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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的故事》
中篇小說《叔叔的故事》[6] 問世于1990年的冬天。在此之前，向來高產的王安憶有過長達一年的封筆。后來王安憶寫文章談到她在這封筆期間的心情，說她感到一切都被破坏了，有一种世界觀遭到粉碎的巨大痛苦；嚴峻的現實社會迫使她必須對時代做出新的思考，或者說進行世界觀的重建工作。《叔叔的故事》作為她重新開筆后寫出的第一篇小說，便是經過艱辛思考結出的最初果實。可以說無論是在精神探索的深刻性還是在藝術創新的完美性上，這篇小說都達到了王安憶此前從未有過的高度。
概括地說，《叔叔的故事》是對“一個時代的總結与檢討”[7] ，是作家站在個人立場上對時代的反省。小說文本反映了作家對一個公共歷史敘事的拆解過程。所謂“叔叔的故事”是一個歷史敘事的濃縮形式，這個故事經王安憶以各种敘述手法拼合而成，最終暴露出了源自于几十年的歷史遭遇、而存在于時代的精神現象中的一場皋大危机。盡管小說中這一切都單指涉叔叔（一個類似精神領袖的著名作家）這一個人物，但其實他也正是時代人格化的形式，叔叔的悲劇及其精神世界的虛妄，也反映了時代的可悲之處。就此而言，《叔叔的故事》可以看作是王安憶抒寫的個人化的時代寓言，其中所含納的個人視界的丰富意蘊全都盈溢在更廣大的精神域界之中。
如果從文本形式的角度來看，所有這些思想上的深刻探索正体現在作品的敘事方式之中：可以說重建世界觀的工作對于王安憶而言，在根本上等同于探尋一种新的敘事方式。《叔叔的故事》在敘事上具有的新穎特點，主要表現為它所內含的一個雙層敘事文本，即這篇小說中的“故事”不僅僅是叔叔的故事，還應包括敘述者講述這個故事的全過程。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叔叔的故事》是一篇后設小說。所謂后設小說，就是關于小說的小說，它的根本特點是編制故事的過程也出現在文本中，而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打破它所講述的故事的真實性，同時強化了敘述者的個人觀點。在這篇小說中，敘述者一開頭就坦白說他講述這個故事開始于叔叔的一個警句：“原先我以為自己是幸運者，如今卻發現不是”. 而他所以要講故事，則是為了表達心中一個近似的思想：“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快樂的孩子，卻忽然明白其實不是”. 文本中講故事的過程其實就是用來表達這個思想，而這個過程的實質不在于完整地講述“叔叔的故事”，恰恰卻是要以各种敘述手段來拆解那個看上去非常輝煌的“叔叔的故事”. 這樣一种拆解意義的敘事方式，也就是作品中個人立場的具体顯現。
具体地看來，這篇小說在情節展開中大致具有兩种新穎的敘述手段：一种是复數性敘述，即同一件事被敘述多次，而每次都有所不同；另一种是分析性虛构，即敘述者沒有任何材料，完全通過他的主觀分析來推導下一步的故事內容。先看复數性敘述的藝術效果。例如故事開頭關于叔叔被打成右派后下放的地點，小說有兩次不同的敘述。敘述者先說他去了青海，并在雪天暗夜里听到了一個童話，即鷹宁可喝鮮血只活三十年，也不愿像烏鴉那樣吃死尸而活三百年，叔叔像受到洗禮似的，從此把崇高的理想主義存在心中。但敘述者馬上說這只是傳奇，事實的真相是叔叔被遣返回鄉，到蘇北的一個小鎮過起了平庸的生活。盡管敘述者最終選擇了叔叔曾受到理想主義洗禮的說法，從而符合了他作為精神領袖的形象要求，但是由于公開了編制情節過程中所依据的材料，就閱讀效果而言，顯然已顯示出故事的另一种可能，即叔叔可能根本就沒有真正的理想主義信念。可以說無論故事再怎么發展，這种复數性敘述已成功地在文本中造成了一种反諷效果，它以正反相异的敘述解构了敘述內容的嚴肅性和崇高感，由此也就得以表達出作者個人的思想，即叔叔及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都只是后來賦予的虛偽假象。再來看小說中分析性虛构的運用。