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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日益緊張——比弗布魯克勳爵的健康——我和他的關系——他出任了生產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場——新的權宜之計：下議院領袖——莫因勳爵离開殖民地事務部——2月里的災難——政府中進一步的變動——比弗布魯克勳爵2月17日的信——他辭職了——奧利弗·利特爾頓先生任生產大臣——新舊的戰時內閣——其他大臣的變動——我們會議中的日常工作——我個人的地位——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的來信——我蟬聯國防大臣。 信任票不過給人以暫時的慰藉。大難即將臨頭，我至少已給了充分的警告。到2月間大難果然降臨了。同時我覺察到政界中的緊張情況也在增長。有的要求“加強”政府。他們說，“新的血液”應該加進去。現成的、最值得注意的新的血液當然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了。我极不愿意因受外力壓迫而作出更動，在信任投票的辯論中，我曾為這件事用過一些強硬的言詞。但是過了2月份，要成立生產部看來無論如何要有一次變更，這次變更應該具有內閣改組的性質。新聞部駐在世界許多地區的人員都報導了英國國內的政爭會造成莫大的危害。明顯得很，對于艱難的、麻煩的人事問題必須立即予以解決。另一方面，成立一個生產部，盡管必須采取溫和的辦法總比采用激烈的辦法好，雖然采用激烈的辦法也許是必要的。 當我組織生產部的計划接近完成的時候，比弗布魯克勳爵的身体正迅速垮下去，我听到了很難過。他開始患嚴重的气喘症，往往整夜不眠，而只有睡眠才能治好。我從華盛頓回國以后，有天晚上我們在新樓開會，我听見一個持續不斷的聲音，很不耐煩，突兀地說，“哪一位出去一趟，把貓叫的聲音制止住。”大家沉寂下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我那位可怜的朋友在气喘啦。我道了歉，事情也就完了，但我之所以舊事重提，因為這可以說明在那些使人疲于奔命的時期的緊張情況，而這又是促進比弗布魯克行動的原因之一。他真想每晚能花三四小時，在万呎以上的空間飛行，以便減輕由于高度而產生的气喘病。 這种毛病是比弗布魯克神經衰弱的根源，我只能管它叫神經衰弱。在我們訪問華盛頓的時候，我已經把他的一次出于感情沖動的辭職打回去了。但是他現在增強了對職務的坦率而強烈的厭倦之意；雖然有一种要求有更廣泛更無束縛的權力的心情，內心卻盼望從重擔和憂慮之中解放出來，在我的同僚中還有許多人也是這么要求的。 有的人沒有像我那樣知道他在任職期間所作的貢獻，不知道他的力量、他的魄力和判斷力，就往往不明白他對我會有那么大的影響。他們沒有注意到，我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重大事務中和掃尾工作中有過長期的協作。除了我所十分尊敬但關系一直不算密切的大法官西蒙勳爵之外，比弗布魯克是跟我一道在前一次斗爭中經歷了震惊和勞頓的唯一同僚。我們兩人在政治上是屬于老一輩的。在前些日子的危机和爭論中，我們往往站在不同的方面，有時我們還彼此反對得厲害；但總的說來，我們一直保持著關系，這是我的綿延不斷的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雖然歷經宦海浮沉，但是由于私人間的親密友誼始終不渝，所以這种關系就更加鞏固了。在這些暴風驟雨的新的年代里，同一位一向雖沒有行政權力而往往能發號施令的人物，談談當時的困難和問題，把它們同我們已經克服的或者經歷過的事情比較比較，這對我來說，往往是一件樂事。我的其他同僚當年還都是不知名的人士，其中大多數是那些在記憶猶新的過去的日子里馳騁在戰場上的年輕軍官。 