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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技術問題的插曲——德國的訛詐力量——會見鮑德溫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鮑德溫先生的邀請——防空研究委員會——一些普遍原則——我們工作的進展——雷達的發展——沃森·瓦特教授和無線電回波——蒂澤德的報告——海岸雷達网——空軍元帥道丁的電話通訊网——1939年春“齊柏林伯爵”號飛臨我國東岸——敵我識別器——1939年到馬特累斯漢視察——我和海軍部的接触——海軍航空兵部隊——建造新戰列艦的問題——大炮的口徑——舷炮齊射的后座力——炮塔的數量——我在1936年8月1日給霍爾爵士的信——海軍部的主張——四聯裝炮塔——一個不幸的結果——訪問波特蘭港：“潛艇探測器”。 在這里需要講一講那些對我們未來安全有著极其重要后果的技術方面的決定。為便于敘述，這一章包括從現在起到戰爭爆發前四年的全部過程。 我們在失去了空中均勢之后，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訛詐了。 如果我們曾及時采取步驟，建立一支比德國在破坏條約時所能建立的再強一半或一倍的空軍，我們就有可能保有對未來的控制權。哪怕只是空軍力量和德國相等（沒有人會說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們在這些危急的歲月里，對我們的防務充滿信心，并給我們提供一個寬廣的基礎，以便進行外交活動和進一步擴充我們的空軍，但現在我們已失去空中均勢了。我們為了恢复空中均勢所作出的努力，都歸于失敗。在上一次大戰中，飛机曾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里，它在人們心目中已成為一种有魔力的武器，同時又是一种主要的軍事力量。大臣們必須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同德國獨裁者發生沖突，倫敦的毀滅和屠殺的情景將是多么的可怕。雖然并非只有英國才有這些考慮，但這些考慮确實對我們的政策，其結果也對整個世界發生重大的影響。 1934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寫信給《泰晤士報》，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獲致決定性的科學成果。是年八月，我們不僅促使已在進行研究的空軍部官員還促使政府主要官員注意這個問題。九月間，我們從夏納到埃克斯累班，同鮑德溫先生有過一次愉快的談話，看來他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我們要求由高級負責机构進行調查研究。當我們回到倫敦時，因空軍部發生財政困難，這件事就暫時擱置起來了。在1935年初，空軍部成立了一個由科學家組成的委員會，奉命研究未來的發展。我們記得，鮑德溫先生在1933年曾根据空軍部的意見，發表了一篇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說。他聲稱空中是無法防御的。“轟炸机總是可以穿過防線的。”既然這樣，我們對空軍部所屬的委員會，就都失去信心，而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由空軍部轉到帝國國防委員會處理；在這個委員會中，政府各位首長，即國內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將能監督和指導其活動，而必需的經費也有了保證，不致沒有著落。這時，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也和我們在一起，我們仍不時在這個問題上對大臣們進言。 2月間，麥克唐納先生親自接見我們，我們便把這件事向他當面提出。在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分歧。當我指出這個問題對和平的意義時，首相深表同意。我說，再沒有比排除對平民進行突然空襲的想法更能減輕籠罩著全世界的恐懼和焦慮的了。當時，麥克唐納先生的視力看來已經很坏了，他茫然凝視著窗外的皇宮廣場，對我們保證說，他正打算硬起心腸來克服來自空軍部的阻難。空軍部又极不愿意部外的或上級的部門來干預他們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時間，什么事也沒有做出來。 因此我在1935年6月7日在下院提出這個問題；我說： 這個問題有一定的范圍，按其性質來說，它基本上是科學的問題。它所涉及的，是如何發明、采用或發現一些方法，使我們能夠使地面防空部隊控制天空，從地面來實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飛机……我從經驗中感到，在這些問題上，只要軍事和政治兩方面的領導人充分說明這种需要，則科學總是能夠提供一些東西。以前人們說，搜捕潛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潛艇窒息于水面之下的方法卻終于發明出來了。這個問題不一定比擊落入侵飛机更為困難。許多以前認為在技術上不可能的東西，在上次大戰中已被采用了。