比如叔叔离婚的一段情節，敘述者沒有采用叔叔本人的敘述（即他离婚不僅不違背道德，更無損其人格），而是以叔叔在小鎮結婚后的一次桃色事件作為敘述起點，然后依照邏輯分析編出后面的情節：叔叔的婚外戀敗露后，妻子以粗魯的方式維護他的人格，表面看來是為他挽回尊嚴，其實卻在精神上給了他致命一擊。從此叔叔變得怕老婆了，他的婚姻生活變成了苦難，只給他帶來屈辱和不幸，而他整個人也就完全消沉下去，徹底遺忘了理想主義的人生信念，而成為一個生存主義者甚至肉欲主義者，他的精神世界呈現出极丑陋的面目。叔叔既有了這番心理上的隱秘經歷，當他日后成名并開始新生活時，當然不能再容忍這段往事對自己的損毀，他要靈魂新生，必將不愿再維持那段婚姻了。至此，敘述者通過自己的分析圓滿完成了對這段情節的敘述，同時也徹底揭露出叔叔的精神世界与人格力量根本就是不堪一擊的。
整篇小說就以這种拆解意義的方式敘述下去，最終要說明叔叔的那個警句：他究竟何以會發現自己不是幸運者。為此小說中設下了兩個重要的動机，即叔叔的精神世界其實并非神圣高尚，以及他在小鎮上曾有過墮落的生活。這樣一來，盡管叔叔在文革后成了知名的作家，為自己塑造起了社會英雄般的崇高形象，但他仍時時感到一种潛在的危机，他愈想要擺脫自己丑陋的過去，就愈加被套上了精神桎梏。當他面對新鮮的生活渴望改變自己時，卻無法獲得真正自由的心態，這就使他徹底喪失了真正的快樂，而且還瀕臨了“虛無主義的黑暗深淵”.小說最后，兩個年輕的人物在精神上最終擊垮了叔叔。先是叔叔想要親近一個德國女孩，卻在她眼中看到一种厭惡和鄙夷的神情，這顯然是成名后的叔叔從未遭遇到的，他突然破口大罵起來，“罵的全是他曾經生活過的那個小鎮里的粗話俚語”，就在這一刻，他“重又變成那個小鎮上的倒霉的自暴自棄的叔叔”. 他頓時“覺得自己無可救藥了，一無希望了”. 隨后，叔叔那個早已經被他遺忘了的、小鎮上的儿子大寶來找他了。由于兩人感情的隔膜与相互的敵視，于是爆發了父子間的一場殊死搏斗，叔叔盡管最終打敗了自己的儿子，但在他心中卻真正有了一种被打敗的感覺：“將儿子打敗的父親還會有什么希望可言？……叔叔不止一遍地想：他再也不會快樂了。他曾經有過狗一般的生涯，他還能如人那樣驕傲地生活嗎？他想這一段豬狗和虫蟻般的生涯是無法銷毀了，這生涯變成了個活物，正縮在他的屋角，這就是大寶。”敘述者經過這段情節的演繹，終于揭開了叔叔不幸的根源，即在他那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下，還有著一個曾經丑陋的自我，而在他那得意輝煌的現在背后，還存在一段卑賤屈辱的過去；叔叔盡一切力量來擺脫他的丑陋和屈辱，但他卻沒有想到，這丑陋和屈辱其實就是他的自我和過去的全部，甚至就連他現在的光彩和輝煌也正建立于其上。當他一旦由于現實的變故醒悟過來，那一切虛浮的假象在頃刻間就崩潰了，叔叔不得不面對自己那黑暗的心靈，完全喪失了自我救贖的可能。
由此“叔叔的故事”中所有那些虛假的神圣与高尚都被拆解掉了，顯現出一個時代的荒蕪与丑陋。敘述者在小說的最后說：“我講完了叔叔的故事后，再不會講快樂的故事了。”這里表現出王安憶對于更年輕一代人的看法：他們是既無信仰也無責任的一代，他們的追求是做自由快樂的游戲主義者，但是事實上他們的游戲既不快樂也不自由。在作者看來，只有真正嚴肅的悲劇感才能夠成就這代人的自我救贖，而敘述者講這個故事的初衷就是想要獲得這樣一個机會。他選擇了被認為具有堅定信仰和強大高尚的精神世界的人物作為敘述對象，目的本是要把他作為攻擊目標，以類似弒父的行為換得自己精神上的成熟。雖然這在根本上仍是游戲的方式，但卻是嚴肅的游戲，帶有精神戰斗的意味。但殊難料到的卻是，他選擇的攻擊目標其實是那樣不堪一擊，甚至無須攻擊就已自顯原形。當敘述者一步步解构了叔叔的精神世界，揭示出其人格的丑陋及無法抗爭的宿命后，卻發現他的消解沒有了意義；他所做的這一切只不過更加重了他的茫然与悲慟，再次證明了他的不快樂，同時也徹底揭露了時代精神現象本身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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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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