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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7章，我們已經對公元48年到220年之間橫跨整個舊大陸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國進行了一些敘述。這片廣闊的地區由于最終在政治上統一為四大強國而為宗教傳播事業開辟了道路。第38章敘述了從公元前約334年到公元220年間各地區宗教為征服人們的心靈而進行的角逐。角逐的結果是3個新宗教的興起：有神論的印度教、大乘（与上座部相對）佛教和保羅派（与猶太派相對）基督教。三大宗教都是虔誠的宗教，在這一點上彼此相同。有神論印度教徒信奉濕婆神和毗濕奴神；大乘佛教徒信奉菩薩，他們不是神祗，而是潛在的佛；基督教徒則信奉耶和華、耶穌（對非猶太人基督教徒來說他也具有神性）以及耶穌的母親，當她獲得“上帝之母”稱號時，也已經變成了一位女神。信奉的對象不同，精神則是一致的。 上述几個虔誠宗教的興起，以及菩薩、耶穌和瑪利亞的被神化，反映了人們需要一种超人力量的幫助。當人們意識到自己不是所處環境的主人，就產生了這种需要。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地方，人民及其統治者曾感到有足夠的信心把信任寄托在現世的神的化身身上——例如最初4個王朝的歷任法老，亞歷山大及其最初的几位繼承者，尤利烏斯·凱撒、奧古斯都以及奧古斯都在公元274年以前的繼承者們。公元274年，一個現世的神的化身奧勒利安皇帝改變了自己的地位，這標志著他和他的臣民承認，這樣的神已經不再适合當時的情況。在這羅馬帝國發生危机的第四十個年頭，奧勒利安用“不可征服的太陽”來代替自己作為帝國的監護神。從此以后，他不再作為一個神，而是作為一個至高無上的神在塵世上的代理人來進行統治。 在舊大陸文明中心歷史的下一個階段，即約公元220－395年，四大帝國的命運發生了不同的變化。第37章已經指出，伊朗和伊拉克的阿薩息斯安息帝國在公元224年被薩珊波斯王朝征服并接管，貴霜帝國被薩珊帝國征服并被納入帝國版圖（雖然貴霜帝國的一個殘部在薩珊帝國領土上再度興起并一直存在到后者滅亡之后）。中華帝國和羅馬帝國各自發生了分裂并暫時陷入無政府狀態——中華帝國分裂了370年（公元220－589年），羅馬帝國分裂了50年（公元235－284年）。因此，在公元3世紀中期，伊朗帝國是最為強盛的。它經歷了一次朝代變遷，隨后向東部進行了擴張，第二任薩珊皇帝沙普爾一世3次取得對羅馬人的胜利，在第三次胜利中（公元260年）他俘獲了整個一支羅馬軍隊，包括瓦萊里安皇帝本人；但沙普爾隨后就在羅馬帝國方面發起的一次反攻中被擊敗。這次反擊發生在敘利亞和美索爾達米亞之間的沙漠中，發動者是位于綠洲中的半自治商業城邦巴爾米拉的王子奧登納圖斯。 在圖拉真將巴比倫（伊拉克）并入羅馬帝國的企圖遭到失敗后，以及伊拉克和伊朗在公元224年被薩珊王朝從阿薩息斯王朝手中接管之前，巴爾米拉于公元117－224年間在經濟上進入全盛時期。戰胜沙普爾一世后，奧登納圖斯，隨后還有他的妻子芝諾比阿企圖使巴爾米拉成為羅馬帝國在黎凡特地區的繼承國。芝諾比阿不是阿拉伯綠洲上的第一個野心勃勃的王后，也不是最后一個，但巴爾米拉在公元274年遭到奧勒利安的征服并被摧毀。其間的另一個王國亞美尼亞則更為成功。亞美尼亞先后得到巴爾米拉和羅馬的幫助，使自己免遭并入薩珊波斯帝國的命運，從公元298年到387年，它在阿薩息斯王朝一支旁系的統治下一直保持著獨立。這支旁系從公元66年起在羅馬帝國宗主權下占据著亞美尼亞的王位。 接連几任軍人皇帝使羅馬帝國獲得了重新的統一和复興。這些皇帝都出自亞德里亞海東北海岸和多瑙河南岸之間軍事力量強大，但文化落后的伊利里亞諸行省。