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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倫先生邀請我入閣——9月2日的猶豫——9月3日的宣戰——第一次空襲警報——重新主管海軍部——海軍上將達德利·龐德爵士——我關于海軍事務的知識——1914年和1939年的對照——海軍的戰略形勢——波羅的海——基爾運河——意大利的態度——我們地中海的戰略——潛艇的威脅——空襲的威脅——日本的態度——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安全——戰時內閣的組織——張伯倫先生的最初選擇——一個老一輩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9月1日黎明，德國進攻波蘭。同一天早晨，我們的所有部隊奉命動員。首相請我在下午到唐宁街去看他。他告訴我，他認為避免与德國作戰的希望已經幻滅，提議成立一個由少數不負責專部的閣員組成的戰時內閣來指揮作戰。他提到，据他了解，工党不愿參加聯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党將會參加。他邀請我擔任戰時內閣的閣員。我未加任何評論，便接受了他的提議。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對于人選和措施，進行了長談。 經過一番考慮以后，我覺得組成指揮作戰的最高執行机构的閣員，他們的平均年齡必然會使人感到太高了。為此，我在午夜以后寫信給張伯倫先生： 1939年9月26我們豈不是成了一個老人隊了嗎？我發覺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個人的年齡總數，竟達三百八十六歲或平均六十四歲以上！僅比領取養老金規定的年齡差一歲！不過，如果你把辛克萊（四十九歲）和艾登（四十二歲）延攬入閣，平均年齡就可以降到五十七歲半。 如果《每日先驅報》關于工党不擬參加政府的說法是真實的，我們今后一定會遇到經常不斷的批評，以及戰爭中往往出現的令人沮喪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來，更加重要的是，邀請處于反對党地位的自由党堅決地參加我們的隊伍。艾登對于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党人，以及溫和的自由党分子，都有相當的影響。在我看來，利用這种影響也是增加實力的一個极其必要的辦法。 波蘭人遭受猛烈的進攻，現在已有三十小時了。我听到巴黎方面還有再提照會的說法，深為不安。我相信你最遲在今天下午議會舉行會議時，就能夠提出聯合宣戰的聲明。 除非海軍部采取特別的措施，并在今天發出信號，否則，德國軍艦“不來梅”號即將駛出阻截區。這只是一個次要問題，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煩。 我在此听候你的指示。１ １見法伊林，《內維爾·張伯倫傳》，第420頁。 9月2日是非常緊張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沒有听到張伯倫先生的動靜。我想他也許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后一分鐘的努力；事實證明确是如此。然而，到了會議開會時，卻發生了一場短暫的、但很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首相模棱兩可的聲明，引起了整個下院的不滿。當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党反對党發言時，保守党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聲喊道：“要為英國說話。”這句話博得了大聲喝采。下院的情緒無疑是主張作戰的。我甚至認為比我也曾親自參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樣場面，更顯得堅決和團結。那天晚上，各党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對面我的寓所來拜訪我，表示深切的憂慮，唯恐不能履行我們對波蘭的義務。下院准備在第二天下午重新開會，當天晚上，我寫給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們的談話中，据我了解，我將成為你的僚屬，而且你對我說，這個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從那時起，我一直沒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這個緊張騷動的一天，究竟發生了什么情況；雖然，在我看來，現在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和你對我說“大局已經決定”時所表示的思想已經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為了應付這种非常重要的歐洲局勢，方法的變換也許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我有權利要求你在中午辯論開始以前，讓我知道不論為公還是為私，我們究竟站在什么立場上。 在我看來，如果工党態度疏遠，而且据我所知，自由党也采取這樣的態度，那么，在這樣狹隘的基礎上，很難組成一個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戰時政府。我認為我們應當進一步努力，以爭取自由党參加，而且對于你曾和我討論過的戰時內閣的組織与范圍問題，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議會里有一种觀感，即認為我們決心的顯然削弱，已經使全國團結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損害。我并不低估你應付法國所遇到的困難，但是我深信我們現在將要自作決定，從而給我們的法國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樣。