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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說《內奸》2 是“反思文學”中相當典型的一個作品，作者方之就是50年代江蘇“探求者”團体3 的成員之一，后被打成“右派”，這是他复出后的一個代表作。小說敘述的故事發生在蘇北農村，時間則從40年代初的抗戰時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作品以“不干不淨，好吹好玄”、經歷复雜的榆面商人田玉堂為主人公，通過一系列富有傳奇色彩的情節和生動的場面，在与各色各樣的共產党人的對照中，揭示了“內奸”這一命名下的复雜內涵，体現了作者對四十年中國歷史的深刻而又別具特色的思考。這种在歷史的縱深中展示社會悲劇，并對導致悲劇的歷史原因作出追根溯源的探詢的方式，在當時是具有代表性，它是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個人命運遭際和對民族、歷史的痛苦而執著的思考的基礎之上的。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后文學人物畫廊里十分獨特的一個。所謂“不干不淨，好吹好玄”，只是帶有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眼光的一种界定模糊的評价。這個普通的小商人在戰爭年代里，因為日本侵略軍的蹂躪而惶恐不安，也為八路軍的日益壯大而惊异。當他看到家有万貫的大地主少爺嚴赤不僅參加了共產党，而且變賣捐出了全部的家產，惊詫之余他感到納悶：共產党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樣躲避共產党了，還很樂意与他們交往，作為与共產党交善的商人，他不僅為新四軍提供了許多藥品，還時時牽挂著他們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軍隊圍剿新四軍的時候，黃司令員托他設法掩護快要臨產的女共產党楊曙，她正是副司令嚴赤的妻子。田玉堂以多年為商的机敏和社會關系，闖過重重難關，終于使母子二人平安無恙。這是小說上編所敘述的故事。下編則已是“文革”時代了，當了縣蚊香厂厂長的處處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爛”聲中一下子變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陰陽頭，噴气式之類，倒也平平，無啥可說”，但當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誣陷黃司令、嚴赤夫婦為“內奸”，并要他作偽證時，他本著自己的良心實話實說，因而招來一頓打，并將他革職為民，遣返故鄉喂豬去了。田玉堂對拷打他的“造反派”說：“今后打起仗來，還有誰來掩護你們工作同志呢？”. “內奸”本是個充滿政治意識形態和党派色彩的名詞，在中國現代复雜的政治斗爭歷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隨著党派立場竿時勢的變遷而發生戲劇性的變化。《內奸》中所敘述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誣為“內奸”終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并沒有越出四十年党史斗爭的范疇，与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作品的題材也并無多大的差別，但作者所選取的敘述視角卻是相當獨特的。小說以田玉堂這個富于民間色彩的人物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十年來的政治風云，使這段歷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种解釋。就田玉堂個人來講，作為一個普通的商人，他的歷史并沒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的地方。他為共產党做事，是出于一個中國人的良知和對這個組織的朴素的好感，并不曾出于一种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給組織，對于真正的共產党人而言，他始終是一個“同路人”，他從懼怕、遠离共產党，到同情、欽佩、最終參与共產党人的事業，成為一個小企業的厂長，都是出于一個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劇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點軟弱的方式，不僅保護了他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极左政治路線和政治陰謀者的行徑，而且還在某种意義上成了黃司令員、嚴赤這樣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這樣在“干干淨淨”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蓋著私利的“共產党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小說并不是從正面去展示和探問“文革”的悲劇及其歷史成因，而是以一個膽小、謹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來折射時代悲劇，田玉堂的悲劇不會激起大悲大慟，而是引發一股淡淡的苦澀，在這一种甜酸交織的苦澀里，我們感到普通人的美好与卑微，勾起我們深深的隱痛。作為一個民間小人物，他沒有可歌可泣的歷史壯舉而無法進入崇高和壯美的正史，也因為沒有直面慘淡血污的現實而難以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間化的視角來敘述政治歷史的悲劇性變遷，其本身就是歷史反思的一种表現。
這篇小說在藝術上的特別之處，還体現在故事的傳奇性和獨特的諷刺手法上。
《內奸》的作者采用了中國古典話本小說的“說話”方法，一開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續的時間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來，脈絡清晰，娓娓動听。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寫環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對人物肖像、心理、動作和對話作靜止的刻畫，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為主線，在四十年的歷史中選取了1942年護送楊曙就醫脫險和文革中深陷冤獄，有口難辯這兩個傳奇式的事件，讓許多人物糾纏在一起，在波瀾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發展中刻畫人物，表現時代。同時，故事的傳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獨特的敘述的語言有關，小說土腔土調的敘述語言与敘述結构和敘述方式相得益彰。
《內奸》的辛辣諷刺不僅表現在讓諷刺對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將田有信的圣洁的言辭与卑劣的行徑相互對照，更重要的体現在對人物和情節的把握与安排上。精通買賣，交游廣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來是一個具有民間喜劇色彩的人物，他慣于隨机應變，真真假假，云天霧地，但作者恰恰在這個人物身上發掘出悲劇性的諷刺意味，田玉堂本來并不了解共產党，后來在黃、嚴兩位共產党人的感化下歎服了，并為之冒了風險出了力气，到頭來被當作“內奸”；他當年好吹好炫時倒沒被當作坏人看待，文革中他本著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實實時，卻反而連遭痛打。時代歷史的內涵在田玉堂這個民間人物的眼里，与“好人落難，小人得志”和世事變幻的滄桑感歎相結合，獲得了獨特的諷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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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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