奧勒利安（公元270－275年在位）就是其中的一個。其中最偉大的兩位皇帝是執政21年（公元284－305年）的戴克里先和執政31年（公元306－337年）的君士坦丁一世。從公元235年到284年，除了一位皇帝外，其他皇帝在位期限都很短，多數皇帝都死于非命。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則得以壽終正寢。這兩位皇帝通過改造而重建了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完成了戴克里先所開創的事業，并挽回了戴克里先企圖強使帝國實現宗教統一的失敗。他的辦法是完全改變了戴克里先及其年輕的同朝皇帝加萊里烏斯對基督教會的政策。 公元284年到337年間，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創建了一支靈活机動的陸軍，以便更好地保衛帝國（君士坦丁也用它來進行內戰，打擊競爭者）。他們重新穩定了通貨（是軍費所使用的金幣，而不是窮人使用的小銅幣），重新丈量了土地，并重新确定了農產品的稅額。他們征召了許多職業人員義務履行公職。他們用按照等級制度組織起來的官僚填補了諸城邦市政自治政府垮台后留下來的行政真空，這些城邦政府曾是羅馬帝國的細胞。他們還進行了遷都。 曾經建起了整個帝國的城邦羅馬，作為意大利半島或一個以海上實力為基礎的環地中海帝國的首都，可以說占盡了地利。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卻不利于保衛沿幼發拉底河、多瑙河和萊茵河一線延伸的帝國邊疆，它還遠离帝國的經濟重心黎凡特地區。戴克里先把新都建在小亞細亞半島西北角附近的尼科迪墨亞（伊斯密特）。君士坦丁將它向西稍稍移動一下，建都于拜占庭，該城位于一個易于防守的半島的頂端，是一個天然良港，地處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歐洲海岸南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現名為伊斯坦布爾）是兩條水陸通道的交匯點，水路連接地中海和亞述海海角，陸路聯系薩瓦河和多瑙河匯合處的辛吉杜努姆（貝爾格萊德）和幼發拉底河西部彎道之西的杜魯克，它是朱庇特·多利刻努斯的故鄉。 公元3世紀中期羅馬帝國的低谷是瓦萊里安的儿子加列努斯在位時期（公元260－268年）。薩珊波斯帝國的短暫高峰是沙普爾一世在位時期（公元242－273年）。在舊大陸文明中心西端這個騷亂的時期，兩位最偉大的人物是受加列努斯保護的埃及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普羅提諾（公元205－270年）和伊朗一种新的傳教宗教的創立者，出生于伊拉克。受沙普爾一世保護的摩尼（約公元216－277或226年）。 這兩位先知都曾為探尋异域的智慧而勇敢地隨軍遠行。如果他們都在同一次羅馬与波斯的戰爭中得到一次机會。那就是公元243－244年的那場戰爭，那樣，他們就將會在兩軍對壘的戰場上互不相識地彼此相遇。兩人都在沉思著那些曾經困扰瑣羅亞斯德和柏拉圖的古老的問題：人類所居住的這個不完善的世界与存在于現象之中、之后和之外的“終极實在”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這种“終极實在”是善的嗎？如果是，那么作為人類經歷和人類行為的悲劇的惡又源于何處？ 這兩個人的背景中都有基督教的成份。普羅提話使用希腊語言寫作，而他的老師阿摩尼烏斯曾經是一個基督教徒。摩尼的父親曾在伊拉克皈依一個名叫“洗禮派”的派別，但他們全家是從米底的哈馬丹搬到伊拉克的。在米底，主要的宗教是麻葛派的瑣羅亞斯德教。摩尼自稱是瑣羅亞斯德、佛陀和耶穌的繼承者。