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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戰爭文化規范与小說創作
戰爭題材的文學創作在50年代以后達到了空前的繁榮，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通過几十年的戰爭才建立起來的，“槍杆子里面出政權”成為1949年以后宣傳現代革命史的重要內容，馬背上的英雄也成了時代的驕子。新生的政權理所當然地要求文學為政治服務，要求作家們用中國共產党的歷史觀點來反映中國現代戰爭史，并通過藝術形象向讀者宣傳、普及有關新政權從形成到建立的歷史知識。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直截了當地呼吁作家：“假如說，在全國戰爭正在劇烈進行的時候，有資格記錄這個偉大戰爭場面的作者，今天也許還在火線上戰斗，他還顧不上寫，那末，現在正是時候了，全中國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寫這個戰爭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許多部的偉大作品！它們將要不但寫出指戰員的勇敢，而且還要寫出他們的智慧、他們的戰術思想，要寫出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如何在人民軍隊中貫徹，這將成為中國人民解放斗爭歷史的最有价值的藝術的記載。”周揚認為，只有這樣寫戰爭歷史，才算達到了黑格爾所說的，站在“時代思想水平”1上了。周揚的話流露出當時的文藝界官員對未來中國文學創作走向的設計：描寫戰爭，通過戰爭的胜利來歌頌中國共產党的胜利，來表現歷史的本質的發展（即黑格爾的所謂“時代思想水平”）。1949年正處于百廢待興的時候，一切新的生活都剛剛開始，唯一与新的生活緊密相連的歷史，就是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胜利了的昨天的戰爭。
于是，歌頌革命戰爭，并通過描寫戰爭來普及現代革命歷史和中共党史，成為5 0年代公開發表的當代文學創作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剛剛結束不久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成了眾多作家競相反映的熱門題材。 袁靜、孔厥的《新儿女英雄傳》、孫犁的《風云初記》等一系列表現華北抗日根据地戰斗生活的作品率先拉開了戰爭小說的序幕。此后，抗戰中敵后斗爭的傳奇性故事受到廣大作家的特別歡迎，知俠的《鐵道游擊隊》、劉流的《烈火金剛》、馮志的《敵后武工隊》、雪克的《戰斗的青春》等在當時都風行一時。与抗日戰爭的游擊題材相比，第三次國內戰爭題材的創作更為活躍。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峻青的《黎明的河邊》、肖平的《三月雪》、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瑪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各种体裁的小說，都是當時引人注目的作品。到了60年代，蕭玉的《高梁紅了》（三部）、柯崗的《逐鹿中原》等一批描寫重要戰役的長篇小說也相繼問世。其他現代歷史階段的戰爭也得到了藝術上的反映，但數量上要比前兩种題材少得多，只有陳立德描寫北伐戰爭的《前驅》、王愿堅反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一系列短篇小說比較有影響。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作家們大多數親身經歷了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戰爭，而對年代較遠的戰爭缺乏感性的認識（据說王愿堅的創作題材基本上來自第二手的采訪資料）2.朝鮮戰爭爆發以后，許多作家（包括來自國統區的作家）被安排到前線去“下生活”，有組織地創作了一些作品，如巴金、路翎、楊朔、陸柱國等關于朝鮮戰場上的故事，但优秀作品并不多。
戰爭小說的作者絕大多數來自解放區，主要是軍隊里的隨軍記者和部隊文藝工作者，也有個別作家直接擔任過軍隊的指揮工作。他們既是戰爭的目擊者，也是戰爭的參与者，特殊的戰爭經歷和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們特殊的文學創作風格。他們的出現不僅充實了新文學以來的作家隊伍，同時還改變了新文學的傳統格局：他們除了自身的戰爭生活經驗以外，還帶來了把他們滋養成作家的戰爭文化的背景。也就是說，他們在戰爭文化背景下不僅獲得了有關戰爭的知識，而且獲得了認識戰爭和表現戰爭的美學觀念。