耐心、堅持不懈，尤其是在戰爭情況下的迫切需要，使人們的頭腦更為靈活，而科學也就能适應人們的需要…… 以屠殺婦孺、恐嚇手無寸鐵的平民，從而迫使敵國投降這种可惡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紀才受到人們的接受和鼓勵。這不是哪一個國家的事情。如果一旦發明了某种在地面的裝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彈的飛机，那么每一個國家都會感到較為安全，也可以使各國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戰爭災難的這种令人寢食不安的恐懼和疑慮……我們不但怕我們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襲擊，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比世界別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損害；我們還怕我們的造船厂和其他設備受到襲擊，因為這將使我們防務的主要力量，我們的艦隊，陷于癱瘓甚至被毀滅。所以，這不但是為了在整個世界上消滅疑慮和戰爭的最坏原因，同時也是為了在英國恢复我們這個島國的舊有的安全感。所以，我們的國家和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就應該對這個問題再三加以認真的思索和考慮，并且應該以英國科學所能運用和我國財力所能擔負的一切資源來推進這項工作。 第二天，發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內閣變動，鮑德溫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后不久成為斯溫登勳爵）繼倫敦德里勳爵任空軍大臣。一個月以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煙室時，鮑德溫先生走進來。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對我說：“我向你提出一個建議。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參加新成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防空研究會，我也希望你能參加。”我說，我是批評我們的空軍戰備的人，我還得要保持我的行動自由。他說：“這是不用說的。除了你從委員會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當然有絕對的自由。” 我提出一個條件：林德曼教授必須至少成為技術小組的成員，因為我需要他的幫助。几天以后，首相來函說： 1935年7月8日 你見過漢基，我很高興。我認為你的信是表示你愿意參加委員會的工作。 我很高興，我相信你在這項极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會有真正的幫助。 當然，你可以像空气一樣自由（在這种情況下的正确表述），可以隨時對政策、計划和一切有關空軍的一般性問題提出辯論。 我的邀請，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暢所欲言，而是對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于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參加了那些會議，因此對我們這個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較詳細。几年以來，我經常同林德曼進行密切的討論，使我對這個問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為委員會擬出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所包括的，不屬于官方資料，而是從我和林德曼的交談、研究以及我自己的軍事概念所得出來的想法和知識。這個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于它對1935年7月的情況所提出的看法。那時，沒有人想到可以利用無線電來為轟炸机導航。訓練大量的飛行員顯然是有困難的。當時一般人認為，大批的飛机在夜間飛行，必由几架轟炸机長机率領。在國家生命陷于危險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進步；同時，由于用無線電來為轟炸机指示轟炸目標，在戰術上引起了极其重大的變化。自此以后，我在那份備忘錄上所寫到的東西，已被更好的辦法代替了，但有許多試驗還是在我當權時進行的——當然也不是所有的試驗都獲得成功。 1935年7月23日 我以极其謙恭的態度提出這份備忘錄，因為開會在即，倉促寫成，但仍希望它對我們的共同思想能夠有所貢獻。 一般的戰術概念和技術上可行的東西，這二者之間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須讓科學家知道空軍需要什么樣的設備。飛机的設計必須符合一定的作戰計划的要求，并能保證這一計划的實施。 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合理的戰爭假說：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結成聯盟，并受到德國的進攻。 