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中國共產党成立以后，革命面貌逐漸發生深刻變化。党在成立后的次年，就為全國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和明确口號。由于共產党人集中力量從事勞工運動，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之間，出現了工人罷工的第一個高潮。在共產党幫助下，孫中山改組了國民党，确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以及繼之而來的“五卅”斗爭的發生，農民運動的開展，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中國革命終于進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高潮時期。适應這种形勢，在文學領域內，便有一九二二年以后革命文學的醞釀和倡導。 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走向工農以及隨之而來的群眾革命運動的蓬勃展開，產生了以文學樣式從事革命宣傳的實際需要和可能。各地革命風暴中，先后出現了一批作品。一九二三年發表的《頸上血》(注：《頸上血》最初刊載于《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署名“工人某”)，于“二七”慘案的血痕中唱出“頸可折，肢可裂，奮斗的精神不可滅”的誓言，表達了京漢路工人反軍閥的堅強斗志。流傳在安源礦工中的敘事歌謠《勞工記》，雖然藝術加工較少，內容上也受當時歷史條件的种种限制，但卻相當完整及時地記錄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大罷工從起因、經過到最終取得胜利的前后史實，贊頌了工人階級得到自己的政党領導后所表現的偉大力量；它的篇幅長達一千數百行，也為群眾創作所少見。在一九二二年開始農民運動的廣東海丰地區，不僅流傳著《田仔罵田公》(注：這是指彭湃最初編唱的揭露階級剝削、反對宿命思想的一首。另有一首《田仔罵田公》，從內容上看，似是后來土地革命時期的作品)、《勞動歌》、《成立俺的農協會》等歌謠，而且也常以演戲的方式進行宣傳鼓動。据當時報紙報導，擁有二万戶會員的海丰農會，文娛宣傳活動相當活躍。在一九二三年春節有五千余人到會的“新年同樂大會”上，“該會宣傳部演話劇《二斗租》之農民悲劇，當演至貧農被田主侮辱時，狀至哀，觀眾悲憤交集，會場為之鼓噪。而年邁農夫，睹此不覺老淚奪眶而出，有痛哭失聲者……。”(注：見鄧中夏《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一文中所引當時香港《華字日報》的報導。鄧文載《中國青年》第13期，1924年1月12日。)此后，湖南等地的農民運動中，也有大量歌謠產生。毛澤東同志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除曾設置“革命歌”、“革命畫”等課程外，還引導學員調查全國民歌(注：見《中國農民》月刊第9期(1926年11月)所載《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經過》一文)。至于上海這個工人運動十分活躍的城市，“五卅”時期就產生了《十二月革命歌》、《五卅小調》、《國民團結歌》、《吊劉華》等利用民間小調編唱的歌謠；這些歌謠大多革命意識明确，對帝國主義、軍閥統治充滿同仇敵愾。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出現的一首歌謠，尤為突出：“天不怕，地不怕，哪管在鐵鏈子下面尚血花，拚著一個死，敢把皇帝拉下馬。……”這首歌以气貫長虹的聲勢，表達了工人階級為革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即使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逐步受到革命運動的影響，開始產生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民間文學作品。如廣西紅水河兩岸在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中，出現了壯族歌謠《窮人沒有床》、《去找韋拔哥》等作品，控訴地主、軍閥的壓迫，表現壯族人民跟党鬧革命的決心。內蒙伊克昭盟烏審旗在党的領導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多歸輪”起義，曾一度建立革命政權，蒙古人民在斗爭中編唱了許多歌頌起義領導人希尼喇嘛(原名烏力吉杰爾嘎拉)的民歌。在二十年代，內蒙人民還創作了現代英雄史詩《嗄達梅林》。長詩反映了一九二一年在東蒙哲里木盟發生的一次自發起義，塑造了起義領導者嘎達梅林和他的妻子牧丹的英雄形象。