廳里燈火通明,照明燈的強光照得人們睜不開眼,攝影机嚓嚓作響,這場面使人很容易感到置身于電影拍攝場面而不是審判廳,而戈林則將出任這出戲的主角。
  為了這一天,戈林已准備了很長時間。當他走到麥克風前時,几乎控制不住雙手顫抖,只得長吸了一口气,強作鎮定,眼睛直視著黑洞洞的攝像机,准備開始表演。杰克遜法官威嚴地盯住面前這個胖家伙,他知道,他們之間將有一場惡戰,民主与專制,真理与謊言,會進行一番你死我活的廝殺。
  果然,戈林以追溯許多細節的杰出記憶力使人們感到惊奇。杰克遜要想把戈林逼入窘境很難。后者狡猾、机靈。他敏感地觀察著,如果自己稍得同情,就故意顯得十分坦率,如果他感到對方拋過來的問題可能使他處困境,他就來個避重就輕。
  例如,為了激起听眾再次同情納粹,他在法庭上長篇大論地說教,公開聲明他信仰納粹主義和領袖獨裁原則,他說:
  “我曾堅持這一原則,并將自覺地繼續堅持下去……。德國在長達几個世紀之久向封建王朝中始終是确認領袖原則的、在德國,只有當國家罹難或几乎瀕臨滅亡之時才會出現民主。”
  “我堅信,對德國說來,唯一的可能是實行領袖原則,這就是說,來自上面的權威性和來自下面的責任心。例如天主教會的地位今天乃至有史以來都是建立在其等級制的領袖原則基礎上的。我認為也可以這樣說:俄國如果沒有領袖原則是不可能經受住這場戰爭的重擔的。”
  戈林順著某個話題說開去,往往會漫無邊際地東拉西扯。法庭不得不時常提醒這個"表演家",不斷命令他:
  “戈林,回到主題上來!”
  在許多問題上,面對檢查官們的尖銳提問,戈林都面不改色地說:“我還是這么認為。正因為這樣才說明這些事是對我保密的。這也說明,希姆萊對這些事是絕對保密的,他在這方面從來沒有向我們提供過數字或其他什么情況。”
  戈林就這樣頑固地為自己辯解,他對他的律師助手稱:“宁愿像一只雄獅那樣死去,也不愿像只兔子那樣逃命。”
  但德國反希特勒抵抗運動成員漢斯·貝爾思德·吉澤維烏斯博士的證詞狠狠打擊了戈林,他的證詞證明,戈林与“血洗羅姆"事件和"勃洛姆堡事件"有關系,還指出正是戈林一手制造了國會縱火案。戈林又气又怕,便讓斯塔默爾律師給證人施加壓力,使之保持緘默,但他的企圖不但未實現,反而被法庭拆穿,丟盡了臉面。
  沙赫特和斯佩爾的證詞也揭露了戈林曾于下了許多犯罪勾當。戈林最初的优勢消失殆盡。他那張故意向人們微笑的臉開始繃得緊梆梆的。戈林也發現,听眾已習慣了自己的高談闊論,時常無動于衷,他這樣老是處在審訊中心地位也就十分無聊。于是,戈林時常在法庭上提出,坐骨神經痛,在几次審訊中缺席,他向蓋伯特博士訴苦說:他在為領袖遺忘孤軍奮戰,其他的人卻和他作對。
  被告答辯最后期限是6月26日,斯塔默爾律師在他的總結發言里又不遺余力地為被告辯護了一番。最后總結道:“他對希特勒的忠誠毀了他自己。”
  杰克遜法官毫不留情地勾畫了戈林的可憎形象:“戈林所起的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在于他既是軍人,又是強盜。他到處插手。他利用他的沖鋒隊的彪形大漢使這幫人奪取了政權。為了鞏固這一政權,他又陰謀策划,燒毀了國會大廈。他建立了蓋世太保的集中營。如果需要干掉對手或制造丑聞,以擺脫桀豈不馴的將領時,那么戈林的手腳就相當利落了。他建立了空軍,用來對付不設防的鄰國,在驅逐猶太人出境方面,他出謀划策,積极效力。他竭盡全力,把德國的經濟用于戰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參与了這場戰爭的策划活動。他是僅次于希特勒而集全体被告罪惡活動之大成的人物。”
  1946年9月30日,長達二百四十八天的審判進入最高潮,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宣讀了長達二百五十頁的判決書。
