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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名哥倫布》和《有贈》
同為“七月派”的詩人，綠原和曾卓有許多大体相似的經歷。他們都是湖北人（一個祖籍黃陂，另一個是武漢），又同于1922年出生，40年代起同在胡風的影響和提攜下開始詩歌創作，1955年又都因胡風案牽連而被逮捕入獄，在牢獄里都沒有放棄詩歌寫作，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監禁和勞改生涯后，又差不多同時獲得平反，恢复自由后又都創作了一些頗有影響的詩作。在分別創作他們的代表作《又一名哥倫布》和《有贈》時，都已經歷了一段囚徒生涯，而且之后還有漫長的苦難在等待著他們，因而不約而同地采取了秘密寫作的方式，直到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公開發表。當然兩人的性情、經歷和創作風格又各有不同，這也反映在上述他們的兩篇代表作里。
綠原在被囚于監獄的七年里，以堅強的毅力自修德語，閱讀了大量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爾的原著，后以“劉半九”的筆名從事德語文學的編譯，成為著名的德語翻譯家，長年在孤獨中被迫作冷靜的思考，加上理論原著的閱讀也影響了他的詩作，使綠原的后期詩歌創作体現出深沉有力的思辯穿透力和高度濃縮的精練風格。《又一名哥倫布》18創作于1959年的秦城監獄，他在被囚時的心境与曾卓沒有什么兩樣：“當我發現自己是在鐵窗下時，我恍恍惚惚地以為是處于一場噩夢中。難于相信這一切是真實的，難于接受強加与我的罪名，難于面對門上的小窗口獄卒窺探的目光，難于忍受孤獨的煎熬……我力圖使自己冷靜并鎮定下來，但還是無力從痛苦的重負下解脫。”19綠原的這种孤苦絕望的心境，也反映在題記所引用的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爾的一句話中：“無限空間之永恒沉默使我顫栗”. 詩人的詩思穿越五百年的中西時空，將自己想象成為二十世紀的哥倫布。如同五百年前的那個哥倫布一樣，他也“告別了親人 /告別了人民，甚至 / 告別了人類”. 所不同的是，五百年前的哥倫布能夠將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顯示出一种征服自然力的積极自由境界，而五百年后的綠原則被迫走上孤獨的長旅；哥倫布有著眾多的水手，而他是獨自一人；他的“圣瑪利亞”不是一條船，而是“四堵蒼黃的粉牆”；他不是航行在空間的海洋，而是在“永恒的時間的海洋上”，“再沒有聲音，再沒有顏色，再沒有運動”，在無邊無際的孤寂中，詩人只能憑借想象力來穿透時空，以固執的理想來抵御孤獨，反抗絕望。這是他的自我寫照：
這個哥倫布形銷骨立
蓬首垢面
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視著千變万化的天花板
漂流在時間的海洋上
他憑著愛因斯坦的常識
堅信前面就是"印度" ──
即使終于到達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會發現一個新大陸。
詩歌采用對照的方式，以巧妙的构思，朴素的語言，表現了現實的背謬和生存的苦難，彌漫著庄嚴的苦澀和難言的隱痛，冷凝而蒼涼。
同是對自身經歷和体驗的藝術記錄和表現，与綠原的凝練和思辯不同，曾卓的《有贈》20則飽含著強烈的情感色彩。詩人牛漢說過：“他的詩即使是遍体傷痕，也給人帶來溫暖和美感。不論寫青春或愛情，還是寫寂寞与期待，寫遙遠的怀念，寫獲得第二次生命的重逢，讀起來都可以一唱三歎，可以反复地吟詠，節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帶有一些甜蜜，极易引起共鳴。他的詩句是溫潤的、流動的：像淚那樣濕潤，像血那樣流動。”21 1959 年，經受了兩年牢獄之苦的曾卓因病保外就醫，又兩年后下放農村， 直到1961年末才回到自己的家，家里一位平凡朴實的偉大女性一直在等待著他的歸來。對于一個在孤寂的沙漠中長途跋涉的人來說，這樣的重逢是刻骨銘心、終身難忘的，曾卓以濃厚的情感和生動的筆墨，記下了這感人的一幕：
在一瞬間閃過了我的一生，
這神圣的時刻是結束也是開始。
一切過去的已經過去，終于過去了，
你給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
你的含淚的微笑是一座煉獄。
你的晶瑩的淚光焚冶著我的靈魂。
我將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飛騰，
口中噴出痛苦而又歡樂的歌聲。
發自內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感人的力量，何況以詩的語言出之。曾卓并沒有從正面描述自己曾經的孤寂与苦難，而是竭力表現孤苦中的慰藉和溫馨，在孤苦無告的境地里，平凡朴實的愛情就尤其顯得偉大神圣，成為抒情主人公“生命的燈”和再生的“煉獄”，而詩人也特別珍視他在沉默時期的作品，將它們看作“閃耀在生命煉獄中的光點，開放在生命煉獄邊的小龔”。詩思真誠、溫和而感傷，但不乏意志的剛健，單純中內蘊沉郁的悲劇性体驗。