上述作品的作者或為革命知識分子，或為工農歌手，但由于作品常在群眾中間流傳而得到了群眾的補充和丰富。它們的出現，雖然還不能根本改變“五四”初期新文學局限于知識分子圈子中的狀況，卻代表了一种新的萌薛。作為文藝与實際革命斗爭緊密結合的最初嘗試，它們在革命文藝發展史上的意義不可忽視。 在作出上述初步實踐的同時，從一些早期共產党人和青年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中，也發出了倡導革命文學的呼聲，提出了建立革命文學的理論主張。早在党成立的初年，一部分共產党人即對新文學運動有所引導。少年中國學會中，李大釗、鄧中夏等共產主義者曾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兩次提案里，表達了文學方面的一些見解。他們號召會員作家确信“主義”，使“文學不致徒供富人的玩賞”。為了“創造動人的文學以冀民眾的覺醒”，他們要求“少年中國的文學家”“加入革命的民主主義運動”(注：見《少年中國》第3卷第2期和第11期所載少年中國學會1921年7月南京大會上鄧中夏的發言紀要和1922年7月杭州大會上李大釗、鄧中夏等的書面提案)。一九二二年二月，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机關刊物《先驅》增辟了“革命文藝”欄，陸續發表若干具有革命鼓動內容的詩歌。同年在廣州召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大會，曾作出決議，號召團員：“對于各种學術研究會，須有同志加入，組成小團体活動及吸收新同志；使有技術有學問的人才不為資產階級服務而為無產階級服務；并使學術文藝成為無產階級化。”(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与中國各團体的關系之議決案》，《先驅》第8期，1922年5月。)一九二三年六月創刊的党的理論性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其發表的《新宣言》中，著重對當時社會思潮和文學思潮作了分析，指出“現時中國文學思想——資產階級的‘詩思’，往往有頹廢派的傾向”，并且明确認為中國革命運動和文學運動“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這些都顯示了共產党人對年輕的文壇的關切和促使文學有力配合革命事業而作的努力。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間，早期共產党人中一部分從事宣傳工作和青年運動的党員如鄧中夏、惲代英、肖楚女、瞿秋白、李求實、林育南(林根)、沈澤民、蔣光赤等，通過《新青年》季刊、《中國青年》周刊(《先驅》停刊后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机關刊物)、《覺悟》(上海《民國日報》副刊)三個陣地，也通過某些進步文藝刊物，發表很多文章，宣傳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文學主張。根据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他們首先肯定文藝的上層建筑性質。肖楚女在《藝術与生活》(注：《中國青年》第38期，1924年7月5日。)一文中，針對當時流行的某些唯心主義文藝觀點(如所謂“藝術創造一切”，“擺脫一切的藝術才是真藝術”之類”，正确地指出“藝術是生活的反映”，“藝術不過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風俗……一樣，同是……建筑在社會經濟組織上的表層建筑物，同是隨著人類底生活方式之變遷而變遷的東西。”蔣光赤的《無產階級革命与文化》(注：《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署名蔣俠僧。)還進而說明了階級社會中包括文學在內有整個文化的階級性以及無產階級文化產生的必然性。共產党人力圖從社會實際需要出發，引導文藝為正在進行的民主革命服務。鄧中夏在《貢獻于新詩人之前》(注：《中國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一文中，語重心長地批評了文藝青年中存在的“不問社會的個人主義”傾向，同時從正面剴切地勸告作家：“第一，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以便教育人民，揭露帝國主義及其奴才們所制造的“中華民族性不良”的謊言，提高民族自信心，掃除民族自卑感；“第二，須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徹底露骨的將黑暗地獄盡情披露，引起人們的不安，暗示人們的希望”，以便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在鄧中夏看來，文學應該是“惊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用的工具”。