當這樣一种戰爭爆發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將是大陸盟國軍隊的動員。這至少需要兩個星期，因為這會因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隊的入侵而受到牽制和阻礙。法國和德國的參謀部將集中考慮軍隊的集結和部署問題。在第一次的主要戰斗中，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有顯著的落后。我們可以希望，德國在兩三年之內還沒有做好准備來發動這种陸、海軍都起重大作用的戰爭，目前德國的海軍還是微不足道的；它還沒有取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而且它的重炮似乎還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軍，制造重炮和訓練人員，就得花几年的時間，而不是几個月就能做到的。 德國的大部分軍火生產都集中在魯爾，而該地又很容易受到對方的轟炸。它一定認識到：許多從國外輸入的主要軍用物資的供應（銅、鎢、鈷、釩、汽油、橡膠、羊毛等）將會斷絕。并且，如果它不能取得波羅的海的制海權，那么，甚至連鐵的供應也將大大減少，因而它目前還沒有達到能夠發動長期戰爭的能力。當然，它正在大力克服這些困難，例如將一些工厂從邊境遷到德國中部，進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膠的生產，并大量囤積儲存物資。看來在1937或1938年以前，德國不大可能發動一次有取胜希望的海、陸、空三軍同時進行的戰爭，這种戰爭可能要打好几年，在戰爭中它又几乎不會有什么盟國。 在這种戰爭中，英法兩國的空軍的首要任務，似乎是炸毀敵方的交通，如鐵路、公路、萊茵河的橋梁和公路鐵路的橋梁，并最大限度地破坏他們的集結地帶和軍火庫。其次是摧毀其最易于暴露的各种軍工厂。几乎可以斷定，從預定軍事行動的時刻開始，如果我們集中攻擊這些重要目標，那么·我·們·就·應·迫·使·敵·人·也·采·取·同·樣·的·策·略。要不然法國就可以毫無阻礙地進行動員，并在大規模的地面戰爭中取得主動權。這樣，德國准備用來對英法兩國平民進行恐怖空襲的飛机，就會顯得不足而且力量分散了。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預料到，即使在海、陸、空三軍的聯合戰爭中，德國還會企圖炸毀倫敦或其他容易襲擊的城市，以考驗政府和人民在恐怖的考驗中的抵抗意志。其次，倫敦港以及我們艦隊生命攸關的造船厂，也是最為重要的軍事目標。 然而往往有這种不幸的可能性，德國當局也許會認為，用大規模的猛烈空襲也許可以在几個月甚至几個星期之內使一個國家屈膝投降。震撼心理的戰術思想，對德國人的思想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他們的想法是對還是錯，那是另一個問題。如果德國政府認為，在盟國軍隊實行動員和發動進攻之前，它可以采用空軍摧毀大城市和屠殺平民的辦法來迫使一個國家求和，那它就很可能在戰爭開始時單用空軍來發動攻擊。几乎不用說，如果能夠把英國同法國分隔開來，則英國就會成為這种攻擊的最合适的犧牲品。因為英國進行反攻的主要方式，除了空襲報复之外，無非是海軍封鎖，但封鎖是要在相當時期之后才能見效的。 如果我們能夠限制式阻止空襲城市的話，那么，以“恐怖”來摧毀我們士气的可能性（這恐怕只是一种虛构），就不复存在了，而戰爭的胜敗終歸還是要由陸軍和海軍來決定。我們對防空越重視，就越能遏制純粹空戰的發生。 ※ ※ ※ 我提出了一些觀點。不要忘記，那是在1935年，到正式使用雷達偵察飛机的方法，還有四年多的時間。 ※ ※ ※ 委員會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關系，一直沒有公布。我對政府的其他部門，仍然不斷進行更為猛烈的批評和攻擊。在英國，有經驗的政治家對這一類事情并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見上的嚴重分歧，有時并不妨礙個人間的友誼一樣，但科學家之間的嫉忌心要強得多。1937年，技術小組的科學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間，發生了相當嚴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滿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触，也不滿意我把他的見解向委員會提出。他們認為，只有蒂澤德爵士（帝國科學技術學院院長）才能向委員會說明他們的集体意見。林德曼因此被請求退職。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實供討論用，這是完全正确的；其實，這是我們兩人共同參加這項工作的基本條件。他雖已离開，我為了公眾的利益，并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繼續當委員；到1938年，我又使他复職，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在30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國，有許多人想到利用從飛机和其他金屬目標反射回來的電波的可能性。我們把它稱為無線電測向器（R．D．