普羅提諾是一個反對諾斯替教的柏拉圖主義者，但他的弟子，新柏拉圖主義敵對教會的創立者揚布利科斯卻象摩尼一樣深深地陷入了諾斯替教。摩尼將諾斯替教与二元論結合起來，他的二元論与瑣羅亞斯德教不同，是一种絕對的二元論。根据瑣羅亞斯德教教義，光明与黑暗之間（善与惡之間，目前進行的戰爭是暫時的，其結果將是善神阿胡拉·瑪茲達戰胜邪惡的對手安格拉·曼紐而取得永久的胜利。在摩尼看來，光明是与黑暗混合為一的，它最終將會徹底從黑暗中擺脫出來，但光明和黑暗這兩种相互對立的原則卻是永恒的，它們也就是字面意義上的光明和黑暗，而對普羅提諾來說，也如對瑣羅亞斯德一樣，光明和黑暗是一种精神影象，分別代表著善与惡；而且在普羅提諾看來，与善相比，惡不是一种積极的精神力量，它是某种只有消极意義的東西：它不是”与善對抗”，而是沒有善。 在公元約220－395年間舊大陸文明中心的西端，兩個最重要的事件不是發生在政治方面，而是發生在宗教方面。其一是一個好戰的瑣羅亞斯德教教士卡提爾擊敗了摩尼，成功地使麻葛派的瑣羅亞斯德教成為薩珊波斯帝國的官方宗教。其二是基督教首先于約公元285－290年在亞美尼亞，其后于公元312－395年間在羅馬帝國取得了對除占星術外其他一切宗教的胜利。 薩珊皇室的家世与哈希芒家族不同。他們在成為王公之前就已經是祭司。薩珊家族是斯塔克爾城的女神安娜希塔廟的世襲祭司，該城位于法爾斯，它取代了波斯第一帝國的禮儀中心波斯波利斯。瑣羅亞斯德教產生以前的伊朗女性水神安娜希塔被不恰當地与麻葛派瑣羅亞斯德教的阿胡拉·瑪茲達連在了一起，因此，薩珊家族對瑣羅亞斯德教的忠誠比伊朗以往任何一位統治者都更為明确，只是不及瑣羅亞斯德自己的庇護人希斯塔斯普（他不是大流士一世的父親希斯塔斯普，而是一個同名的國王，大約在兩代人以前，他的統治領地可能是在烏滸河－藥殺水流域）。 波斯第一帝國的阿契美尼德統治者宣稱忠于瑣羅亞斯德唯一真正的神阿胡拉·瑪茲達，但他們并不把自己稱做瑣羅亞斯德所創立的宗教的信徒。阿薩息斯人宣稱信奉麻葛派的瑣羅亞斯德教，但他們象阿契美尼德人及其馬其頓希腊繼承者一樣，對所有在他們的臣民中擁有信徒的宗教都寬容以待。沙普爾一世為手下要人們的靈魂而資助瑣羅亞斯德教的祭火壇，卻不謀求將自己家族的祖傳宗教強加給非瑣羅亞斯德教徒。不僅如此，沙普爾還允許摩尼在沙普爾的領地內宣傳他的新宗教。 摩尼曾經到過印度。這可能是公元241年的事。這一年沙普爾還是王儲，他從貴霜人手中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前面已經談到，摩尼曾隨一支波斯軍隊進行遠征，這支部隊后來曾入侵羅馬帝國。這些遠征分別使摩尼對佛教和基督教獲得了第一手了解。他宣稱自己是瑣羅亞斯德、佛陀和耶穌的繼承人，是“先知的象征”，明确而徹底的啟示的接受者，是“巴比倫的真理之神的使者”，并宣稱他是圣靈的化身；他渴望不僅勸化薩珊波斯帝國的居民，而且勸化所有的人類。摩尼贏得了信徒們的忠誠，他是一位組織天才，他的教義也被證明是具有吸引力的。巴比倫（伊拉克）的确是舊大陸文明中心的心髒，當地的語言是古敘利亞語，它以阿拉米語當時的形式，通行于整個新月沃地；因此巴比倫成了他行動的中央基地。摩尼從巴比倫派出了他的傳教使團，不僅派往薩珊帝國的東北邊界和西北邊界，而且派到了埃及。摩尼教的傳播速度遠遠快于此前300年中基督教的傳播。 但是，摩尼關于建立一個以伊拉克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的設想卻与卡提爾的意圖勢成水火。后者希望使瑣羅亞斯德教成為薩珊帝國的國教，或者至少在帝國的伊朗部分做到這一點，并想扑滅當地其他一切宗教的活動。卡提爾是鎖羅亞斯德教的教士，他在沙普爾一世的第三位繼承者瓦赫拉姆二世在位期間（公元277－293年），把僧侶統治推到了頂蜂。他擔任了薩珊王朝祖傳的斯塔克爾的安娜希塔神廟的祭司，同時也是當地祭火壇的祭司。