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將需要盡可能地組成最強大、最完整的聯合政府。因此，我請你在我們再進行一次談話以前，不要宣布戰時內閣成員的名單。 正如我昨天早晨寫給你信中所說的，我完全听候驅使，并衷心希望幫助你完成艱巨的任務。 后來我了解，英國的最后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時30分遞交德國，接著在9月3日上午9時，又遞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最后通牒。9月3日早晨的廣播，宣布首相將在11時15分發表廣播演說。因為這時看來，英國和法國肯定會立刻宣戰，我便准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說。我認為這篇演說對于我們一生中以及歷史上的這個庄嚴偉大的時刻來說，是很得体的。 首相的廣播演說告訴我們，我們已經處在戰爭狀態。他的話剛說完，我們耳邊突然听到了一陣陌生的、持久的、凄厲的聲響，這种聲響后來就變得習以為常了。我的妻子跑進房來，由于當時的形勢危急而顯得神情緊張，但她對于德國人敏捷而又准确的行動，卻給予好評。我們倆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頂，看一看外面發生的情況。在我們周圍，在晴朗涼爽的9月的陽光下，四面八方的倫敦的屋頂和尖塔，歷歷在望。 在這些屋頂和尖塔上面，已經有三十或四十個圓柱形的气球冉冉上升。我們對于政府這种顯然有所准備的跡象，表示滿意。我們預料應該有一刻鐘的准備時間，在這段時間將要結束時，我們便帶了一瓶白蘭地酒和其他适用的藥品，配備齊全地走到指定給我們的防空洞去。 我們的掩護所，就在順著大街走過去約有一百碼的地方，其實只是一個敞開的地下室，外邊甚至沒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內。每個人都抱著高興而又詼諧的態度。這是英國人面臨凶吉未卜的前途時所表現的本色。當我站在門口凝視著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擁擠的地下室時，在我的想象中呈現出了這种景象：毀滅与屠殺的場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聲；高樓大廈坍塌成為瓦礫土堆；消防隊和救護車在隆隆的敵机聲下，在濃煙中穿梭往來。我們不是早已听說空襲將是如何的可怕么？空軍部當然為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夸張了空襲的威力。和平主義者曾經設法利用公眾的這种恐懼心理，而我們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積极准備，建立一支优勢的空軍，雖然不承認那种最可怕的預測，但也贊成將它作為對當局的一個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戰事初起的几天內，曾預備了兩万五千張病床，以供空襲中受傷者應用。至少在這方面，沒有發生估計過低的情況。現在應該看一看實際發生的情形了。 大約過了十分鐘以后，凄厲聲又響起來了。我自己不敢斷定這次是否是重复一次警報，但有一個人一路奔來，高聲喊道“警報解除了”。我們于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們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時開會，不慌不忙地按照議事程序進行，并作了簡短而庄嚴的祈禱。在議會里，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辯論結束后，立即到他的房間去。經過最近几天极度興奮而又激動的心情，當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傾听議員們演說時，一种特別強烈的宁靜感緊緊地攫住了我。我覺得內心安詳，并体會到一种凌駕于人間事務与個人問題之上的超然感。英國雖然愛好和平和缺乏准備，但在國家榮譽的召喚下，瞬刻間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舊時英國的這种光榮傳統，使我整個身心异常激動，而且似乎把我們的命運，提升到一個遠离塵世現實和肉体感受的境界。 我發言時，我試圖在某种程度上，把這种心情轉達給下院，結果得到了良好的反應。 張伯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考慮了我的信；他說自由党拒絕參加政府；他准備讓負有行政職務的海陸空三個部的大臣參加戰時內閣，從而能夠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關于平均年齡的見解，并且可以將平均年齡減低到六十歲以下。他說，這樣就可以使他邀請我擔任海軍大臣，并在戰時內閣中擔任閣員。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雖然我從來沒有提出這點，但我當然愿意主管确定的任務，而不愿高高在上，出謀划策，督促別人工作。一個部長，不論勢力多大，如果不主管專部，結果往往如此，頒發訓令要比提出建議容易，而有權采取行動，即便范圍有限，也比有權參加泛泛的討論更為适宜。如果一開始首相就要我在參加戰時內閣与主管海軍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我當然一定會選擇海軍部。而現在我卻二者兼有了。 關于我究竟應該在什么時候，正式由國王授職，張伯倫先生只字未提。實際上，直到5日我才就職如儀。但戰爭初起的這段時間，對于海軍也許有生死存亡的關系，因此我通知海軍部，告訴他們我立即就任，准備在六時到部視事。海軍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艦隊發出信號：“溫斯頓回來了。”