這种觀念，首先表現在作家不再以知識分子的啟蒙主義立場竿視角去描寫戰爭。抗戰時期，由于作家們是帶了啟蒙主義傳統的文化背景去表現戰爭的，所以文學創作中經常表現的是農民如何帶著自身的局限投入戰爭，又如何在戰爭的考驗中開展自我克服和自我斗爭的問題。在新的歷史環境下，這一啟蒙主題被迅速淡化或壓縮到很不重要的地位，作家們全心全意地贊美和歌頌革命戰爭中涌現出來的戰斗英雄。雖然戰斗英雄不久前也可能是穿上軍裝的農民，但當他們投入了革命戰爭后，就被認為是無產階級革命行列中的一員，因而必須用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標准來塑造他們。英雄的成長一般被表現為從不夠成熟到成熟，而不再是自身帶了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沉重精神負擔而進行自我靈魂搏斗的過程。其次，戰爭形態使作家養成了“兩軍對陣”的思維模式，因為戰爭往往使复雜的現象變得簡單，整個世界被看作是一個黑白分明、正邪對立的兩极分化体：活著或者死去；我軍或者敵軍；戰斗或者投降；前進或者后退；胜利或者失敗；立功或者懲罰；烈士或者俘虜，等等，兩者必須選一，不允許兼而得之。這种由戰場上養成的思維習慣支配了文學創作，就產生了“二元對立”的藝術模式，具体表現在藝術創作里，就形成了兩大語言系統：“我軍”系統和“敵軍”系統。“我軍”系統是用一系列光明的詞匯組成：英雄人物（包括共產党領導下的各种軍隊和游擊隊戰士，以及苦大仇深的農民），他們通常是出身貧苦，大公無私，英勇善戰，不怕犧牲，不會輕易死亡，沒有性欲，沒有私念，沒有精神危机，甚至相貌也有規定：高大威武，眼睛黑而發亮，不肥胖……等等；“敵軍”系統是用黑暗的詞匯組成：反面人物（包括國民党軍隊、日本侵略軍隊、漢奸軍隊的官兵，以及土匪惡霸地主特務等等一切“坏人”），他們通常喜歡掠奪財富，貪婪，邪惡，愚蠢，陰險，自私，殘忍，有破坏性和動搖性，最終一定失敗，長相也規定為惡劣、丑陋、有生理缺陷……這兩大語言系統歸根結底可以用“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模式來概括。在實際的創作中，這兩大語言系統是不允許被混淆的。這种“二元對立”藝術模式在當代各類創作中都是存在的，但因為戰爭題材最符合它的特征，所以表現得最為充分。其三，由于戰爭是以輝煌胜利告結束的，戰爭幫助人們實現了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美好愿望，所以英雄主義樂觀主義的創作基調被作為固定的審美模式，并以此形成了統一的審美風格特征。它表現為強調戰爭的最終胜利意義，將過程的意義溶解到最后的結果中去，將個体生命的价值溶解到集体的胜利中去。英雄人物不會輕易死去，即使是非死不可的時候，也必須要用更大的胜利場面去沖淡它的悲劇气氛。英雄的死不能引起傳統悲劇中的恐懼效果，而是以道德价值的認識來取代生命本体价值的認識，其結果消解了戰爭文學的悲劇美學效果。因此，中國當代戰爭小說不像西方戰爭小說那樣，重在通過戰爭表現對人類的命運，通過對個体命運遭遇的觀照体現對人的存在意義和生命意義的思索，而是重在表現戰爭中的群体風貌、戰爭的整体和現實結果。与此相應的是，中國作家對戰爭中大量存在的暴力、血腥的回避，對英雄之外的大量普通個体命運和生命价值的忽視，這都是現代戰爭文化規范對作家主体的制約的結果。
五六十年代，由于中國政府一直卷入了支持鄰國反對美國軍事干涉的戰爭，同時東西方冷戰、中蘇意識形態的論戰、以及當時流行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解放全人類”的思想觀念的影響，都促使了戰爭文化傳統在中國和平建設時期不但沒有失去生命力，反而更加深刻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意識中，不但支配了作家們的創作過程，也支配了大多數讀者的審美接受過程。戰爭文化規范一方面有力地推動了戰爭題材的文學創作，另一方面又把這一題材牢牢地置于固定的審美模式之下，雖然十多年來戰爭小說在數量与篇幅上不斷有增長的趨勢，但從藝術多樣化的要求來衡量，卻很少突破英雄主義基調和人物程式化的模式。描寫戰爭而回避了對生命的直接的感性的体驗，不能從戰爭中生命力的高揚、輝煌和毀滅過程里把握它的美感，那么，充其量只能起到普及軍事知識和歷史知識的宣傳教育作用，很難在審美意義上產生真正的力量。
1954年，杜鵬程的《保衛延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隆重推出，被看作是新的戰爭文化規范下當代戰爭小說的一個重要收獲，它保留了這一時期戰爭小說的許多特點。首先，這部小說第一次在較大規模上全景式地描寫了整個戰役的全過程。它通過青化砭伏擊戰、蟠龍鎮攻堅戰、長城線上的運動戰，以及沙家店殲滅戰等不同類型的戰斗場面，很生動地表現出各种類型的戰爭的特征。作家也沒有孤立地寫陝北戰場，他把這場對中國的政治大決戰有著決定性意義的延安保衛戰置于全國性戰爭的大背景中，通過与“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陳謝大軍東渡黃河”等軍事行動的相呼應，展現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的宏大軍事畫卷。從描寫戰爭的規模和丰富性的意義上說，這部作品可以起到形象教材的作用。