我已經准備就緒，要把一個巨大的新任務交給比弗布魯克，使他得以充分發揮才能，而容易引起他生气的种种阻礙將減到最低限度。2月4日向議會宣布了成立生產部，任命比弗布魯克勳爵為生產大臣，他的原有職務由安德魯·鄧肯爵士繼任。不過還有一些重要的細節要在幕后安排一下。按照比弗布魯克的要求并經萊瑟斯勳爵的完全同意，我又把軍事運輸部并入籌划中的生產部。這本來不在我原來計划之內，但是萊瑟斯勳爵希望跟比弗布魯克一道工作，并且在他領導之下，他們二人又能非常融洽，因此我覺得進一步的合并是有利的。但是划分責任的每一細節，都像作戰一樣要經過一番斗爭。我的耐心還算不小，可是最后我忍耐到极點了。 丘吉爾先生致比弗布魯克勳爵 1942年2月10日 我即將在几小時內將白皮書送達議會，茲特寄上校樣一份。就我而論，是定稿了。上一個星期，為了作好安排，使你滿意，而于公眾有益，又為了消除即將同你發生接触的各部門的顧慮，我已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我只能做到這個地步。 我敢肯定，承擔這一工作，并盡最大的力量把它辦成功，這是你的責任，并且你是有充分的能力來完成這一任務的。我認為，萊瑟斯關于軍事運輸部對于商船的類型應有有效的發言權的論點，是很有力量的，因為該部是這一問題唯一的權威，而且了解情況。如果，其他一切已經解決之后，你還在這一點上，或者同我為你規划的這一大机构有關的任何其他一點上弄翻了，那么，鑒于我們所處的形勢极度危急，牽涉的利害關系又十分廣泛，我不得不指出，你會受到國內和美國嚴厲的批評。因此，我希望你顧全大局，勿使你的國家、你的朋友、特別是你的名譽受到嚴重的打擊。 在這件事上，我將按照計划辦理，今日上午提出白皮書，如果，在另一方面，你決定要斷絕我們的關系，我將請求議會允許我將我的報告推遲到星期四。這封信是由布里奇斯親自送給你的，請你托他把回音帶給我。 比弗布魯克勳爵接受了這一決定，明确規定生產部職責的白皮書于是在2月10日由我向議會提出。我向議會里宣讀了開頭的主要四節： 1．生產大臣是遵照國防大臣和戰時內閣的方針對于一切戰時生產事宜負主要責任的戰時內閣大臣。該大臣執行一切原屬生產管理委員會掌管的任務，但有關人力和勞工的事務除外。 2．其任務包括現有生產能力和原料的分配（包括原料進口的安排）、在必要時生產优先權的決定，以及對有關的各部門和分支机构的管轄与領導。 3．盡管本白皮書中有所規定，負責有關生產的部門的各大臣在主管各部時對議會所負的責任，依舊不變；各部的任何大臣級長官，對有關正當履行職責方面的問題，有權向國防大臣或戰時內閣申訴。 4．生產大臣又代表戰時內閣對在國內和美國所設立的、處理盟國間軍需品的分配和原料問題的聯合机构，討論時主持會議。 讀到這里，我被霍爾—貝利沙先生打斷了話，向我詢問，為什么人力和勞工問題不包括在這一建議之中。這當然是牽涉到比弗布魯克勳爵和歐內斯特·貝文先生勢不兩立的個人關系，因此我又宣讀了另外三節，內容如下： 8．勞工与兵役大臣是戰時內閣大臣，將來在戰時內閣總的領導之下行使原屬生產管理委員會掌管的有關人力和勞工的任務。這些任務包括對武裝部隊、民防、戰時生產和民用工業等方面分配人力資源，并處理生產方面的一般勞工問題。 9．處理對于人力的要求和分配，是勞工与兵役大臣職責的一部分，他有責任對他認為可能更有效地經濟使用人力的方針發布指示。為此目的，他的官員得根据需要，有取得人力使用的情報的便利。 10．各生產部門和勞工部之間的一切勞工問題將由勞工大臣和生產大臣或他們所委派的官員商討解決。這三個供應部門將保留其現有的、獨立的勞工組織。 最后，我要求對白皮書進行仔細的研究，對于這一計划給予試行的机會；如有辯論的需要時，我當提供一切使利。 ※ ※ ※ 這一切正在發展的時候，期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立場和態度越來越顯得重要了。他表現出仿佛他有談話需要發表的樣子。