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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十月，魯迅從廣州來到上海，上海是當時全國工人運動和文化運動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殺加速了兩极的分化，革命活動轉入地下，在紙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階級斗爭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個方面，并且愈來愈趨于激烈。魯迅和許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領導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并以他的堅貞、英勇、倔強和智慧，在這一“圍剿”和反“圍剿”斗爭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大”(注：《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2卷第663頁)。 魯迅這一時期寫的主要是雜感。雖然雜感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對者的攻擊：自稱“詩人”的紳士輕視它，“死抱住文學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奚落它，誣之為“投机取巧”，鄙之曰“雞零狗碎”，但魯迅還是積极提倡，堅持寫作，“樂觀于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注：《且介亭雜文二集·徐懋庸作〈打雜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為《且介亭雜文二集》作后記的時候，具有總結意義地回顧了自己寫作這類文章的始末，他說：“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歷十八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寫，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于前六年，……”雜感之所以在魯迅筆下大量出現，愈寫愈多，主要是因為政治形勢的變化和革命斗爭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經作過這樣的分析，他說“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种‘社會論文’——戰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种文体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創作里去，表現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于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于民眾斗爭的同情。”(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前后綿延了二十年的雜感，忠實地記錄了作家的思想和“時代的眉目”(注：《且介亭雜文·序言》)。 寫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雜感，比較顯著地反映了魯迅在思想飛躍后繼續進取和不斷鞏固的特點。這些雜感絕大多數收在《而已集》和《三閒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廣州寫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華蓋集續編》的承衍，繼續對文化界資產階級右翼進行頑強的斗爭；有些接触到香港這個殖民地社會，直接寫出帝國主義的壓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質。較多的篇什則是對蔣介石集團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強烈譴責。盡管在當時的環境中，“几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魯迅卻依然在《談“激烈”》、《可惡罪》等篇中，怀著無法抑制的憤怒，揭露了這是個“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于犯了罪。”《小雜感》尖銳諷刺和勾畫了蔣介石這個政治流氓的反動嘴臉：“又是演講錄，又是演講錄。但可惜都沒有講明他何以和先前大兩樣了；也沒有講明他演講時，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話。”從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到短文《革命文學》，標志著作者對文學和革命關系的認識的進展，后者成為這一時期新的探索的起點。到上海后不久，魯迅對梁實秋的主張人類應以智愚分等級、文學要寫永久的人性等等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立刻在《盧梭和胃口》、《文學和出汗》里作出邏輯嚴密的反擊。從這些文章看來，階級論開始成為他的理論的基礎。收在《三床集》里關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論爭的文字，有對當時革命形勢的嚴峻清醒的分析，有對文藝与社會、思想与藝術等關系的比較全面的論述；作家世界觀問題已成為全部論點的中心，這不能不說抓住了重要的關鍵。