  判決書歷數了德國納粹党產生、奪取政權、鞏固政權、重整軍備、共同密謀和策划侵略戰爭、侵占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對波蘭的侵略、入侵丹麥和挪威、入侵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對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侵略戰爭、對蘇聯的侵略、對美國的戰爭、違反國際條約、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殺害和虐待戰俘及平民、掠奪公私財產、強制勞動的政策、對猶太人的迫害等罪行及犯罪組織的罪行,然后是各個被告的罪行。
  法庭根据國際軍事法條例第二十七條之規定:宣布對各戰犯的判決。判刑情況如下:
  判處絞刑者十二名,他們是:戈林、里賓特洛甫、羅森堡、凱特爾、施特萊歇爾、約德爾、馮克爾、弗蘭克、弗立克、卡爾滕布龍納、賽斯——英夸特、鮑曼(缺席審判)。
  判處無期徒刑者三名,他們是:赫斯、馮克、雷德爾。
  判處二十年徒刑者兩名:席腊赫、斯佩爾。
  判處十五年徒刑者一名:中賴特。
  判處十年徒刑者一名:鄧尼茨。
  被告巴本、沙赫特、弗里切被宣判無罪,予以釋放。
  以下各組織被宣判為犯罪組織:德國政治領袖集團、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務處、党衛隊。德國內閣、參謀總部及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沖鋒隊則被宣告無罪。
  戈林換上了他最好的衣服出席宣判儀式,他以為他能夠被判處槍決。勞倫斯大法官先宣讀了對戈林罪狀的判決:
  “戈林是推動侵略戰爭的元凶之一,他經常,几乎是一貫起了推動作用,而且一貫緊跟著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減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軍事的首腦。他是奴隸勞工計划負責人,也是制定在國內外鎮壓猶太人和其他种族的元凶。所有這些罪行他已供認不諱。他本人的證詞足以證實他的罪行。這种种罪行是駭人听聞的,根据全部材料,對這樣的人根本不能寬宥。”
  而后,戈林作為第一名被告被叫到審判大廳听取對他的宣判。勞倫斯法官剛要張口,工作人員附耳告訴他:同聲翻譯裝置出現故障,正在修理。等待加強了大廳里原本就肅靜緊張的气氛。戈林的臉部肌肉微微顫抖著,忽然間,他的耳朵里傳來庭長勞倫斯緩慢清晰有力的聲音:“被告赫爾曼·戈林,根据起訴書你被認為有罪的各項,國際軍事法庭判處你絞刑!”
  戈林似乎懵了,他一動不動地站了一會儿,直愣愣望著鴉雀無聲的法庭,臉色灰白。然后,他把耳机摘下來摜到桌上,轉過身去,最后一次离開了法庭。回到囚室,一個人躺在舖上,雙眼淌出了淚水。
  其他戰犯在听取判決時,有的人故作鎮靜,有的人惊恐万狀,有的人目瞪口呆,至于被無罪釋放的三人,則又惊又喜。沙赫特自己便供認:“余滌懼德國民眾……實是無處容身。"要求"准予留獄";巴本欲往法國,但法國拒絕為其辦理入境手續。
  法庭宣判完畢后說明,不服判決者可在四天之內向盟國的和德國管制委員會提出上訴。
  1946年10月1日下午,紐倫堡法庭正式閉庭。
  退庭之后,里賓特甫、弗蘭克、賽斯——英夸特、席腊赫、斯佩爾、鄧尼茨六人先后上訴,請求減刑。雷德爾、約德爾和戈林則上訴改絞刑為槍決。但上述請求均被駁回,法庭一律維持原判。
  行刑日期定在1946年10月16日。
  安德魯斯監獄長又忙碌起來,有十二個人已定為死囚,他必須加強保安措施,做到万無一失。他將每個死囚屋內可藏匿物品的草墊子換掉,命令在死囚會客時,必須將死囚用手銬与一位看守銬在一起;不允許死囚再到戶外鍛煉。