他從莫斯科回國之后，作過一次廣播，受到歡迎； 因此他受了鼓勵，堅持要求新聞大臣進一步給予机會，進行廣播演說。2月9日我寫信給他，原文如下： 我了解到，你在布里斯托爾答复關于參加政府的問題時說，“你最好去問丘吉爾先生”，或諸如此類的話。在這种情形下，好不好發表你在1月29日的來信和我在31日的复函呢？ 我發覺到在第二頁上“如果再加上軍需大臣在內”這几個字前面，我忘了插入“依据職權”字樣。比弗布魯克當然不是以軍需大臣身分參加戰時內閣的，而是他在1940年秋季任飛机生產大臣時，由于一般性的理由被指定的。所以我提出要添上這几個字，這不過是想將我的原意說清楚罷了。 依照他的意愿，我沒有把函件發表出來，但是在我看來明顯得很，他的加入戰時內閣是受到普遍歡迎的。既要滿足這個需要，又要符合許多有勢力的人士方面所表示的同樣強烈的愿望，認為戰時內閣應當切實減少閣員，所有閣員應當盡可能擺脫各部的行政責任的約束；要兩面顧到是不容易的，因此我想出了一個新的權宜之計。 當1940年5月間政府組成時，我擔任若干職務又兼下議院議長一職。一切日常工作，由艾德禮先生處理，我只參与無論如何必須處理的重要事務。据我看，斯塔福德爵士有种种的才能足以領導下議院。他是個議員，又是最杰出的辯論家之一。這樣的一個任命，加上戰時內閣閣員的身分，可以作內閣的發言人，這就把他們所追求而現在又在默默要求的廣泛的活動范圍交給他了。我同艾德禮先生討論了這個辦法，在這种緊張局面中，他的忠心耿耿是十分寶貴的。我向他建議，他將掌璽大臣和下議院領袖的職位讓給克里普斯，他自己主管自治領事務部，并被授副首相的頭銜，但在組織上不作變動，這里又是一种形式上的變革，而不是實際上的變革。 艾德禮先生同意了，因此我只得請克蘭伯恩勳爵從自治領事務部調到殖民地事務部。我把這個職務同貴族院領袖一職聯系在一起。這兩個職位本來是莫因勳爵擔任的，他是我所最尊敬的一個人物和朋友。他在政府中的落選對于他當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我這樣對待他是于心不安的。后來經過一連串事件，竟使他的生命斷送在開羅一個以色列刺客的手中。 親愛的沃爾特： 1942年2月19日 由于公私方面种种原因，我不得已要對殖民地事務部作一次調動。對此，我深感遺憾。形勢和輿論都在要求政府作一次重大的改組，我因此有必要把自治領事務部交給艾德禮，許多人堅決主張這一部門應由一位戰時內閣閣員負責。既然如此，我深切盼望克蘭伯恩擔任你的職務，從我對你的認識看來，從你在這次戰爭中已有的表現看來，我敢肯定你是一定愿意滿足我的愿望和需要的。 在這風暴襲擊的時期同你共事，向來使我很感到愉快；為了你行使殖民地事務大臣和下議院領袖的職務時，發揮了高度的才能，又為了你所經常給我的幫助和友誼，我十二分真摯地向你表示感謝。 莫因以一貫的庄嚴的態度和愉快的心情，同意解除內閣方面的職務。“几乎不必說，”他寫道，“我很了解你有改組政府的必要；我只要補充一句話，你給了我在這樣有意義的机构服務一年的机會，你又始終對我關怀、体貼，我將永遠感激。” ※ ※ ※ 當這一切正在我們的窮于應付的政府机构的中心動蕩的時候，國外的禍難又臨到我們的頭上。新加坡在2月15日投降了（准備下一章加以敘述）。如我們早先所估計的那樣，英帝國有十万名官兵作了日本的俘虜。甚至在這以前，即2月12日，發生了一個插曲，我看雖然是次要的，但在公眾中卻引起了更大的憤怒和不安。德國戰列巡洋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奈森諾”號，連同巡洋艦“歐根親王”號已從布雷斯特逃脫，闖過英吉利海峽。据公眾所知道的或可能听到的，它們雖在多佛的炮台轟擊之下，又在我方所有空軍和海軍部隊猛攻之下，竟能完整無損。在适當的時候，我們還要回頭談這件事。公眾對于內閣及其指揮戰事的信心發生動搖，的确是不足為怪的。 ※ ※ ※ 由于生產部的成立，由于必須安排帶來新的力量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政府內部進行了調動，這簡直等于重大的改組。