卡提爾在沙普爾一世的第二位繼承者瓦赫拉姆一世（公元274－277年在位）面前也是說話算數的。在卡提爾的煽動下，瓦赫拉姆一世逮捕了摩尼并將他投入囹圄，摩尼殉教而死。摩尼教在埃及的發展也在公元297年招致羅馬皇帝戴克里先頒布了野蠻的鎮壓令，此事發生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戰之前6年。戴克里先斥責摩尼的信徒為波斯人的“第五縱隊”，而全然不顧波斯政府已將摩尼處死、到297年它已對本國臣民中的摩尼教徒進行了20年的迫害這一事實。迫害行為對摩尼教所起的作用正象對基督教一樣。它不但沒有使它消沉，反而刺激了它的發展。 在羅馬帝國，德西烏斯于公元250年，瓦萊里安于公元257-260年，最后也是最凶猛的一次是戴克里先和加萊里烏斯于公元303－311年，都企圖將基督教置之死地。這等于是默認；若不如此，帝國就將落入基督教會手中。公元303－311年大迫害的幕后策划者不是戴克里先本人，而是加萊里烏斯。戴克里先不愿看到基督教的強大，但他也低估了基督教會的力量。這兩位皇帝都是來自伊利里亞的士兵，在伊利里亞以及來自伊利里亞的士兵中，基督教几乎沒有抬頭的余地。伊利里亞士兵們心中的神祗是奧勒利安的“不可征服的太陽”，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密特拉以及原始的羅馬諸神。 黎凡特地區的反基督教人士更為正确地估計了基督教會的力量。在這里，基督教徒為數眾多（盡管也只占人口的少數）。普羅提諾的弟子揚布利科斯試圖組織一個以諾斯替教對新柏拉圖主義的解釋為基礎的敵對教會。在這里，地中海世界一切非基督教的男女諸神都被動員起來，在“不可征服的太陽”率領下反對基督教諸神。這是中國的道教在地中海地區的翻版。它受到兩位羅馬皇帝馬克西米努斯·戴亞（公元310－313年在位）和君士坦丁的侄子，曾經信仰基督教的尤里安（公元361－363年在位）的庇護，但它注定要遭到失敗。基督教會早在新柏拉圖主義敵對教會之前就已將地中海諸神加以吸收。耶穌早已變成了俄耳甫斯、薩拉庇斯和“不可征服的太陽”；瑪利亞已經變成“上帝之母”伊希斯。至于新柏拉圖主義哲學，揚布利科斯好戰地將它加以濫用，但遭致流產，這比它最終与基督教神學的結合更使普羅提諦望而生厭。 公元311年，加萊里烏斯在他彌留之際，很不情愿地撤回了他和戴克里先頒布的反基督教敕令，并許諾給予羅馬帝國境內所有居民以信仰自由，不管他們是基督教徒還是非基督教徒。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他的轉變十分突然，令人惊訝，也許他本人也會這樣認為。因為在公元306年，君士坦丁從他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一世皇帝那里不但繼承了對高盧和不列顛的統治，也繼承了對“不可征服的太陽”的崇拜。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該地与西北非當時處在君士坦丁的姐夫馬克森提手中。在羅馬西北郊外一次戰役中，馬克森提戰敗身亡。在這次戰役前夜，君士坦丁夢見他看見了由希腊語的“基督”名字頭兩個字母組成的交織字母，同時還有几個閃閃發光的拉丁文單字：“以此標記你將戰胜”。君士坦丁夢見，基督指示他將這個交織字母寫在自己的鎧甲上，并將它漆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照著去做了，結果贏得了這次在他的三次內戰中最為關鍵的一戰。在這几次內戰中他每次都成為胜利者。 君士坦丁的皈依公開而真摯，但他并不放棄對奧勒利安勸君士坦提烏斯一世的“不可征服的太陽”之神的忠誠，盡管他最后還是把“太陽’和基督混為一談——基督教會也早已含蓄地將這二者混在了一起。