F．），后來稱為雷達。它的用處，就是靠反射回來的射電波，而不是靠人們的感官，眼睛或耳朵來偵察敵机的臨近。在大約离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層反射電波的天幕（電离層），由于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無線電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并因此而使遠距离無線電通訊成為可能。把短促的脈沖波發射到空中，然后接收它的回波，這是几年來我國科學家，尤其是阿普爾頓教授一直在積极進行研究的技術問題。 1935年2月，在政府擔任研究工作的科學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術小組說明，用射電回波來偵察飛机是可行的，并建議進行試驗。該小組對此十分重視。當時人們認為，要研究出偵察五十哩內的飛机的技術，也得要五年的時間才能成功。1935年7月25日，防空研究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會議，蒂澤德提出了關于無線電定位的報告。我們做了初步試驗，證明有采取進一步實行措施的必要。軍事各部門奉命制定計划。于是成立了一個專門机构，并在多佛—奧爾福德納斯地區設立一系列的試驗站。對于雷達偵察船只位置的可能性，也進行探索。 到1936年3月，沿南海岸一帶的各個站都已開始建造和裝備，可望在秋季進行試驗。在夏季，建筑上有所耽擱，并且出現了敵方電波干扰的問題。1937年7月，空軍部提出計划，經防空研究委員會的同意，准備以一百万鎊以上的費用，在1939年底以前在怀特島到提茲河之間設立一連二十個站。 這時，偵察已經飛入內地上空的敵机的試驗，也在進行。到年底，我們可以跟蹤在三十五哩范圍以內一万英尺高空的敵机。對船只的偵察也有進展。業已證明，從空中确定九哩以內船只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艦隊中有兩艘已裝備了偵察飛机的儀器，而飛机測距、高射炮射擊指揮和探照燈定向等試驗，也分別進行。工作有所進展。到1938年12月，計划中的二十個新站，已有十四個裝上了臨時的設備。從空中已能夠測定三十哩以內的艦艇方位。 1939年，空軍部用比較長的長波無線電（十米）建成了所謂海岸雷達网，使我們能夠發現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臨近的飛机。在戰斗机司令部道丁空軍中將的指揮下，建立了复雜而精密的電話网，把所有這些雷達站聯結起來，而在阿克斯布里奇設立中央指揮站，在那里，可以把觀察到的飛机的行動，在大地圖上一一標明，由此可以指揮我們自己飛机的戰斗行動。還設計了所謂“敵我識別器”（I．F．F．），這使我們的海岸雷達网，可以把裝有這种儀器的英國飛机同敵机區別開來。后來又發現這些長波無線電站不能偵察在海面低飛而來的飛机，為了對付這种危險，又建造了一組補充站，稱為“低空偵察連鎖站”，使用短得多的電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較短的距离。 敵机一旦進入內地，我們就只好依靠皇家觀測兵來偵察了。觀測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電話交換机連接起來，确實也极為有效，后來在不列顛空戰的早期，它是我們的主要基礎。但光是偵察由海上來的敵机，還是不夠的，雖然這可以使我們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鐘之前發出警報。我們還得設法為我們的飛机導航以追蹤來犯的敵机，并在我國領土上空加以截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揮截擊站”（G．C．I．）。但所有這些，在戰爭爆發時，都只是略具雛型而已。 ※ ※ ※ 德國人也忙得可以，在1939年春，“齊柏林伯爵”號飛船飛臨英國東岸上空。德國空軍通訊兵司令馬蒂尼將軍預先在飛船上裝有特殊的收听設備，以偵探英國是否有雷達偵察設備。這個企圖失敗了，但如果它的收听設備效率很高，“齊柏林”號一定能夠把我們有雷達這一情報帶返德國，因為我們的雷達站在那時不但在工作，而且偵察出它的活動，推測到它的意圖。德國人如果收听到我們的雷達脈沖波，也不會感到惊奇，因為他們已造出了一种技術上效能很高的雷達系統，在某些方面還比我們的先進。但可以使他們惊异的，就是我們實際運用新發明上所達到的規模，而且把這一切聯合起來，构成總的防空体制。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世界上是領先的，英國的成就并不在于設備的新奇，而在于實際運用的功效。 防空研究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在1939年7月11日舉行。那時，在朴次茅斯到斯卡帕灣之間，就有二十個雷達站，能夠偵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范圍內飛行在一万呎上空的飛机。一种很滿意的反干扰器和一种簡便的敵我識別器已投產制造。我們還制造出裝在飛机上的用信號引導飛机追蹤敵机的試驗裝置，并進行了試飛。至于從空中偵察船只位置的試驗裝置，后來發現過于笨重，不适宜在飛机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給海軍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夠放在船上使用。 ※ ※ ※ 我還要提到一件事。1939年6月，蒂澤德爵士遵照空軍大臣的愿望，邀我乘坐一架相當簡陋的飛机，視察在東海岸建成的各种設施。我們整整飛了一天。我將我的視察印象送給空軍大臣，現在印在下面，因為從這里面可以看到我們開始進行的雷達工程的一般情況。 丘吉爾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我在蒂澤德的帶領下，到馬特累斯漢和波德塞視察了一次，這次視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來，也許會有所幫助。 這些重要的無線電測向站，有立即加以掩護的必要。我們起先認為，可以用較少的費用來建立兩倍至三倍的偽裝站； 后來我考慮一下，覺得似乎可以使用煙幕…… 這個巧妙的新裝置的一個弱點，當然就是敵机在越過海岸之后就脫离無線電測向站所及的領域，那時我們只好靠觀測兵了。這好像是從二十世紀中葉退回到早期石器時代似的。 雖然我听說觀測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們必須認為，應用無線電測向器來跟蹤已侵入內陸的敵机，是迫切需要的。要使無線電測向站能轉過身來偵察內陸上空，還得有一段時間，并且也僅在空中戰場擁擠而混亂時才有可能…… 無線電測向器的進步，尤其是在測距方面的應用，肯定對海軍有很大的用處。這將使海軍不論能見度如何，也能和敵人交戰。在1914年，當德國的戰列巡洋艦轟擊斯卡巴勒和哈特爾普爾時，如果我們的視力能夠穿過大霧，那么，他們的命運就完全兩樣了。我不明白為什么海軍部對這項試驗還不熱心。蒂澤德也指出，不分晝夜，不管能見度如何，都可以准确發射魚雷，這對驅逐艦和潛水艇都有极大的价值。我原先還以為這是久已進行的一件大事，因為這對我們是极其有利的。 辨別敵我的方法，對海軍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應該用它來完全取代有危險的識別信號的方法。我想海軍部對此是知道的。 最后，我為業已取得的進展向你道賀。使我們這個島國獲得無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經走了，可惜我們所需要的還不僅僅是這一步，而時間是短促的。 我將在下卷說明如何憑借當時只有极少人知道的一些設施，挫敗了1940年秋冬兩季德國對大不列顛的攻擊。毫無疑問，在斯溫登勳爵及其繼任人的領導下，空軍部和防空研究委員會在使我們的作戰飛机獲得這种极其可貴的加強措施方面，是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的。在1940年，當主要的責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國的生存又有賴于空軍的胜利時，由于我曾根据最詳盡的官方的和技術的資料，進行了長達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這就有利于我作為一個非軍人也能透徹了解空戰的各項問題。雖然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弄通技術上的問題，但這門學問對我极有幫助。我認識在棋盤上的每一顆棋子，知道它們是怎么走的，別人和我談起這一套時，我也能夠完全了解。 ※ ※ ※ 在這几年里，我和海軍部的接触，是經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1936年夏，霍爾爵士出任海軍大臣，他准許他的官員可以同我自由討論海軍部的事務；我既然對海軍极感興趣，自然就充分利用這些机會了。我從1914年在貝蒂時就認識現任第一海務大臣的查特菲爾德海軍上將，我和他在海軍問題上的書信往來，則始于1936年。我同第三海務大臣兼海軍軍需署署長亨德森海軍上將亦有多年的交誼，他專管軍艦的建造和設計。他在1912年時是我們海軍中最好的火炮專家，當時我是海軍大臣，常常去看戰列艦在從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試炮，我對他的工作有极高的評价。這兩位官員在他們身居高位的時候，對我都极其信任，雖然我同他們有意見分歧，并曾多次嚴厲批評過他們已做的或沒有做的工作，但從來沒有因工作上的不滿或指責而有礙于我們的交往。 海軍航空兵究竟應屬海軍部還是應屬空軍部的問題，在這兩個部和兩個軍种之間發生劇烈的爭論。我贊成海軍的意見，我曾把我的主張在議會上提出來，使我收到第一海務大臣寫給我的一封懇切的感謝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軍政策的全部問題。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韋爾看我時，問我對這個似乎雙方都有道理的問題有什么看法。我為他擬出了一個備忘錄，這個備忘錄后來几乎逐字逐句都為英王陛下政府所采納。１ １見附錄（2）。 ※ ※ ※ 當政府終于決定又開始建造戰列艦時，我對戰列艦的設計非常關心。直到這時為止，皇家海軍所有的主力艦，實際上都是在1911年到1915年我主持海軍部的期間內建造或設計的。只有“納爾遜”號和“羅德尼”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机》一書中詳述我第一次任海軍大臣時重建海軍的全部過程，以及“伊麗莎白女王”號級快速戰列艦的設計經過。那時我能充分發揮費希爾勳爵的才能和妙想。