我決心要在同時進行某些其他的變動。馬杰森上尉成績斐然，不再當陸軍大臣，我提議委派他的常務次官詹姆斯·格里格爵士繼任。格里格是在效率和毅力方面最享有盛名的公務員。我任財政大臣時，他當我主要的私人秘書約有五年之久；他不但在財政部里受到過鍛煉，而且曾在印度擔任總督行政會議的財政委員，留下良好的成績。他對于陸軍部的全部工作了如指掌，并且獲得全体將領和官佐的信任。 他不愿進上議院；對于下議院又沒有經驗；他不得不物色、在必要時不得不爭取一個選區，使自己能适應于一位政治首領所應有的更廣泛、更多樣化的活動范圍以及更靈活的手段。他的毅力、他的無私、他的勇敢，我還得加上一點，他的固執，都是很突出的。把他提升到大臣級，我的确少了一位最能干的文官官員。 在飛机生產部里我也作了調整，以盧埃林上校接替穆爾—布拉巴宗上校；前者在美國搞得极好，我們的全部飛机生產現在同美國打成了一片，后者，遺憾得很，已接受了貴族爵位。 親愛的穆爾—布拉巴宗：1942年2月21日 我抱著十分遺憾的心情，寫信告訴你，我為形勢和輿論所迫，負責改組政府，不得不對飛机生產部有所調整。 我知道你在該部是多么努力；你對我一貫地表示親切，使我十分感激。你知道，在這次激烈的、不順利的戰爭中我的處境困難，深望公務上的分离不致影響到我所珍視的友誼。 他的复信顯示出他的品德： 親愛的首相： 1942年2月21日 我十分諒解。政策上有一兩個地方我認為非常重要，本想早跟你談談，但是此刻已經無需了。 過去的一切我都感到滿意。你給過我信任，十分感激。部務和工作已比當初我來時好得多了。 祝一切順利。 布拉巴宗 為了減少戰時內閣的人數，我不得不請財政大臣不再擔任正式閣員。 丘吉爾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 1942年2月19日 我覺得有組織新戰時內閣的必要，特將名單附上。你會看到我不能把財政大臣列在其內，這樣就恢复到當初本政府組成時的原來計划。 對于這點我很抱歉，但是實在沒有別的辦法。當然，涉及到有關你的公務時，你還得勞駕。 最后，在當時重要的更調中，格林伍德先生退出戰時內閣，以便減少閣員人數，從而他表現了高度的愛國和無私精神。 ※ ※ ※ 在改組內閣的過程中，比弗布魯克勳爵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除了對自己之外，他對各人的事情都能保持冷靜客觀的看法。例如： 親愛的首相： 1942年2月17日 茲送上我在電話中提到的函件。 人民對于自己喪失了信心，他們仰望著政府，要把信心恢复過來。滿足這個要求，就是政府的責任。 內閣机构的變更，能作出什么事情來給予人民所需要的東西呢？ 1．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加入政府么？但是公眾對于克里普斯的愿望是一時的熱情。這种熱情已經開始減退了。 2．任命一位國防大臣，或是一位國防次官么？但是這一職位，要找一位既能使公眾滿意、又能在你領導之下使你滿意的人，是找不到的。 任命一位能滿足目前公眾情緒的人，如克里普斯那樣，也許是可能的，但是克里普斯是不會使你滿意的。 3．成立一個由少數大臣組成的戰時內閣，其中每位都指導几個部，而又不擔任各部的具体職責么？應當采取這個計划。 戰時內閣應由現內閣中最有能力的貝文、最得人心的閣員艾登和工党領袖艾德禮組成。 內閣中其他閣員都當去掉。他們都是勇士，比較那三十位更為可敬，但是不及前三名。 4．最后，政府中有些人員是被公眾看作不中用的大臣。 他們的名字是你所熟悉的。 國防大臣之中，無論如何有一位是同公眾格格不入的。可能有兩位。 這當然是一封私人信，我本人無意去助長或支持公眾的任何激動情緒。 你的永久的朋友馬克斯他還引了下面一段修昔底德１的話寄給我，沒有寫日期；也許他已經把這段話試用在他自己身上而白費了心机。不要再同斯巴達進行會談。明白地向他們指出，你并沒被目前的苦難所壓倒。無論他們是國家，還是個人，只有面對苦難而不畏縮，只有進行最強烈的抵抗，才是真正的英雄。 １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古希腊歷史學家。著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譯者 ※ ※ ※ 但是現在一切好像都已定局，比弗布魯克勳爵就辭職了。 他的身体完全垮了，他覺得不能再負起所接受的新的而繁重的責任。我竭力勸他不要辭職，但是他和其他主要大臣當著我面前，進行了冗長而惱人的討論，使我感到最好不要再去勉強他。因此我同意他退出戰時內閣，到美國去擔任一些職責不很明确的使命。他在那里能夠影響總統周圍的人物，對我們會有所幫助，還可以在西印度的一個島上找到他所急需的休養和安靜。有許多不賞識他的品質或者不了解他對戰事的貢獻的人，還有某些同他吵過架的人，都稱了心意。只是我深切地感到若有所失。 几天之后，他寫來最后一封信，說明了我們是怎樣分手的。 親愛的溫斯頓： 1942年2月26日 我今日离開本部，回到我原來的地方去。現在我必須把我二十一個月來的高度冒險的經歷告訴你，像這樣的事情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在這全部時間里我所作的一切工作，一直是依靠你給我的支持。 你擔著很大的風險，把我拉進了內閣；你又因把我留在這里，遭到一部分閣員的攻擊。 我所給你的，同你所給我的比起來，簡直小得可怜。虧了你，我才能夠聲名顯赫。公眾的信任，實在出之于你。我的勇气是你鼓起來的。這些恩惠使我有權利在你的助手的名單中得到一席之地，當你拯救我們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這些助手們是替你服務的。 臨別在即，我特寫這封感激和致敬的信給國家的領袖、人民的救星和自由世界進行抵抗的象征。 你的親切的馬克斯我一向打算在他恢复健康、心緒宁靜之后，要他回來，但當時我沒有將這一意圖告訴同僚們。 ※ ※ ※ 負重大責任的生產部，現在又出缺了；要找一位繼任人選，我倒并不感到困難。我把奧利弗·利特爾頓看成是一個有丰富的工作經驗而又活動能力极大的人，這些都是經過了時間的考驗的。我在他童年時在他父親家里就同他相識。1940年我使他脫离平民生活出任貿易大臣并進入議會。在貿易部時他已經得到了各党派的信任；作為駐開羅國務大臣，因中東軍事失利，他首當其沖，將近一年之久。在后方的行政工作上和鐵路事業上，他倡議了或者貫徹了許多重要的改革。這些使他同艾夫里爾·哈里曼先生有了最密切的接触，在華盛頓受到了十分的尊重。我還得另外物色一人，接替他去當駐開羅國務大臣。3月18日，澳大利亞駐華盛頓代表R．G．凱西先生，受到繼任他的任命。 戰時內閣的改組是2月19日宣布的，雖然現在延攬了兩位新人，人數卻從八位減到了七位。讀者自會看到，同輿論的強烈潮流恰恰相反，目前我已充分實現了我的意見，即戰時內閣的成員也應該是負責部門的主持者，不僅僅當個空頭顧問，除了想想、講講、又根据折衷方案或多數意見作出決定以外，就沒有事干了。 首相丘吉爾先生 掌璽大臣艾德禮先生 樞密大臣約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先生 供應大臣比弗布魯克勳爵 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 勞工大臣貝文先生 首相丘吉爾先生 副首相兼自治領事務大臣艾德禮先生 掌璽大臣兼眾議院議長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 樞密大臣約翰·安德森爵士 外交大臣艾登先生 生產大臣奧利弗·利特爾頓先生 勞工大臣貝文先生 當然由此也產生了各种問題。克蘭伯恩勳爵覺得，作為上議院議長，他應當是戰時內閣的閣員，至少也應經常出席會議。他也急欲加強政府在上議院中的辯論力量；按照慣例——在憲法上雖然不是強制的，上議院至少該有兩位國務大臣。