他也不放棄他作為羅馬國家政治首腦而獲得的非基督教高級祭司長職務大祭司長的地位。保持最高祭司之職与信奉基督教發生了矛盾，但受君士坦丁庇護的基督教會當局對此絕口不提，君士坦丁本人也一直沒有正式成為基督教會的成員，直到公元337年他才在病榻上接受了洗禮。而且，君士坦丁對基督教教義的了解甚不全面，不僅在公元312年他皈依基督教的時候如此，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如此。雖然他在世俗事務方面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對基督教會政治事務的干預表明，他在這一方面完全是個外行。 人們有時指責君士坦丁怀疑一切、玩世不恭、狡猾偽善，他信奉基督教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對他的皈依作出這樣的理解是因為沒有搞清他所處的時代。在公元235年社會崩潰以后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怀疑論者。羅馬帝國的居民中沒有任何人相信，自己在這個可怕的時代可以沒有神的幫助而生存下去。君士坦丁在宗教上是真誠而熱情的，在這一點上，他是他那個時代和那個地方的典型代表。普羅提諾、摩尼、揚布利科斯、戴克里先、加萊里烏斯、馬克西米努斯·戴亞和尤里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了宗教上的真誠和熱情。君士坦丁對宗教的篤信程度毫不次于普羅提諾，但不同的是他的信仰很粗劣。基督教的上帝通過顯示力量而贏得并保持了君士坦丁的忠誠。這個上帝向迫害基督教會的那些羅馬皇帝降下了災難。加萊里烏斯、馬克西米努斯·戴亞和李錫尼的命運就是例證。也是這個上帝使君士坦丁贏得了三次內戰的軍事胜利。在公元312－324年的12年中，基督教的上帝使君士坦丁從台伯河長驅直下博斯普魯斯海峽，并使他成為整個羅馬帝國獨一無二的統治者。而他在306年起家的時候，只不過是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后一些偏遠落后省份的統治者而已。 基督教的上帝通過賜以好運來酬勞君士坦丁的忠誠，君士坦丁對此感激至深。但上帝顯示神力使他深為感激的同時，也引起了他的畏懼。他害怕如果自己未能完成對他的庇護之神的義務，例如未能有效地調解基督教會團体之間的分裂，上帝將把加萊里烏斯、馬克西米努斯·戴亞和李錫尼那樣的命運加在他的身上。那些迫害過基督教徒的皇帝也曾對非基督教神祗的不滿有過同樣的恐懼。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動机，在道德方面來講遠遠比不上阿育王的皈依怫教。阿育王的皈依是由于他對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心生悔悟，此后他再未發動過戰爭。君士坦丁則是出于對三次內戰接連取得胜利的感激。 君士坦丁向馬克西米努斯·戴亞施加壓力，迫使他在黎凡特停止了對基督教的迫害；他還勸使李錫尼与自己一起在各自的領地內對基督教實行進一步的寬容。由此，他使加萊里烏斯的寬容敕令得到了加強。君士坦丁從未迫害過他的非基督教臣民，但他确實曾給基督教會以寶貴的特權。他的侄子，曾信奉過基督教、后又反對基督教的尤里安也對新柏拉圖主義的敵對教會表現了同樣的偏愛。羅馬皇帝在公元311年以后，對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寬容以待是极其勉強的，這与阿育王對他的非佛教臣民和鄰國的寬厚仁慈、迦膩色迦對不同派別的婆羅門教徒和佛教徒的公平對待正好相反。 在羅馬帝國，甚至這种開始于311年的不穩定的寬容也只是曇花一現。