對于軍艦的建造，我常常能運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這些思想又是從許多海軍專家那里得來的，至今我仍持有堅定的見解。 我一听到內閣已同意一個建造戰列艦的規划方案時，我就立即斷定，我們的新艦應繼續裝備十六吋口徑炮，而且用三座裝有三門十六吋口徑炮的炮塔；這樣是可以達到在排水量三万五千吨的限度之內的，這個條約上的限制，只有我們才嚴格遵守。我和霍爾爵士有過几次商談和通訊。我听到一些議論，不能使我信服，我開始在下院提出把裝十四吋口徑炮和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時的后座力相比較的問題。他們提出了下列數字，供我個人參考： 裝有九門十四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的后座力……六點三八吨。 裝有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舷炮齊射的后座力……九點五五吨。 十六吋口徑炮的數字，并不是根据“納爾遜”號現有的十六吋口徑炮，而是根据美國人預備裝在他們的新主力艦上的一种假設的十六吋口徑炮算出來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齊射后座力确有其优越性。 于是，我寫信給霍爾爵士： 爵士： 1936年8月1日 蒙你對我的意見給予重視，至感榮幸。乍看起來，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复關于延擱如此之久的問題的爭論。這一次又是只有我國受條約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們可以建造一艘三万五千吨的軍艦，裝三座十六吋口徑炮的三聯裝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徑炮的辦法來，火力一定要強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較好的軍艦，而且肯定被列為較好的軍艦。每一個人，包括在艦上服役的人在內，都會認為它是海軍力量更加強大的標志。不要忘記，德國人在他們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徑中都取得了比我們好得多的實效。他們發射的炮彈比我們的重，打得更遠、更准确，結果有巨大的打擊力，不僅是舷炮齊射后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徑炮彈的爆炸力當然比十四吋口徑炮彈大得多。如果能穿過裝甲，則在炮彈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個問題是關于炮塔的數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擊力，那么，裝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吨）是多么大的浪費！如果用三座炮塔，則可以使裝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魚雷，艦面甲板上也可以騰出較多的地方來安裝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軍艦的圖解說明，我深信他們會給你說明十六吋炮艦一定比十四吋炮艦有更好的布局。當然，關于射擊控制、炮彈播散等問題，還會有所爭論，我在這些問題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發和五發輪番齊射，也許能收到較好的射擊效果。 如果我處在你的地位，我怎樣也不會接受十四吋的計划。 如果海軍部決定建造兩艘十四吋炮的軍艦，而几個月后日本和美國卻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軍艦，那么，我們的海軍部就顯得夠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后些日子，還可以省去六個月的建造時間。以每艘七百万鎊的代价來特意建造并非世界上最強的戰列艦，那是不堪設想的！老費希爾常說： “英國的海軍，在海上總是第一流的。” 不過，這些都只是預言而已！對于所有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過多次，否則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陳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議和查特菲爾德談談。 海軍大臣對我的意見絕無反感，我們之間此后時有函件往返，我并且同他和第一海務大臣有過几次談話。霍爾爵士在1937年5月底离開海軍部前，他交給我兩份海軍參謀部所擬的備忘錄：一份是關于戰列艦問題；另一份是關于巡洋艦問題。海軍部對戰列艦設計的理由是：自從華盛頓條約以來，英國為了經濟的原因仍然主張減低排水量和縮小炮的口徑，所以在1936年，當政府終于批准建造新戰列艦時，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徑炮或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條約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王喬治五世”號級戰列艦的設計，在确知其他國家在最近的將來是否繼續接受條約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開始進行。