在這時候，我想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可以以貴族身分去進行他的新工作。 丘吉爾先生致克蘭伯恩勳爵 1942年2月20日 我認為，把那种“在戰時內閣開會時經常出席的絕對權”給与任何一位領導上議院的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要求小型組織的議論是大家所堅決主張的。上議院和戰時內閣之間從前唯一的聯系是比弗布魯克，他是難得來參加會議的，即使參加，也只是討論他自己的問題。 我也不能保證，必須由上議院任命的各部次官一定是一位有議會經驗和地位的人。我不能不想到各重要部門中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我當然要注意到有沒有充足的辯論能力。 蘭開斯特郡公爵大臣達夫·庫珀也許愿意提升，只是我還沒有向他提過。 可是這兩三日內我不想作出任何最后的安排。同時我為你所建議的任命，我准備暫不作決定。比如說，也許可能，將任務划分一下，由一位大臣領導上議院，另一位大臣負責殖民地事務部。 承你坦率地寫信給我，十分感謝。我深知困難，并將設法解決。 過了几天之后：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既极愿意留在下議院，這又顯然符合該院的愿望，因此我不能請他到上議院去幫助你了。憲法精神是完全維持下來了。但你如果需要進一步的幫助，我可以請達夫·庫珀帶著他的蘭開斯特郡公爵大臣的職位到上議院去。或者你可以再試几個星期，看看情況如何。 在次要的机构中也作了一些其他的調動。在這一點上我得到了不少的幫助。為了舖平艱難的道路，竟有九位主要的次官把他們的机构交給我自由處理。有些調動過了几個星期才實行；最后的改變名單如下： 1942年2月22日 殖民地事務大臣克蘭伯恩勳爵，補莫因勳爵缺 飛机生產大臣盧埃林上校，補穆爾——布拉巴宗上校缺 貿易大臣多爾頓先生，補盧埃林上校缺 經濟作戰大臣塞爾伯恩勳爵，補多爾頓先生缺 陸軍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補馬杰森上尉缺（辭職） 公共工程大臣波特爾勳爵，補里思勳爵缺（辭職） 1942年3月4日 主計大臣威廉·喬伊特爵士，補漢基勳爵缺 副檢察總長馬克斯韋爾·法伊夫少校，補威廉·喬伊特爵士缺 上議院在戰時內閣的代表問題，我是采用了前已介紹的辦法來解決的，即有几位大臣雖然不是正式閣員，實際上卻是“經常的列席者”。如此，月終之前我已能夠恢复我們的正常工作。 首相致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 1942年2月27日 內閣下周工作作如下安排： 1．星期一下午五時半，地點十號。全体參加；尚有經常的列席者、三軍參謀長、各自治領和印度代表等。議程：戰事的一般形勢，不提特殊的机密事件，例如即將進行的軍事行動；還有任何其他适當的論題。 2．星期二下午六時，地點十號。太平洋會議。 3．星期五中午十二時，在下議院。只有戰時內閣和你自己參加。我們討論特殊項目需要他人參加時，另行召集。 4．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在下議院。戰時內閣。（如果有需要，星期三、四兩日下午六時，再開會一次。） 5．星期五下午十時。國防委員會。由三軍參謀長，海、陸、空軍三大臣，如有需要，或經指定時，印度事務大臣和自治領事務大臣，我自己，副首相和外交大臣，也許加上奧利弗·利特爾頓先生。 我們且看看這樣行不行。 大体說來，新聞界和公眾對改組的主要方面表示歡迎。政府机构經過這樣大的變動之后，議會也覺得需要穩定下來，就這樣我們得到了喘息時間，去經受正在臨到我們頭上的更多的災禍。 ※ ※ ※ 在這個國內政治緊張而有變化、國外又遭失敗的時期，我自己的地位似乎沒有受到影響。我每時每刻要辦的公務實在太多了，很少有工夫去考慮它。