從這時起，魯迅開始有計划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正如他自己稍后說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几种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注：《三閒集·序言》)。他不僅翻譯了這方面的書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寫入一些雜感。魯迅清楚地說明了階級屬性對于意識形態的關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經濟’(也可以說根据于經濟組織或依存于經濟組織)之說，則這些就一定都帶著階級性。但是‘都帶’，而非‘只有’。”(注：《三閒集·文學的階級性》)他又以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嚴肅的，因而說：“從這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注：《三閒集·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這些意見表達了作家對一些根本問題的清醒認識。《而已集》和《三閒集》里許多文章，是他有意識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觀察和分析社會現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從一九三芳年前后開始，魯迅是作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而現身于文壇的。這一時期，他自覺地站在党的旗幟下戰斗。党對他的影響和他自己思想所達到的馬克思主義的水平，賦予魯迅雜感以突出的革命樂觀主義的气息。個人奮斗的痕跡消除了，長期以來“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么(注：《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的問題解決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衛理想是他后期雜感的主要內容：他保衛無產階級文學，保衛人民革命事業，保衛共產主義；從集体主義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從容不迫、應付裕如的戰斗的風格。最初集中地体現這种風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調集》。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以及“左聯”五作家被慘殺后寫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魯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場，聲言文學應該是“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一翼”，并且通過生動的事實預告了它的發展和壯大。當時恐怖与黑暗統治著中國，魯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緝，任何一段類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當他把《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送給國外刊物去發表時，關心他的人勸他考慮一下自己的安全，魯迅毫不退縮地表示：“那不要緊！有人應該說話，有人應該說出真理。”(注：据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回憶，這是魯迅為《新群眾》作《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時說的話，史沫特萊原文曾被譯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華出版的《刀与筆》創刊號上)他這樣做了。“于無聲處听惊雷”(注：這是魯迅1934年《無題》詩七絕的最后一句)，這是從被禁錮的生活中迸發出來的洪亮的聲音。在這些文章里，魯迅對于文學的解釋是完全立足于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原則的，這個原則還得到了同是收在這兩個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補充。他談創作，談批評，談翻譯；論金圣歎，論肖伯納，論俄國和蘇聯的作家。從丰富的藝術現象中揭示客觀的法則，證明了理論指導對于文學活動的意義。在對“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种人”的論爭里，又以鮮明的階級觀點揭發資產階級所謂人性論、“永恒主題”、“民族中心”、“創作自由”等等的虛偽性，雄辯地指出文學上一些根本問題的實際命意之所在；同時又從文學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關系出發，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上海文藝之一瞥》和在“左聯”成立會上的講話里，對一些革命文學家盡了諍友的責任。把這几個方面分散的文章綜觀一下，可以看出，魯迅對于文學的見解是比較系統的，他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上的成就和貢獻，標志著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第一次出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的高大的形象。 魯迅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以后，變化自然不限于藝術觀點，他在藝術問題上那些根源于階級論的思想特點，同樣充分地体現在其它方面的雜感里。