這樣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遺憾中离開的那間辦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費希爾勳爵的辭職，我被解除了海軍大臣的職務，并且事實證明關于在達達尼爾海峽強行登陸的重要計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１ １1915年丘吉爾主張在達達尼爾海峽登陸，進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國。這次戰役持續八個月，英法軍隊死傷慘重，最后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費希爾第一海務大臣引咎辭職，不久，丘吉爾也被解除了海軍大臣職務。——譯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張舊椅子上，在我背后几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個木制的地圖箱，箱內仍存有北海的地圖，當時為了便于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標起見，我曾命令海軍情報局，每天在地圖上注明德國公海艦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自從1911年以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光已經消逝了，然而，我們卻仍然面臨著在同一個德國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脅。我們再一次為了捍衛一個無辜遭受侵略和蹂躪的弱國的權利，而奮起作戰。我們再一次為了生存和榮譽，奮起反抗日耳曼這個勇敢的、有紀律的卻又殘酷的民族的一切瘋狂暴力。我們需要再一次戰斗！既然如此，就戰斗吧！ ※ ※ ※ 不久，第一海務大臣來看我。我在以前擔任海軍大臣期間，就与達德利·龐德相識，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費希爾勳爵的親信參謀軍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進攻阿爾巴尼亞時，他曾任地中海艦隊的總司令，當時我在議會中對于地中海艦隊的部署，作過激烈的抨擊。現在我們以同僚的身份相見，而龐大的海軍部整個机构是否能夠順利運行，這就要依靠我們能否保持親密關系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見解了。我們彼此用一种怀疑的、但卻友好的眼光看待對方。但從最初的時候開始，我們的友誼和相互信任，便逐漸增長和成熟起來。我對龐德海軍上將在業務上的專長和個人的偉大品質，給予适當的估价并加以尊重。在變幻無常、胜負莫測的戰爭中，我們一同受過巨大的沖擊，因此我們成為更加忠實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后，正當對意大利的戰爭獲得全面胜利時，他竟与世長辭，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軍和全國所遭受的一切損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時間，我用來接見海軍部各海務大臣及各部門的負責人，從4日早晨起，我著手處理海軍事務。正如1914年一樣，在總動員以前，海軍已經采取了預防突然襲擊的戒備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后備軍官与士兵，被征服役。后備艦隊，已經人員齊全，從事演習，在8月9日曾由國王檢閱過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級的后備人員，也被征入伍。24日議會通過了《國防緊急授權法案》，同時下令艦隊開往戰時据點；事實上，我們的海軍主力在斯卡帕灣已有几個星期了。在艦隊奉命實行總動員以后，海軍部的作戰計划逐步順利展開；當時雖有某种嚴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艦和反潛艇的艦只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樣，在面臨挑戰時，艦隊完全能夠承擔當前的重大任務。 ※ ※ ※ 讀者也許了解，我對海軍部和皇家海軍，有很丰富的知識。從1911到1915這四年期間，在最初局勢嚴重的十個月內，我負責准備艦隊的作戰事宜，并主持海軍部的工作。這四年時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別鮮明的印象。我對艦隊以及海上作戰，積累了大量詳細的資料，并且獲得許多的教訓。在以后的時期內，我曾對海軍問題有過許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這些問題發言。我和海軍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触，在這些年中，雖然我是他們的主要批評者，但我暗中參与他們的許多机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員會工作過四年，因而使我了解關于雷達的最新的發展，而這些發展現在已對海軍事務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我前面已經提過，1938年6月第一海務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曾親自陪我參觀波特蘭港的反潛艇學校，以及乘驅逐艦開到海上，參加用“潛艇探測器”偵察潛艇活動的演習。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擔任海軍部軍需署長的已故亨德森海軍上將有親密的友誼，而且當時的海軍大臣鼓勵我和查特菲爾德勳爵討論新戰艦与巡洋艦的設計，因此，使我對于海軍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個全盤的了解。