格拉提安皇帝（公元367－383年在位）拒不擔任大祭司長之職，并開始通過關閉廟宇、剝奪財產等方法消滅羅馬帝國的非基督教宗教。狄奧多西一世（在東部于公元379－395年在位，在西部于392－895年在位）最終完成了這种消滅。 同時，羅馬和波斯兩大帝國仍是并肩共存。一場曠日持久的羅馬－波斯戰爭（公元337－360年）以毫無結果而告結束。公元362年尤里安對波斯帝國的入侵以尤里安之死和公元363年羅馬的一次災害而告終。尤里安的繼承者約維安以將美索不達米亞東北部羅馬帝國邊界要塞尼西比斯以及5個亞美尼亞邊界行省割讓給波斯為代价，才使羅馬遠征軍解脫出來。這5個行省是公元298年并入羅馬帝國的，割讓這些地區使亞美尼亞王國處在波斯人的隨意擺布之下。公元378年，一支羅馬軍隊于阿德里安堡在西哥持人手下遭到一次毀滅性的失敗，其毀滅性的程度与從前羅馬帝國在阿利亞、坎尼和卡里遭到的歷史性失敗相比毫不遜色。羅馬人現在不得不把剩余的軍事力量用來進行一場不可能打贏的戰斗，以拯救他們在歐洲的領地，在亞洲前線則不得不向波斯帝國進一步割地求和。公元387年，兩個帝國達成協議瓜分亞美尼亞王國，該國五分之四的領土划給了波斯。這是羅馬帝國為保持自己在黎凡特地區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波斯帝國成長中的基督教社團命運的變化，反映了兩大帝國關系的曲折波動。瑣羅亞斯德教教會沒有使羅馬帝國的任何人歸附本教，也沒有使亞美尼亞的任何人自愿歸附本教。瑣羅亞斯德教會与基督教會和摩尼教會不同，并不謀求勸化全人類。它的目標一直象卡提爾所希望的那樣，使本教不僅成為波斯帝國的“國教”，而且至少在伊朗諸省成為獨一無二的宗教。但是，即使在帝國的伊朗臣民中，麻葛派瑣羅亞斯德教的吸引力也顯然比不上摩尼教和基督教；而且，只要兩大帝國彼此敵對，基督教在波斯帝國的傳播就會引起薩珊帝國政府和瑣羅亞斯德教教會當局的雙重反感。這不僅僅是對具有排外思想的瑣羅亞斯德教教會的冒犯。羅馬帝國在公元312年以后，逐漸將基督教當作“國教”，使得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帝國臣民受到嫌疑，被看作是一支羅馬人的“第五縱隊”，正如埃及的摩尼教徒更是毫無道理地被戴克里先怀疑為波斯人在羅馬的“第五縱隊”一樣。在薩珊波斯帝國的起家之地，基督教徒只是一些散居居民，盡管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但在約維安于363年割讓給沙普爾二世的尼西比斯和5個亞美尼亞邊界省份時，當地居民則全部都是基督教徒。 基于這些原因，薩珊皇帝沙普爾二世（公元309－379年在位）于339／340年開始了對本國基督教徒的迫害。在他去世以前，這种迫害始終未停。但他的第二位繼承者沙普爾三世（公元383－388年在位）与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交上了朋友。兩大帝國相互關系的緩和，不僅使兩國有可能在公元387年通過協議瓜分亞美尼亞王國，而且使得波斯帝國同意容忍基督教在本國的存在。這是羅馬－波斯兩國協商談判的結果。波斯帝國停止了對基督教徒的迫害，波斯的基督教會行政組織也形成了統一。而且，公元410年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亞舉行了一次波斯基督教會會議之后。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公元399－420年在位）重申了他在此前已經頒布的一項寬容法令。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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