事實上，“英王喬治五世”號級軍艦的炮塔，直到1936年5月才開始定造。如果海軍部把設計的決定推遲到1937年4月以后進行的話，則到1941年，可用的軍艦就只有兩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國到時超過華盛頓條約的限制，那時，1938年計划開始建造而將于1942年完成的軍艦的設計，就可以采用較大的吨位和口徑。 如果我們終于不得不建造前后對稱的十六吋口徑炮艦，而同時又不犧牲“英王喬治五世”號級在結构上的堅固性和其他特性，則其排水量就得大為增加。結果造成的軍艦不能通過巴拿馬運河，除了增加每一艘軍艦的造价外，我們還得擴充我們的船塢。海軍部同意我的主張，即認為設三座炮塔共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的軍艦优于四座炮塔共十門十四吋口徑炮的軍艦。他們后來設計的戰列艦，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軍艦。 在把這份篇幅很長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后，我認識到我們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戰列艦中安置較大口徑的炮而拖延了。作出的決定已不能更改。但我還是提出，作為准備措施，應早日把較大口徑的炮和炮塔設計好，現在還得造好必要的工具和設備，以便炮厂能夠改制較大口徑的炮，即便要花相當的費用也在所不惜。 我和海軍部討論戰列艦的設計時，我還不知道他們已經進行設計，并做出了十四吋口徑炮的四聯裝炮塔即總共十二門炮的圖樣。如果那時我知道這一點，我就得重新考慮我的意見了。所謂“多管炮塔”的用語，使我發生誤會。三座四聯裝炮塔，可能避免我在設有四座炮塔的軍艦上所看到的許多缺點。十二門十四吋口徑炮的威力，雖不能同九門十六吋口徑炮相等，但在金屬的重量方面卻有相當大的改進。 然而，海軍部的這种方針卻產生了不幸的后果。設計這种全新的十四吋口徑炮的四聯裝炮塔，拖延了很多時間。工作開始不久，海軍部就決定將重疊于船前的第三座炮塔改為雙聯裝炮塔。于是，二三千件复雜的机械配件都得重新設計。 這次計划的變更又使“英王喬治五世”號和“威爾斯親王”號的完工延遲了至少一年之久。還有，我們的新艦現在已減為十門炮，于是，我以前認為它的舷炮齊射時后座力不如十六吋口徑炮好的那种看法，又更站得住腳了。在這個時候，美國人解決了把三座有三聯裝十六吋口徑炮的炮塔裝置在三万五千吨的船身上的問題。法國人和德國人采用了十五吋口徑炮，法國人在兩座四聯裝炮塔上裝八門炮，德國人在四座雙聯裝炮塔上裝炮八門。德國人也像日本人一樣，無意接受條約的限制，“俾斯麥”號的排水量便超過了四万五千吨，因而具備了一切有利條件。只有我們，在這許多年之后才決定建造五艘与我們海軍生命和保持我們制海權息息相關的戰列艦，但結果還是從十六吋口徑回到十四吋口徑，而別的國家則加大了口徑。因此，我們建造的几艘軍艦，每一艘都用了五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且都沒有達到其應有的更大的火力。 ※ ※ ※ 1938年6月15日，第一海務大臣領我到波特蘭，讓我參觀“潛艇探測器”。這是偵察在水下的潛水艇的儀器，其方法是發射聲波進入水中，當聲波遇到鋼鐵結构時，便反射回聲。 根据這种回聲來測定潛水艇的方位，可以相當准确。我們在第一次大戰結束時，這种新事物剛剛開始。 我們在旗艦上過夜，同海軍總司令福布斯爵士作了一次長談。次日整個上午，我們都在反潛艇學校度過，他們給我講了差不多四個小時，我得到极其詳盡的報告。于是我們乘驅逐艦出海，當天下午和晚上，他們為我舉行了一次极有趣味的演習。几艘潛艇分布在附近的海域上。我站在這艘裝有“潛艇探測器”的驅逐艦的艦橋上，另一艘驅逐艦約在半哩外，二者始終保持聯絡，我看到并听到了全部過程。這是海軍部的神圣的寶貝，是他們專心致志、埋頭搞了一代的時間所獲得的成績。以前我曾常常批評他們的政策。但在這次，我無疑地同他們一樣，對他們的成就作了過高的評价，我一時忘了海洋是多么地遼闊廣大。雖然如此，這二十年中，假如每年沒有花大量資金，雇用和訓練數以千計的技術熟練的官兵來進行研究，并且拿不出什么東西來——雖然是微不足道——那么，我們在對付德國潛艇的問題上（后來事實證明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也許除了吃敗仗之外，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我給查特菲爾德的信中寫道： 我常常回想起你讓我參觀的那些情況，我深信國家要感謝海軍部和掌管海軍部的人，我深信，他們多年以來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使我們能夠避免最大的危險之一。 使我惊奇的是，“潛艇探測器”指示得清晰而有力。在我想象中，原以為它的指示是隱約的、模糊不清的。我絕沒有想到我竟會听到潛水艇那种東西會自投羅网。這是一种惊人的方法和成就。 “潛艇探測器”本身沒有征服潛水艇，但是，如果沒有它，則潛水艇就征服不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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