和前期雜感所包含的社會批評与政治斗爭的內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變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個集子里有了更為深刻、更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國共產党多次發表宣言，主張團結抗日，蔣介石對外采取不抵抗主義，對內繼續進攻革命根据地。大敵當前，愛國与不愛國，擁護民族利益与出賣民族利益，以及愛國与擁護民族利益的徹底与否，由于階級的不同而呈現了清楚的分野，足以證明民族矛盾，歸根結底，仍然深刻地聯系著階級矛盾。當時南京政權多次改組，上台下台，此去彼來，其中有再作馮婦的軍閥，有新承恩寵的政客。社會上更是充斥著“做戲”式的宣傳，一切營利、作偽、黃色歌舞、美國電影《兩親家探非洲》，也都貼上了“愛國”的商標。魯迅在自己編輯的通俗小報《十字街頭》上，對這些牛鬼蛇神作了犀利的批評。他說：“在這‘國難聲中’，恰如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著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注：《二心集·沉滓的泛起》)在《知難行難》里，他把蔣介石召見胡适，“對大局有所垂詢”，和后者當年“陛見”溥儀、口稱“皇上”并論，暗示其不惜沿門托缽以求賣身投靠的丑態；在《“非所計也”》里，從輿論認為陳友仁和芳澤先后登台，中國問題可望通過兩人“友誼”解決，指出把外交活動寄托在“私人感情”上，夤緣投机，得到的只能是“不幸挫敗，非所計也”的屈辱的后果。托辭“愛國”，暗圖升官，偽裝“抗日”，陰謀妥協，經過魯迅的揭發和分析，清楚地表明這些不過是歷史轉折關頭從社會角落泛了起來的“沉滓”，而真正能夠反帝愛國的則是先進階級領導下正在覺醒的人民群眾的力量。正是因為這樣，從《“友邦惊詫”論》開始，在以后的一系列雜感里，魯迅又給群眾愛國運動——首先是學生愛國運動以積极的支持。 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魯迅開始用种种筆名，為《申報》副刊《自由談》寫稿，先后結集的有《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注：魯迅把1933年寫的而不是發表在《自由談》上的雜感，另外收錄在《南腔北調集》里。不過《花邊文學》中有一部分雜感，是登在陳望道主編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和《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上的。《中華日報》是國民党改組派的報紙，當時有一些革命作家進入編輯部，聶紺弩、葉紫都曾經是《動向》的編輯)等三書。《偽自由書》輯錄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中旬的雜感，以時事短評為主。魯迅在《前記》里說：“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触，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由于文网森嚴，筆墨自不免趨向隱晦。但是言之有物，雖曲折而不失其犀利，畢意是《偽自由書》的特點；而且其中有些篇什，旨在為青年辯護和向不抵抗主義追擊，立意遣詞，則又較為軒豁和明快。魯迅在《逃的辯護》、《崇實》、《保留》里，和寫于同一時期而收在《南腔北調集》里的一些雜感一樣，不斷地為愛國行動聲援，保衛了青年和群眾的斗爭。他從環境、地位、責任、性質出發，區別了統治者与被統治者、賣國与愛國之間的界線，究其實際，仍然是對激烈的民族矛盾作了深刻的階級的分析。在魯迅看來，青年學生是愛國的，他們的“逃難”正是國民党壓制愛國運動的結果，他說：“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万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怜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注：《南腔北調集·論“赴難”和“逃難”》)在魯迅看來，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人民也是愛國的，他們的好象“一盤散沙”，正是統治者的“治績”，他說：“小民雖然不學，見事也許不明，但知道關于本身利害時，何嘗不會團結。先前有跪香，民變，造反；現在也還有請愿之類。”(注：《南腔北調集·沙》)他從現實生活中舉出生動的例證，為青年和群眾辯護，說明真正出賣民族利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只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集團的國民党政權及其追隨者。蔣介石一貫執行的是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反動政策，這一政策自“九一八”以后又在新的口號下變本加厲地進行。《偽自由書》里絕大部分雜感的矛頭針對了一些這樣的事實：首先，是体現對外妥協的所謂不抵抗主義。魯迅徹底地揭穿了蔣介石正在耍弄的把戲，指出國民党軍人离前線“近的，是‘不抵抗’，遠的，是‘負弩前驅’”。“負弩前驅”的說要“誓殺敵，誓死抵抗”，但這种“宣誓”不過是信不得的“賭咒”，就象隨口胡謅的天誅地滅，男盜女娼”一樣。“不抵抗”的說要“誘敵深入”，但這种“戰略”不過是不戰而退的托詞，反正“敵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因“戰略關系”請其深入(注：分別見《偽自由書》中《觀斗》、《賭咒》、《戰略關系》諸篇)。