此外，根据已經發表的記載，我對于我國艦隊實際的和潛在的實力、組織和結构，以及關于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海軍的類似情況，當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開演說，為了要收到批評和刺激的效果，當然不免著重指出我國海軍的弱點和缺陷；就這些演說的本身而言，它們絕沒有表達出皇家海軍的巨大的實力，也沒有表達出我自己對它的信心。如果說海軍對于与德國作戰，或与德國和意大利作戰，沒有充分的准備，那么，這种說法對張伯倫政府及其海軍顧問，不免有失公道。至于如何對澳大利亞和印度作有效的保衛，以防日本同時的進攻，這個問題引起的嚴重困難較多，但在此時，這种進攻大概不會發生，同時，這种進攻大概一定會把美國卷入漩渦。因此，在我就職時，我感到我所指揮的，無疑是世界海軍作戰中一支最精銳的艦隊； 而且我可以斷言，我們會有時間來彌補和平時期的疏忽，并應付戰爭中同樣肯定會發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 ※ ※ 現在的情勢，絕不是1914年的海軍非常局面的重演。當時在我們參戰時，主力艦方面，我們与敵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艦的比率是二比一。當時我們動員了八個作戰分艦隊，包括戰列艦八艘，每一分艦隊各有一個巡洋艦隊及一個小艦隊，另外還有重要的獨立的巡洋艦隊。我高興地等待同敵人實力較遜、但仍不失為強大的艦隊進行全面的戰斗。現在德國的海軍剛剛開始重建，甚至還沒有組成一個戰斗陣勢的實力。雖然我們必須假定他們的兩艘巨大的戰列艦“俾斯麥”號和“提爾皮茨”號，在吨位方面已經違反了《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限制，但距离完成日期至少還要一年。他們的輕戰斗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經德國人用欺詐的手段從一万吨增加到二万六千吨，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國還有一万吨的“袖珍戰列艦”三艘：即“施佩伯爵”號、“舍爾海軍上將”號和“德意志”號，以及裝有八呎口徑大炮的一万吨快速巡洋艦二艘，輕巡洋艦六艘，以及驅逐艦和較小的艦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艦只方面，敵人絕不能向我們的制海權挑戰。在實力和數量上，英國海軍同德國相比，無疑占有壓倒的优勢，而且在科學訓練或技術方面，也絕無理由認為它有任何的缺點。艦隊除了缺乏巡洋艦和驅逐艦外，始終維持了它慣有的高水平。今后擺在它面前的任務，倒不是如何与敵人作戰致胜，而是如何來擔負起無數繁重的任務。 ※ ※ ※ 我對海軍戰略形勢的見解，在我到海軍部時，已經大体形成了。對于敵人來說，控制波羅的海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取得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供應、瑞典的鐵礦石，尤其是為了保衛沒有設防的德國北部海岸（其中有一處与柏林相距不過一百余哩）以防俄國的進攻，德國的海軍必須設法控制波羅的海。所以，我堅信，在戰爭開始的這個階段中，德國一定不愿有損它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因此，它可能出動潛艇和襲擊商船的巡洋艦，或者派一艘袖珍戰列艦，來搔扰我們的航運，但絕不愿冒險犧牲任何為控制波羅的海所必需的艦只。按德國艦隊這時的發展來看，它必須以控制波羅的海為其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目標。我們為了維護制海權這個主要目標，并堅持我們主要的海軍攻勢——封鎖，在北海方面，當然必須維持一支优勢的艦隊；但是為了監視波羅的海的以及赫爾戈蘭灣的出口，似乎無需特別強大的英國海軍力量。 基爾運河是溝通波羅的海的側門，如果對它進行空襲，即便是在短暫的時間內使它不能使用，那也會顯著地增強英國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給英斯基普爵士一個節略，討論這种特殊的作戰行動： 1938年10月29日 在對德國的戰爭中，切斷基爾運河，將成為具有頭等重要性的成就。對這一點，我不准備作詳細的說明，因為我認為這是大家公認的。現在應該由一個專門技術委員會擬訂實現這個目標的計划，并且，在需要時，擬定計划變動的各項細節。基爾運河因為水閘很少而且運河兩端的海面沒有顯著的差別，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彈加以破坏，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彈，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复。不過如果能在運河內投擲許多附有定時雷管的中型炸彈，有些在一天內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內爆炸，有些在一月內爆炸，因為它們爆炸的時間与地點不可捉摸，這就可以把運河封鎖起來，使軍艦和重要船只不得通行，直到整個河底被重行深挖一次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應的特殊雷管，也應當予以考慮。 鑒于我們不久就要遇到的情況，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詞是很值得注意的。不過，當時并沒有采取特殊的行動。 ※ ※ ※ 在戰事爆發時，英國的商船隊，總計超過二千一百万吨，數量与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体積較前增大，因此數量較少。然而這個總吨位，并不是全部供給商用的。海軍需要各种類型的輔助船艦，大部分必須從最大的定期遠洋商輪中征調。所有國防部門都需要供特种用途的船只：陸軍和皇家空軍需要船只裝運軍隊和裝備前往海外；海軍需要船只擔任艦隊根据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种工作，特別是載運油類燃料，供應遍布全世界的各個戰略据點。