惲代英的《八股？》(注：《中國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則明确要求新文學“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于民族獨立与民主革命的運動”。共產党人倡導一种“能痛切地描寫現代中國大多數民眾的生活，且暗示他們的背景与前途”的“革命的文學”，這一點沈澤民在《我們需要怎樣的文藝？》(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4年4月28日。)一文里作了解釋：“所謂革命的文學，并非是充滿手槍和炸彈這一類名辭，并非如象《小說月報》所揭為標語的血与淚”，“革命，在文藝中是一個作者底气概的問題和作者底立腳點的問題”。惲代英在《文學与革命》(注：《中國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的通訊中則指出：“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會有革命文學”。因此，他們要求作家和文藝青年關心社會現實，接近勞苦大眾，“到民間去”，“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倘若你希望做一個革命文學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業，培養你的革命的感情。”“若并沒有要求革命的真實情感，再作一百篇文要求革命文學的產生，亦不過如禱祝(公)雞生蛋，未免太苦人所難。”(注：惲代英：《〈中國所要的文學家〉按語》，《中國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鄧中夏具体指出：“如果一個詩人不親歷其境，那就他的作品總是揣測或幻想，不能深刻動人”。他引了自己“三年前”即(一九二芳)所作的兩首詩為例：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雪浪拍長空，陰森疑鬼怒。 問今為何世？豺虎滿道路。禽獼殲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五日兩飛渡。秋水含落暉，彩霞如赤炷。 問將為何世？共產均貪富。慘淡經營之，我行适我素。 說明此詩之所以能夠寫出并且“頗有朋輩為之感動”，其原因即是“我當時投身實際活動”。沈澤民《文學与革命的文學》(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4年11月6日。)一文，還從他所理解的文學的特征來說明革命思想与生活經驗兩者對于作家不可或缺。他說： 詩人若不是一個革命家，他決不能憑空創造出革命的文學來。詩人若單是一個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創造革命的文學。因為無論我們怎樣夸稱天才的創造力，文學始終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學家若不曾親身參加過工人罷工的運動，若不曾親自嘗過牢獄的滋味，親自受過官廳的迫逐，不曾和滿身泥污的工人或普通農人同睡過一間小屋子，同做過吃力的工作，同受過雇主和工頭的鞭打責罵，他決不能了解無產階級的每一种潛在的情緒，決不配創造革命的文學。 沈澤民認為，有些作品中所以“只見些論文似的講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道理”，原因就在于作者缺乏實際感受，离開了文學的特征。此外，共產党人在《新詩人的棒喝》(鄧中夏)、《荒漠里》(瞿秋白)、《八股？》(惲代英)、《現代中國社會与革命文學》(蔣光赤)、《諍言》(秦邦憲)等不少文章中，對當時流行的一些消极不健康的文藝思潮和創作傾向作了嚴正批評。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兩文則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确定的統一戰線政策，對文化上的統一戰線問題作了說明，號召進步文化界聯合起來共同向封建复古派進行斗爭。瞿秋白、蔣光赤的一部分文章(如《赤俄新文藝時代的第一燕》、《十月革命与俄羅斯文學》等)還介紹了十月革命后的蘇俄文藝狀況。 早期共產党人的上述理論主張并不是系統完整的。它們散見于各篇文章中，而這些文章本身也不是沒有弱點。由于并不能完全分清馬克思主義与舊有的民主主義思想之間的界限，文中不少見解較為模糊，甚至還有錯誤。也有一些文章，由于論者本身對中國社會狀況缺乏深切了解，在傳播正确觀點、介紹蘇俄文學的同時，也產生過“左”的偏頗。對于當時以小資產階級作家為主要力量的中國文壇狀況，早期共產党人一般都偏于否定過多，在必要地指出其消极因素的同時卻對其積极因素估計不足。多數人對于文藝特征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忽視。