當時不抵抗主義的蔣介石已和“不承認主義”的史汀生(注：“不承認主義”，這是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提出的，也叫史汀生主義，即并不制裁日本，卻對日本的所作所為采取鴕鳥式的不承認的辦法)協調一致，決心妥協，一切都經“預定”，“好象戲台上的花臉和白臉打仗，誰輸誰贏是早就在后台約定了的”(注：《偽自由書·對于戰爭的祈禱》)。魯迅的這些文章，成了后來日本帝國主義者深入華北的預言。其次，是体現對內用兵的所謂“攘外必先安內”。魯迅深刻地暴露了蔣介石甘當帝國主義反共走狗的本質。在《“以夷制夷”》、《中國人的生命圈》、《天上地下》、《文章与題目》諸篇中，他指出：國民党向國際聯盟哭訴，并不是日本報紙上說的“以夷制夷”，請外國人制裁外國人，倒是推行了國際聯盟里帝國主義“老爺們”的“以華制華”，讓中國人打中國人：先安內，后攘外。“‘邊疆’上是飛机拋炸彈”，日本軍向中國的領土“炸進來”，“‘腹地’里也是飛机拋炸彈”，國民党向革命根据地“炸進去”。不過因為“炸進來快，炸進去慢”，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攘外”不過是一句空話，其實際意義正是“安內而不必攘外”，說得更清楚一點，也就是“迎外以安內”，彼此一家，同心協力地進攻中國共產党。這樣，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不僅是中國人打中國人，而且是實現帝國主義者包括日本在內所謂“共同防共”的第一步。魯迅的觀察直透問題的內核，因而能有出人意外而又令人信服的見解。這一時期他還和瞿秋白一起，研究了蔣介石在文化方面的代言人——從已經泄气的吳稚暉到正在發跡的胡适的言論。他們用共同筆名，由瞿秋白寫了《王道詩話》、《出賣靈魂的秘訣》、《大觀園的人才》(注：《大觀園的人才》里用來和吳稚暉作對比的，是汪精衛)，魯迅自己寫了《“光明所到……”》、《“人話”》、《言論自由的界限》、《新藥》等篇，有力地駁斥了胡适的為國民党抹粉、向侵略者獻策的謬論，指出蔣氏王朝的“文化班頭”已經由“党國元老”轉到“高等華人”，因為前者只是替蔣介石賣命，而形勢卻需要后者出面同時為帝國主義效勞：“先前所利用的是單方，此后出賣的卻是复藥了。”魯迅的這些雜感，就象匕首一樣插進了胡适、吳稚暉之流的心髒，不僅幫助人們認識反動文人的面目，而且在复雜的國際關系中，暗示了蔣氏王朝在勾結帝國主義方面開始由日本轉向美國的正在演變的動向。 第四次反革命軍事“圍剿”于一九三三年三月間被全部粉碎，國內外反動派大為震動。蔣介石為了向主子表白忠心，聲稱在“消滅”共產党之前，“絕對不言抗日”，嚴禁報刊登載抗日言論。《申報》當局受到威脅，《自由談》于五月二十五日刊出啟事，啟事說：“這年頭，說話難，搖筆頭尤難。這并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政治形勢直接影響到文化斗爭，這個啟事宣告了文化方面“偽自由”階段的結束和“准風月”階段的開始。然而正如魯迅說的，“想從一相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注：分別見《准風月談》中《前記》、《詩和豫言》、《晨涼漫記》)。從“風月”里寫出“風云”，正是收在《准風月談》里許多雜感的特點。這些雜感或則取材歷史事例，或則運用外國故實，以借喻和暗示的手法，令人信服地表明：在這個“畜生打獵，而人反而被獵”(注：分別見《准風月談》中《前記》、《詩和豫言》、《晨涼漫記》)的社會里，殺戮愈慘，愈可以看出統治者日暮途窮，例行逆施，覺得“自己只剩了沒落這一條路”(注：分別見《准風月談》中《前記》、《詩和豫言》、《晨涼漫記》)的失敗的心理。出現在這些雜感里的有一個新的內容，這就是對法西斯主義的直接的挑戰。蔣介石于“九一八”后，一面勾結美國，一面竭力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中國實行法西斯恐怖統治。模仿“黑衫党”的有复興社(注：复興社成立于1932年3月，這個組織的性質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國的“褐衫隊”一模一樣，又因特務頭子之一劉健群寫過一本小冊子，主張組織“藍衣社”，社會上就稱复興社為“藍衣社”，它的后身又分為“軍統”“中統”兩個特務系統，爪牙密布，血債累累)，模仿集中營的有反省院，模仿取締“非德意志思想”的有提倡“民族本位文化”，模仿焚書排猶的有查禁報刊、封閉書店、逮捕作家、殺戮青年。希特勒在德國得勢后，蔣介石認為法西斯主義將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趾高气揚，加緊壓迫。魯迅揭露了這种偽造的“世界潮流”，諷刺了那些奴性的“強迫服從”(注：《准風月談·同意和解釋》)。他還直截了當地說：“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燒書，打猶太人，不可一世，連這里的黃臉干儿們，也听得興高采烈，向被壓迫者大加嘲笑，對諷刺文字放出諷刺的冷箭來——到底還明白的冷冷的訊問道：你們究意要自由不要？不自由，無宁死，現在你們為什么不去拚死呢？”(注：《准風月談·華德焚書异同論》)魯迅指出：事實不需要多少時候便可以見到分曉，希特勒的“事業”正在碰壁，生活本身必將毫不留情地送給黃臉干儿們“一個大調刺”。談笑于刀叢之中，以极高的輕蔑對待殘酷的壓迫，堅持真理，臨危不懼，這是体現在魯迅身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美的性格。反映在雜感這一形式里，往往又构成了作者稱之為“准風月談”的這類寓嚴肅于輕松的文章的特點。 收錄在《准風月談》里的雜感，還有許多是對社會現象的批評和對文學活動的論述。這些文章同樣是表面上談論“風月”，骨子里卻在鼓動“風云”，所言者小，所見者大。在批評社會現象方面，魯迅鞭撻了“揩油”、幫閒、中頭彩、救月亮、說風涼話、“吃白相飯”等等小市民的墮落的惡習，批判精神現象中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的毒素，通過生活的細節揭示尖銳的社會矛盾，以形象的比喻引起人們的思索，啟發人們對不合理制度的反抗。在論述文學活動方面，魯迅針砭了棒場、打諢、“捐班”詩人、“商定”文豪、寫闊人秘史、傳“登龍”妙術等等資產階級文人澆薄的行為，揭露叛徒和革命小販投机取巧的反動宣傳，反對文藝領域內顛倒混沌、不辨是非的現象，為一切必要的駁難和抗爭辯護，保衛并且發展了文藝工作中戰斗的傳統。