其次，作家從英雄主義的審美原則出發，塑造了周大勇、王老虎等英雄形象，這些近于完美的英雄形象并不是靠空洞的贊美詞樹立起來的，而是通過戰爭的慘烈、環境的殘酷，生死的考驗，用力刻畫出英雄人物摧枯拉朽、九死一生的傳奇色彩。在當時的創作環境中，這部小說比較完整地体現了戰爭文化規范下的審美特征。如果用今天的審美標准來看，《保衛延安》有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幼稚与粗糙也在所難免，但問題主要不是在于作家個人的藝術表現能力，而是這樣一种文化規范對文學創作的限制，只能創造出這樣一种具有時代特征的審美模式。《保衛延安》直接描寫了具体指揮這場戰役的中共高級將領彭德怀的形象，所花筆墨不多，寫得也很拘束，不能說很成功，但是在1959年中共廬山會議批判了彭德怀對所謂“大躍進”運動的意見書以后，這部小說遭到株連，被禁止發行借閱和就地銷毀，作家也受到殘酷迫害。但小說所反映的文化審美心理并沒有引起質疑，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變本加厲地推到了极端。
戰爭文化規范下的審美模式，也是在創作實踐和不斷開展文藝批評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保衛延安》只是反映了這种文藝實踐所達到的一個較高的水平。在這之前或之后，也一直有不少戰爭小說的作者都試圖對這樣一种審美模式有新的突破和新的探索。比如，革命軍隊里的戰士身上有沒有農民階級的局限性？能不能描寫軍人的复雜的內心世界和私人感情？能不能打破簡單化的“二元對立”藝術模式寫出反面人物的复雜精神世界？能不能暴露軍隊里的陰暗面？能不能寫戰爭給人的精神和命運帶來永遠的創傷？……這些領域的問題，在《紅日》這樣曾經產生過相當影響的作品中，也作過可貴的探索，但直到8 0年代以后才被一批軍人作家逐一實現，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收獲。在50年代的文化環境里，這樣的藝術探索，哪怕是极為微弱的探索，都會遭到無情的批評和否定。今天還值得一提的是路翎的短篇小說《洼地上的“戰役”》。作品以志愿軍偵察兵在朝鮮戰場上的戰斗生活為背景，通過新兵王應洪与老偵察班長王順以及純洁熱情的朝鮮姑娘金圣姬的故事，從志愿軍士兵之間的感情寫到軍人与朝鮮姑娘的男女之情，在“友情”和“愛情”兩個層面上探討了個人幸福与戰爭的關系，部隊紀律与個人情感的關系，在當時文學創作普遍不重視人物心理，特別是完全忽視個人感情的氛圍下，更顯得特立獨行。小說在戰爭場面的描寫上也別開生面，它正面描寫偵察員在洼地上与敵人戰斗的場面，完全摒棄了英雄傳奇的成分，同時在戰斗過程中不斷地插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將各种心理變化都無遺地展示出來。這是一部打上了鮮明的個人風格印記的作品。但正因為它的藝術追求不符合當時的戰爭文化規范，也因為胡風冤案的株連，所以小說一面世就遭到無情的否定。
還有一种探索性的努力表現在對民間文化形態的利用方面。中國傳統文學有所謂“游俠”、“綠林”、“俠義”等題材，一向為社會下層民眾所喜聞樂見，其傳統的藝術結构、道德觀念和審美模式雖然含有傳統封建意識形態的因素，但同時也滲透著勞動大眾強烈向往自由的文化心理積淀。許多作家自覺從民間文化中吸收其粗野、活潑、洋溢著原始生命力的藝術營養，用以打破戰爭文化規范下過于刻板的審美模式。他們使小說情節變得傳奇化，使人物變得草莽化，使戰爭場赴變得靈活化，大大加強了作品的可讀性和趣味性。但由于敘述對象的限制，也因為這种敘述觀念与方式和戰爭文化規范有著潛在的抵触，所以，這類嘗試多半不能應用于正規的戰爭場面，只能用來描寫抗戰時期的游擊戰爭題材，或者是剿匪、偵察、改造土匪等特殊題材。創作實踐證明，這類作品雖然不能深刻地達到現實主義真實性的藝術高度，但比起描寫正規戰爭的作品來，它們在生動活潑，接近大眾口味這一點上，卻獲得了成功。如《鐵道游擊隊》在當時是一部膾炙人口的流行小說，小說寫了一支活躍在鐵路線上打擊日本侵略軍的游擊隊，主要的游擊隊員是一群“車俠”，不僅身怀絕技，而且具有草莽英雄的習性，所以他們的喝酒賭錢、莽撞好斗等本來“英雄人物”不能沾有的習气都得到了合法的描寫。主要英雄人物（劉洪）与一個准風塵女子（芳林嫂）的戀愛也變得可以理解。讀者既從他們打擊侵略軍的戰斗中品嘗到傳統“俠義”的動人魅力，同時也覺悟到這些農民英雄身上還是留存著傳統社會的印跡，必須在長期的斗爭實踐中加以克服。這就曲折地表達了知識分子的啟蒙觀念。為了平衡這些英雄人物的草莽習气，這類小說往往又設計一個代表共產党正确領導的“政委”形象（如李正），雖然后者常常比較概念化。這种“政委- 草莽英雄”3 的模式，在五六十年代相當流行，反映了現代戰爭小說的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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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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