為完成所有這些目標而需要的吨位，總計大約三百万吨，此外，還要加上海外帝國的航運需要。至1939年底，將所得与損失加以平衡以后，英國全部可供商用的船只總吨位，大約有一千五百五十万吨。 ※ ※ ※ 意大利并沒有宣戰。事實已經很明顯，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勢的變化。在局勢尚未明朗、而且我們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緒以前，為了謹慎起見，我們認為還是把我們的航運繞道好望角為妙。但是，除了我們自己的海軍實力對德國和意大利海軍的聯合力量占有壓倒的优勢外，我們還有強大的法國艦隊為助。法國艦隊由于達爾朗海軍上將的卓越才能和長期主管，已經取得了最大的實力和效能，這是法國海軍從帝政時代以來從未達到過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為敵國，則我們的第一戰場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為一种暫時性的權宜之計以外，我完全反對所有關于放棄地中海、僅僅封鎖這個大內海兩端的計划。我們自己的實力，即使沒有法國海軍及其設防港口的協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艦逐出地中海，并在兩個月以內，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時間內，使海軍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國控制了地中海，對于處在敵對地位的意大利，必定會帶來嚴重的損害，這對它繼續作戰的力量，可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所有它在利比亞和阿比西尼亞的軍隊，將變成折下來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樣。法國和我們在埃及的部隊，可以隨意獲得增援，而它的部隊即便不致活活餓死，亦將不胜負擔，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与蘇伊士運河以及法國的屬地，就將陷于暴露狀態，而招致由德國主持的意大利軍隊的進攻。如果在戰爭開始的几個星期內，在這個戰場上能夠獲得一連串迅速的重大的胜利，則對于對德國的主要戰爭，一定會產生最有益和最有利的影響。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礙我們在海軍和陸軍方面取得這些結果。 ※ ※ ※ 在我复職以前，我就十分輕易地接受海軍部關于就多大程度已能戰胜潛艇的看法。雖然在最初許多次對潛艇的遭遇戰中，已經證明了“潛艇探測器”的技術效能，但我們反潛艇的辦法，畢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們遭受嚴重的損失。我當時曾發表意見說：“在外海，對潛艇應當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則絕對可以控制。今后不免會遭到損失，但它絕不會影響到形勢的演變。”這种意見不是不正确的。在潛艇戰的第一年中，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戰還有待于1941和1942年。 正如戰前海軍部流行的見解那樣，我也沒有充分估計到空襲對于英國戰艦可能造成的危險，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英國戰艦的阻撓作用。在戰爭爆發前几個月中，我曾經寫道： “按照我很謙虛的看法（因為這些問題很難判斷），英國的戰艦，按其現有的武裝裝備和保護來說，空襲將不能阻止它們充分發揮优勢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襲的阻撓作用，雖然過分夸張，但不久便對我們艦隊的行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空襲几乎立即證明它是可怕的威脅，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几乎全無空防的馬爾他島，成為一個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沒有任何英國主力艦由于空襲而被擊沉。 ※ ※ ※ 在此期間，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么敵對行動或企圖。日本最關切的，當然是美國。在我看來，美國人自己這時即便尚未卷入戰爭的漩渦，但要他們消极地坐視日本全面侵占歐洲國家在遠東的全部權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這种情形下，日本變為敵國，盡管會給我們帶來許多苦惱，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國參加戰爭，并且可能的話，也許只對日本一國作戰，則兩者比較，對我們來說，所得多于所失。無論如何，不論遠東方面發生任何危險，我們絕不可因而轉移對歐洲主要目標的關注。我們無法保護我們在黃海的利益和財產，以防止日本的襲擊。如果日本參戰，我們所能保衛的最遠一點，將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須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艦隊被肅清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駐軍并儲備著至少能維持六個月的糧食和彈藥，則在戰爭爆發時，我并不害怕日本將派遣一支艦隊和陸軍，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遠离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遠离紐約一樣。