這些就使他們對魯迅在文化戰線上的重要作用及其作品的偉大价值缺乏足夠認識；同時也多少影響了文藝家對他們這些主張的理解和接受。雖然如此，就歷史功績而言，盡管他們的主張遠不成熟，卻畢竟從革命的現實要求出發提出了一些可貴的建議和號召，播下了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种子。一九二六年，《中國青年》周刊一四四期以《論党的出版物与文學》為題譯載了列宁《党的組織与党的文學》一文，這在新文學運動史上也有重要的意義。 在早期共產党人的引導影響下，一九二四年開始出現一批專事提倡革命文學或具有鮮明革命傾向的文學社團，如在上海，有蔣光赤、沈澤民和一些文藝青年組織的“春雷社”，他們通過《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編輯出版周刊性的《文學專號》，發表有關革命文學的論文和《哀中國》等詩歌。在杭州，有之江大學學生發起組織的“悟悟社”，出版刊物《悟》，“以提倡革命文學、鼓舞革命性為宗旨”。在北京，除共產主義青年團主辦的《烈火》外，還有出版《火球》、聲明“研究現實的人生，挽救浪漫文藝的墮落”的“勞動文藝研究會”。它們的出現，反映了文藝青年中革命思想影響的擴大。但是，革命文學主張在廣大小資產階級作家和文藝青年中引起更大的反響，并且造成一定的聲勢，卻是在“五卅”和國內革命戰爭的高潮時期。這是進步文藝界直接從政治上受到党所領導的革命斗爭的推動和鼓舞的結果，小資產階級原不可能有獨立的政治路線，許多進步作家在“二七”、“五卅”、“三一八”等斗爭中，都曾站在無產階級和勞苦群眾一邊，從而也就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革命的影響。其中全國性的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尤其在文學上留下深刻烙印，促使文藝面貌發生顯著變化。創作中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主題大為鮮明突出，以反帝為題材的作品多了起來；直接間接地反映群眾革命斗爭的作品此后也陸續出現(蔣光赤的詩集《新夢》、《哀中國》和小說《少年飄泊者》、《鴨綠江上》也都出版在這一時期)。不少作家政治上和文藝思想上趨于革命化。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和其他一些社團的一部分作家思想都有重要發展。“五卅”前后，郭沫若、茅盾、葉紹鈞、成仿吾、應修人、潘漠華等大批作家紛紛參加實際革命斗爭。茅盾并于一九二五年撰寫《論無產階級藝術》(注：連續刊載于1925年5月起的《文學周報》第172期、173期、175期196期。)的長文，從性質、題材、內容、形式諸方面對這种新興文藝作了較為全面細致的介紹說明。在《文學者的新使命》(注：《文學周報》第190期，1925年9月13日。)一文里，他又指出“文學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被壓迫民族与階級的革命運動的精神，用深刻偉大的文學表現出來，使這种精神普遍到民間”，“并且感召起更偉大更熱烈的革命運動來！”郭沫若則于一九二六年發表《革命与文學》、《文藝家的覺悟》(注：兩文分別載于《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洪水》第2卷第4期，1926年5月。)等文，號召文藝青年“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厂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指出時代所要求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是表同情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在當時文藝青年中間有著較大的影響。“三一八”之后，魯迅奔向南方，并發表《革命時代的文學》等著名講演。大革命浪潮不僅使成仿吾等直接卷入，便是鄭振鐸、歐陽予情、田漢、郁達夫以至聞一多等作家也都受到沖擊。他們或公開支持党所領導的革命斗爭，或曾奔赴廣州、武漢等地參加革命文化宣傳工作。朱自清則歌頌了“要建紅色的天國在地上”的共產主義英雄。青年作者反映下層人民生活的作品也逐漸增多。在北伐戰爭過程中響起了文學“為第四階級說話”的呼聲，還出版過一些雖然不免粗糙但与革命斗爭配合得比較緊密的作品。早期共產党人提出的革命文學主張，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隨著一些作家思想的革命化，隨著后期創造社等團体的大力鼓吹，至此終于形成為文壇輿論。所有這些，都從作家思想上、生活上為后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展開和革命文學的創作准備了條件。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