  戈林是被看守得最嚴密的,自從宣判時期,他的情緒就极不穩定,有時歇斯底里地發作。
  行刑日期日益臨近,10月13日至14日,的夜里,死囚听見重型卡車開進了不到一百米遠的監獄大院——絞刑架已經運到。罪犯有的惊恐万狀,紹克爾甚至時常爆發出尖聲大叫。
  10月15日晚,監獄區燈光通明,顯而易見,將有大事發生,牧師晚上7點來看望每一位死囚,問他們是否要忏悔,大部分人都向牧師忏悔了。但戈林拒絕。
  晚上8點30分,看守換崗。新來的看守不停地走來走去,從窺視孔看每個被告有無任何可疑舉動。
  戈林几乎一直躺在鐵床上,看一會儿書,休息一會儿,似乎徹底平靜了。8點獲准參觀絞刑的新聞記者最后觀察死囚時,看到戈林縮在床上,寬肩膀懶洋洋地抵靠在粉白的牆上,在讀一本關于非洲鳥的破書,看守像貓看老鼠一般盯著戈林,因此戈林決不可能像萊伊博士那樣吊死。
  晚上10點44分,新換班的看守突然發現戈林的情況不對,全身扭動緊縮,顯然是吞服了劇毒藥氰化鉀。當牢房門“光當"一聲打開,看守、獄醫沖進來時,戈林已經死去。戈林怎樣躲過各种搜查,成功地把毒藥膠囊一直藏到死前呢?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又形成了一個難解的謎。
  1967年9月,安德魯斯將軍公布了戈林1946年10月11日寫的訣別信,謎底才真相大白于世人。
  信是寫給安德魯斯監獄長的。由于安德魯斯一向克盡職守,對戈林毫不留情地嚴加看管,戈林便想在离別人世時嘲笑美國軍人一番。
  “監獄長:
  自我被俘以來,我一直把毒劑膠囊帶在身邊,在我被押解到蒙道爾夫監獄時,我身上共有三粒膠囊。我把第一粒留在我的衣服里,以便讓它在搜查時被發現。第二粒在我每次脫衣帽時放在衣帽里,穿衣服時再隨身帶上。我在蒙道爾夫和這里的單身牢房里巧妙地把這粒膠囊隱藏起來,所以,它雖經反复徹底搜查也未能被發現。在出庭時我把它藏在我的高統馬鞋里隨身帶著。第三粒膠囊現在藏在我的手提箱中,那個圓形護膚霜盒的護膚膏里。對受命檢查的人卻不應為此受到指責,因為事實上是不可能找到這粒膠囊的。這也許是事出偶然吧。赫爾曼·戈林
  寫于蓋伯特博士通知我監察委員會拒絕我要求把絞刑改判為槍決的申請之后的片刻。”
  戈林僥幸逃脫了被送上絞架的一刻,里賓特洛甫只好充當了候死隊的排頭兵。
  1946年10月16日凌晨1時11分,里賓特洛甫邁著晃晃悠悠的腳步第一個被送上絞刑架。隨后,羅森堡、凱特爾,施特萊歇爾、約德爾、約克爾、弗蘭克、弗立克卡爾滕龍納、賽斯——英夸特也依次走上絞刑架。
  到2時許,十一名死囚全部結束了罪惡的生命。絞死者的尸体与戈林的尸体一起被送去火化,骨灰隨風飄揚。
  紐倫堡審判就這樣結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由國際組織給予侵略戰爭的密謀者、組織者、執行者以公開的、公正的處分,在全世界為五千万慘遭屠戮的無辜人民,為滿目瘡痍的受害國家伸張了正義。這是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決定性的胜利之后對法西斯主義的殘渣余孽又一次火力強猛的打擊。經此打擊,法西斯主義及其追隨者們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架上,作為遺臭万年的角色而永遠作為反面教材昭示歷史,昭示后人。
  几個月后,在日本東京,另一場懲處法西斯罪行的審判也拉開了帷幕。
  欲知詳情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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