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陸并展開圍攻，就得派遣它的艦隊的主力，護衛裝載至少六万人的運輸艦，經過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線，一旦遭到切斷，這种圍攻必將以慘敗而告終。但只要日本占領了印度支那和暹羅，并在越過暹羅灣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強大的陸軍和實力非常雄厚的空軍以后，上述看法，當然不能再适用了。不過，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后才發生的。 只要英國海軍沒有戰敗而且我們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進攻澳大利亞或新西蘭，一般認為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給澳大利亞一個可靠的保證，保護他們不受到侵略的危險，但我們必須按照我們自己的方針，按照戰爭的先后次序，采取這种行動。看來，日本一旦成為敵國，在它躊躇滿志地控制了黃海以后，不大可能從海上派遣一支長征部隊去征服澳大利亞并實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長的時期內，必須保持一支龐大而又裝備精良的軍隊，才能使澳大利亞部隊有所畏懼。這种計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艦隊輕率地轉移力量，在澳大利亞陷于長期的渙散的戰斗中。不論什么時候，只要在地中海獲得決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調出极其強大的海軍部隊，來切斷侵略者和他們的根据地之間的聯絡。而在美國方面，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告訴日本，如果日本把艦隊和運輸艦開往赤道線以南，它將認為這是一种戰爭的行為。美國很可能有意發表這种聲明；關于這种非常遙遠的可能事變，我們現在不妨試探一下他們的意見。 關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為止，英國和德國艦隊的實力，包括已經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艦只，以及根据同樣基礎的美國、法國、意大利、日本的艦隊實力，在本書附錄（6）中已分別列出。我深信（有記錄為證）在世界大戰的第一年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它們的本土方面，不會發生任何危險，而到了第一年結束時，我們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敵人已被肅清。 這些想法，作為對第一年海戰的預測而言，證明是准确的。我將在本書适當的場合，再行詳述1941和1942年遠東方面發生的重大事變。 ※ ※ ※ 以《泰晤士報》為首的報紙輿論，贊成由不負專部責任的閣員五人或六人組成一個戰時內閣的原則。据稱，只有這樣，對于作戰政策，特別是政策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個廣泛而協調的意見。簡言之，“五個人只管指揮戰爭，而不管其他事務”這种作法被認為最合乎理想，然而這种辦法，實際上也有許多缺陷。若干處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義上的威權多么高，但在与同他們有密切關系的重要部門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時，往往處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陸空軍三個部門來說，情形尤其如此，戰時內閣的成員，對于每天進行的事務，不能負直接的責任。他們可以采取重要的決定，他們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見，或事后提出批評。但舉例來說，他們卻無法和海陸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禮，因為后者熟悉問題的各种細節，有專業同僚的協助，并負行動的責任。戰時內閣的閣員，如果團結一致，可以決定一切，但在他們中間，意見往往不能統一。他們無休無止地進行討論和爭辯，而与此同時，戰爭卻一瀉千里地向前發展。戰時內閣閣員本人對于掌握了全部事實与數字的負責大臣，當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難。他們對于那些具体負責執行与指揮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負擔，因此，他們就越來越成為理論上的督導者和評論者；每天閱讀大量的文件資料，卻不知如何使用他們的知識，促使工作的順利進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煩。在各部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協。 由于這些原因，負責外交和作戰部門的大臣，應該成為這個最高机构的組織成員。通常在“五巨頭”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為對于作戰有特殊的知識和才能，而是由于他們政治上的勢力才入選的。因此，戰時內閣的人數，開始增加到遠超出原來設想的限度。當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國防大臣，人數可以大為縮減。就我個人而言，在我主持國政時，我不喜歡在我左右有不負責專部的閣員。我宁愿和負責專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顧問打交道。每個人每天都應該認真地工作，負責某种确切的任務，然后才不致無事生非，或嘩眾取寵。 