從這些雜感所反映的內容看來，實質上都是激烈的政治斗爭的補充和延伸。出現在魯迅筆底的是一個充滿了混亂、黑暗、欺騙、掠奪的沒有前途的社會，這是國民党長期統治的結果。對社會的徹底暴露正是為了動搖這個政權的基礎。魯迅的雜感是雄辯的，每一篇都具有強烈的論戰性，盡管不是對某個論敵而發，然而它向生活論戰，向不合理的社會制度論戰，表現了廣泛的思想斗爭的特色。至于集內因《重三感舊》而引起的關于《庄子》与《文選》的爭論，其中心也是反對后退，不滿于“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間”，包含著永遠前進和不斷革命的現實的意義。 輯入《花邊文學》里的雜感，全部是在報刊上發表過的短評，是魯迅對于社會批評的進一步的開拓。這些雜感涉及的內容更為廣泛。除了婦女、儿童、迷信、自殺等問題外，對于服裝、廣告乃至几個標點和一套符號，都有洞察入微的精辟的見解。魯迅善于從日常事物中發現內在的聯系，通過辯證的論述揭示其深廣的意義，有時是正面的論列。例如《“京派”与“海派”》一文，根据“帝都多官，租界多商”的事實，指出文人“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從經濟依存關系上說明“京”“海”兩派的本質，這就活活地畫出了知識分子毫無特操的面貌。在《“……”“*****”論補》里，魯迅指出“**”原來代表古書的闕文，后來又成為檢查刪節的符號，他說：“不過先前是只見于古人的著作里的，無法可補，現在卻見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補不能。”“無法可補”是學術上的損失，而“欲補不能”卻是政治上的迫害，這是古今兩种“**”的不可混淆的區別。在《命運》里，魯迅說明統治階級想以优生學濟“運命說”之窮，而結果還是枉然，他說：“歷史又偏偏不掙气，漢高祖的父親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詩人。”失去了客觀的根据，這就無法使窮人安于運命而不起來革命。這些雜感都寫得深刻，透徹，事理分明，一針見血，道人之所未道。有時是側面的戟刺。例如本意在于反對复古運動的《正是時候》，同時也鞭撻了舊家子弟的心理，指出他們“只因為一點小成功，或者一點小挫折”，便會“立刻退縮”，回到“大宅子里”，“修破書，擦古瓶，讀家譜，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髒的牆根，開空虛的抽屜，想發見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寶貝”。從環境影響說明“舊家子弟”的性格，這就活活地畫出了沒落階級百無聊賴的心理。《洋服的沒落》主要是嘲笑保守勢力糊涂懵懂的，魯迅又順便譏刺了統治集團慣于利用生理的特點以維系野蠻的法制：“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蓋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舉例通俗而揭露充分。《偶感》主要是抨擊投机分子騙人斂財的，魯迅也隨手譏刺了市民階層往往利用科學的發明以維系落后的風气：“馬將桌邊，電燈代替了蜡燭，法會壇上，鎂光照出了喇嘛，無線電播音所日日傳播的，不往往是《狸貓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嗎？”引證普遍而撻伐沉重。這些雜感又都寫得貼切，潑剌，論證生動，鞭辟入里，發人之所未發。為了更加徹底地打擊國民党的反動統治，《花邊文學》里還有不少篇什，描摹和解剖了一部分人精神的空虛和卑下，以揭示病態社會嚴重的症候。魯迅譴責了趁隊起哄、人云亦云的現象：“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准可以圍滿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注：分別見《花邊文學》中《一思而行》、《〈如此廣州〉讀后感》、《朋友》諸篇)開始時毫無主見，到頭來又莫名其妙，作為奴隸生活的思想烙印，這是社會改革的精神阻力，魯迅常常用諷刺的烈火去燒毀它。又譬如生活里有這樣一种人，受到對方威脅，壓力強大，心里雖“不舒服”，卻又不敢“出死力來斗爭”，魯迅譏諷地說：“他們會只化一個銅元買一條紅紙，寫上‘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或‘泰山石敢當’，悄悄的貼起來，就如此的安身立命。”(注：分別見《花邊文學》中《一思而行》、《〈如此廣州〉讀后感》、《朋友》諸篇)再譬如生活里還有這樣一种人，明知擺在眼前的是一個騙局，已經掉入圈套，然而自己不揭發，又反對別人揭發，魯迅憤憤地說：“無聊的人，為消遣無聊計，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則就更無聊賴。因為這，……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為欺人者所深惡，亦且為被欺者所深惡。”(注：分別見《花邊文學》中《一思而行》、《〈如此廣州〉讀后感》、《朋友》諸篇)從這些淋漓盡致的分析里，可以看出魯迅對社會思想開掘的深度。代替政治上的直接譴責，《花邊文學》是更加深化了的對于國民党統治下許多腐朽現象的批判，它從精神狀態上展示了一個正在沉落的社會的面貌。歷史蘊藏著丰富的教訓。由于愛憎的嚴明，分寸的适稱，魯迅的雜感不只是對舊事物的打擊，也包含著對新事物的促進。它簡直是一團火，有人會被灼傷，甚而至于燒死；但也有人從這里感到溫暖，望見光明。一切“對于摧殘者的憎的丰碑”，不可能不同時又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注：《且介亭雜文末編·白莽作〈孩儿塔〉序》)。在魯迅的批判反面事物的雜感里，人們仍然能夠從字里行間捉摸到作者的理想：他的正面的要求，他所暗示的生活的趨向和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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