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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歌苓在移居美國后的第三年即1992年，發表了引起廣泛關注的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的短篇小說《少女小漁》[5].這部作品筆墨集中地刻畫出了中外文化撞擊的特殊情境，它的故事情節緊緊圍繞异域生活中最敏感、也是最具文化沖突尖銳性的身份及情感認同問題，揭示出處于弱勢文化地位上的海外華人，在面對強大的西方文明時所感受到的錯綜复雜的情感，及在這种境遇中獲得跨越文化障礙的內心溝通的艱難性与可能性。
小說最基本的事件是中國姑娘小漁在男友江偉的安排下，与一個貧窮的洋老頭假結婚，以金錢作為代价來換取她的合法身份。這個行為本身無疑是非常齷齪的，而且帶有极大的屈辱性，不僅小漁內心感到委屈，就是那洋老頭也為她怜惜：“似乎看誰毀了小漁這么個清清洁洁的少女，他覺得罪過。”盡管作品在對江偉的性格塑造上始終著意強調了一种實利主義的傾向，但當小漁的婚禮确實舉行過后，他的心理刻畫中被特別突現出的仍是一种受到傷害的痛感。他是那樣不快活，甚至小漁感到他整個人都變了，無論她怎樣對他溫存体貼，“江偉与她從此有了那么點生分；一點陰陽怪气的感傷”. 所以會覺得齷齪和屈辱，當然還是因為這行為將海外中國人的弱勢文化處境暴露無余，并且由于這情境內的要求，還不得不主動咽下這齷齪，壓下心頭的怨气而不能發泄。事實上，就小說中江偉的行為表現而言，弱勢文化處境還更多地帶來心理上的扭曲，他只能從所面對的強勢文化中接受那些丑陋的影響，他愈加趨向于物質利益至上和自私專橫的性格，只想著用更齷齪的行為來應付齷齪的處境，以至他一面忍受著屈辱，一面又不斷地陷入到更大的屈辱中。
但是作為小說的中心人物，同樣是處在弱勢文化位置上的少女小漁，卻明顯趨向于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江偉的對應方式。她顯然是作家衷愛的人物，被塑造成那种非常善良、純真的姑娘，她似乎總是考慮
別人比自己多，她會因為同情一個快死的病人而把童貞給了他，當与洋老頭舉行婚禮后，她又因為江偉的沖天怨气而硬壓下自己心里真正的委屈，她覺得“他傷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會給他吧。不然兩人都哭，誰來哄呢？”當被置于那种齷齪的假結婚的處境中時，本應是受傷害最多的小漁卻最少体現出屈辱的感受，反倒由對那洋老頭善意的同情而展現出人性的美好光輝。她以真心向善的心情看待洋老頭及其情婦瑞塔的生活，即便是他們那种“一塌糊涂的幸福”也能給予她很深的感動，她會毫不顧忌洋老頭人格上的“墮落”，以“真實生命和青春”的面目來与他認真相處，或用瑞塔的話來說，小漁与洋老頭過的是人与人的生活，是小漁那真誠的關心使老頭由“畜生”變回成了人。正是在小漁美好心靈的感染下，洋老頭逐漸除去了气質里的齷齪邋遢，日益恢复了做人的尊嚴：“他悄悄找回了遺失了更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靜、文雅的。”情節后來的發展是小漁在對待老頭的態度上不肯順從江偉，后者看重的只是在金錢上斤斤計較，以及提防她對洋老頭會有越出物質關系的情感流露，兩人終于為此而爭吵，小漁盡管還是要回到江偉身邊，卻仍然盡了最大努力來照顧被瑞塔拋棄，隨后又中風的洋老頭。小說結尾處寫到小漁在离開時的心情：“她開始清掃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時留下個清爽些、人味些的居處給老頭。她希望任何東西經過她手能變得好些；世上沒有理應被糟蹋掉的東西，包括這個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頭。”最后小漁与洋老頭告別的場面表明他們的內心達到了真正的溝通，兩個人彼此間建立了极其自然而率真的美好情感。
可以說，正是小漁性格中那种善良純真的品性滌淨了弱勢文化處境下的齷齪与屈辱，正因為她處處都順應和保持著自己本心的做人尺度，并不特意向強勢文化的壓力輕易低頭，反而能夠非常容易地克服了強弱兩种文化沖突給她帶來的卑微感受，使她在這种畸形的境遇中得以做到不為所亂，并由她自己的行為選擇展示出一种令人愛慕的人性之美。由此來總結《少女小漁》這部作品所要表達的倫理价值傾向，最感人的一點無疑還是那种超越于東西方文化及道德差异之上的、向善向美的朴素情感，作者渴望以此來表明的，大約也就是這种情感在中西文化撞擊中的難得与可貴，只有出自于小漁那清洁明亮的心靈深處的真情（而不是江偉所不得不認同的那种實利主義的處世方式）才能确實地打破文化的隔閡，從而使不同境遇中的人心都能夠得到相互間真正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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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宇慧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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