由于某几位同僚或未來的同僚的地位未定的影響，我個人的權力倒似乎加強了。我并不因為有人想解除我的職責而感到難受。我所要求的是，經過适當的討論之后，能夠符合我的愿望。不幸事故恰恰足以使我和三軍參謀長靠得更緊，這种團結在政府各部門中都是覺察到的。在戰時內閣中，或者在人數多得多的內閣級大臣之中，沒有人暗中搞陰謀或鬧對立。外面卻有繼續不斷的壓力，要我改變指導戰事的方法，以便獲得比現在更好的效果。“我們一致擁護首相，但是他要作的工作實在太多了。他挑的有些擔子，應該解脫了。”這种看法是始終不變的，還有許多理論硬要人接受。我很高興地接到弗雷德里克·莫里斯１爵士以下的來信： １弗雷德里克·莫里斯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于1918年任軍事作戰總監。他寫了一封信給《泰晤士報》，在法國陸軍的實力問題上攻擊了首相勞合·喬治先生。他被免了職；下議院展開了一場重大的辯論，接著作了一次表決。自由党人當時究竟是投阿斯奎斯先生的票，還是投勞合·喬治先生的票，后來作為戰后選舉的測驗。莫里斯將軍在1932年任英國退伍軍人協會主席。 親愛的首相： 1942年2月14日 我曾同某些議員談論過，覺察到你會受到一种壓力，不得不恢复勞合·喬治先生在1916年至1918年為配合政策与戰略所采用的制度，取消國防大臣一職，使三軍參謀長直接同一個由不管部大臣們組成的小型戰時內閣發生關系。 我對勞合·喬治先生的制度有過兩年半的經驗，我覺得你的制度，除了一個例外，在兩者中是比較好的。我在帝國國防學院里，又在各軍事學院里，多年來就主張這樣的制度。 我覺得應有一位國防大臣，個人同三軍參謀長直接進行接触，而在戰爭時期唯一可能擔任的國防大臣的便是首相。從一般的原則談到特殊的事實，你有莫大的長處，跟海陸空軍士兵有共同的語言，這在政治家中是罕見的。要三軍參謀長參加戰時內閣會議的辦法，免不了會大大浪費各參謀長的時間；他們在戰時內閣會議中比不上他們同首相進行密切聯系時，能夠暢所欲言。 据我從局外看來，現行制度中唯一的缺點，是聯合計划委員會。我的經驗是，這個委員會的會員們，依据職權，對自己崗位上的任務都忙不過來，自不能專心致志從事聯合計划的工作；到了碰頭的時候，他們不會提出這樣那樣的建議，倒是找出困難，表示反對。我認為要作出有效的行動，唯一的辦法是要選擇負責實施計划的人，在他制訂計划時予以必需的幫助，然后要他將計划送給你和三軍參謀長核准。那么，計划是否合用，實施時所需要的种种條件是否具備，都是由你和三軍參謀長來決定的了。 在這嚴重的關頭，特向你表示我的同情和祝愿。 你的真誠的F．莫里斯 我向弗雷德里克爵士函复致謝時補充說（1942年2月24日）：“我正在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提出一個‘任務’時，根据任務的性質，應有三軍中一軍的一位軍官确實地置于其他人員之上。” 我下定決心將指揮戰事的全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這只有使首相兼任國防大臣一職，才能行使這樣的權力。在克服反對的意見和處理分歧而沖突的觀點時，比起有權作出決定的本身來說，還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和麻煩。最重要的是在最高職位上要有領導全局的統一思想，切實地進行協助和修正，而在完整性上不致有所分裂。如果我被免去國防大臣的職務，我當然不愿蟬聯首相，即使只一個小時。這一點既為眾所周知，它就駁回了所有的甚至在极不利的條件下提出的詰難；許多關于組織委員會或其他一些非個人的机构等好意的建議，也就沒有意義了。我必須對所有幫助我獲得成功的人表示感謝。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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