不論是綠原的《又一名哥倫布》還是曾卓的《有贈》，它們都是苦難時代生命的忠實記錄，寫作時根本沒想到發表，也根本沒有發表的可能，但唯其如此，也更可以少受當時的政治話語的影響和統制，体現出可貴的個人特性。當然，人不可能完全超越時代的限制，在這兩首詩歌中，多少還是可以看出哪個時代共名的影響。當滅頂之災降臨時，作為知識分子的他們已不可能對現實予以關注和干預，他們已被視為社會的异類，無法再以“主人翁”的姿態來确立自己的抒情主体，在逼人的絕望和痛苦中，個人的傾訴成為最自然的表達方式。不過從綠原帶有思辯色彩的表述中，仍可以看出現代知識分子傳統中現實戰斗精神的曲折体現，他的“堅信”即使是一种自慰，也帶有入世的“英雄情結”. 作為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的受難者，他們不可能有王蒙、郭小川那樣的主人翁姿態，只能采取一种抵抗悲苦与絕望的低姿態抒情，是受難者對人性的權利和責任、理想与信念的堅守，但在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時代里，受難者個人命運的記錄和絕望中的思考本身，就是社會矛盾和社會悲劇的見證。
注釋：
1 參見夏杏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形成過程的歷史
回顧》，載《文藝報》1996年5 月3 日。
2 同上。
3 報告載《人民日報》1956年6 月13日。
4 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毛澤東選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223 頁。
5 見《論十大關系》，《毛澤東選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288 頁。
6 引自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收入“百年中國文學總系”
叢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頁。
7 同注1
8 同注3
9 費孝通在1957年3 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
春天气》中有這樣的文字：“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這原
是最難將息的時節。”，“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
還有，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
好整一整。這种人不能說太多。比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
10 引自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第29－45頁。
11 署名何直，刊發于《人民文學》1956年第9 期。
12 原載《文藝報》1957年第7 期（5 月19日出版）
13 鐘惦斐《電影的鑼鼓》初刊《文藝報》1956年第23期，同年12
月21日《文匯報》轉載。
14 引自劉賓雁、陳伯鴻《上海在沉思中》，載《中國青年報》
1957年5 月13日。
15 引自劉紹棠《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載《北京文藝》
1957年第4 期；《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載《文藝學
習》1957年第5 期。
16 作者原稿題目為《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后由《人民文學》
編輯部（秦兆陽）作了修改。參見《〈人民文學〉編輯部對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況》，《人民日報》，
1957年5 月9 日。因作者對修改有不同意見，故在《1956年短
篇小說選》（中國作家協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
文學作品選讀。建國以來短篇小說》（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年）等版本中，又恢复了原稿的題目。但考慮到當時發生重要
影響的還是發表于《人民文學》的版本，故本教材仍以此為依
据。
17 郭小川《望星空》初刊于《人民文學》1959年11月號。
18 《又一名哥倫布》，初收綠原詩集《人之詩》，人民文學出版
社1983年版。
19 曾卓《生命煉獄邊的小龔》，收《曾卓文集》第1 卷，長江文
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 頁。
20 《有贈》，本教材依据的是七月詩派二十人集《白色花》，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21 牛漢《一個鐘情的人》，收《學詩手記》，北京三聯書店“今
詩話叢書”，1986年第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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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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