張伯倫先生原來關于戰時內閣的計划，迫于形勢的壓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擴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掌璽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財政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國防協調大臣查特菲爾德勳爵、不管部大臣漢基勳爵包括在內。除上述人員外，還增加了海陸空三部的首腦，我是其中之一，還有陸軍大臣霍爾·貝利沙先生和空軍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務大臣艾登先生和內政大臣兼國內安全大臣約翰·安德森爵士雖非戰時內閣的正式閣員，也必須經常出席。這樣，總數為十一人。關于負責作戰的三個部的大臣加入戰時內閣的決定，大大地影響了查特菲爾德勳爵作為國防協調大臣的權威。他本于慣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這個職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閣員，在最近許多年來不是主管我們國家的政務，就是与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外交与戰爭局面有所關聯。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辭職，而我十一年以來始終不曾擔任公職。因此對于過去的事情，以及現在顯然可見的缺乏准備的情況，不負任何責任；相反地，在過去六七年中，我不斷地預言禍害即將臨頭，現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雖然現在我掌握了海軍的強大的机构，而在現階段中，唯一負實際作戰責任的，也就是海軍，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會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誠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這些閣員都很熟悉。我們大部分都曾在鮑德溫先生主持內閣期間同事過五年，而且在議會生活中變化無常的局面下，我們當然保持經常的接触，有時關系融洽，有時則又發生爭執。然而，約翰·西蒙爵士和我則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閣員擔任公職以前，我在英國歷屆政府中任職，斷斷續續的已有十五年的歷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長的經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緊張時期內，我曾擔任過海軍大臣和軍需大臣。就年齡來說，雖然首相比我年長几歲，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輩的人物。在局勢危急時，人們的普遍心理當然是要求年輕人的活力和新的觀念，而老一輩人物當權，難免會引起指責。因此，我覺得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現在當權的一代，以及隨時可能出現的年輕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識以及一切可能的熱情和智力。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起見，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軍部期間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來，這种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處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總是盡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時，充分利用我几乎能夠立即酣睡的能力，這种能力是一种值得慶幸的天賦。我用這种方法，能夠把一天半的工作壓縮在一天內辦完。大自然的本意，并不要求人們從早上八點鐘開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間暫時愉快地擺脫一切，稍事休息；這种暫時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鐘也已經足夠使人的精力重新煥發。我對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儿童一樣上床睡覺，感到遺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報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兩三點鐘，有時甚至還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點鐘，我又起來重新開始工作。在整個戰爭期間，我都遵守這個日常規矩，而且向別人推荐，如果在遇到需要長期地利用人体中最后的一分精力時，不妨采取這個辦法。第一海務大臣龐德海軍上將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后，立即加以實行，不過，事實上，他并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這种辦法，甚至更進一步，往往在內閣會議上也入睡了。不過，只要有人提到海軍一個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來；他的听覺非常靈敏，頭腦反應很快，所以什么事都瞞不了他。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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