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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原名沈雁冰，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浙江省桐鄉縣屬的烏鎮。父親具有維新思想，喜愛自然科學，曾自習數學到高等代數与微積分，三十余歲即去世。茅盾幼時受到比較開明的家庭教育，母親管教嚴格。他很早就閱讀《三國演義》、《西游記》一類的古典小說。在中學學習期間，辛亥革命爆發，和當時許多青年一樣，年輕的茅盾也感到很大的激動和興奮。但是辛亥革命并未給中國社會帶來多大變化，學校沒有民主空气。因反抗學校當局的壓迫，茅盾遭到嘉興府中學的斥退而轉入杭州安定中學。后來他說過：如果要找出中學教育“曾經給与我些什么，現在心痛地回想起來，是這些個：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寫信擬六朝人的小札”。這固然使茅盾得到中國古典文學的滋養，但和開明的家庭教育對比起來，僵化的生活特別使他感到“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注：《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后》，收入散文集《印象·感想·回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中學畢業后入北京大學預科。一九一六年預科畢業，因家境窘迫輟學，入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隨即開始在《學生雜志》、《學燈》等刊物上發表文章。 五四運動后，茅盾參加了新文學運動。在發表于一九二芳年初的《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一文中，他認為新文學應該是“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是為平民的非為一般特殊階級的人的”，強調建設新文學“要注重思想”(注：《小說月報》第11卷第1號，1920年1月，署名冰)，已經鮮明地表露出他后來努力提倡的藝術為人生的進步見解。一九二一年文學研究會成立，茅盾是它的發起人和主要成員之一。就在這一年，他擔任了《小說月報》的主編，對這個具有十多年歷史的文藝刊物(創刊于一九一芳年)進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擊了封建舊文學，促進了新文學的發展，但也因此受到頑固派的反對和攻訐，一年后即辭去主編職位。 作為初期新文學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倡導者和推動者，茅盾在“五四”時期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學活動，主要是從事理論批評和譯介外國文學作品。革命民主主義和現實主義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學思想的基本方面。他既不同意傳統的所謂“文以載道”的觀念，更反對把文學當做游戲，當做消遣品。他認為“文學是表現人生的東西；不論它是客觀的描寫事物，或是主觀的描寫理想，總須以人生為對象”(注：《中國文學不發達的原因》，《文學旬刊》第1號，1921年5月10日，署名玄珠)，從而主張為人生的寫實主義的文學。在《社會背景与創作》一文中，他說：“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于人類有關系的文學，在被迫害的國里更應該注意這社會背景”，并進而指出“‘怨以怒’的文學正是亂世文學的正宗”，以當時中國還沒有象高爾基那樣“曾在第四階級社會內有過經驗”、能夠寫出他們的痛苦生活的作家，為新文學的一大缺陷(注：《小說月報》第12卷第7號，1921年7月)。在《自然主義与中國現代小說》一文中，他主張“研究社會問題”，從事“客觀描寫”，作家應該“經過長期的實地觀察的訓練”(注：《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1922年7月)。他還積极提倡“激厲民气的文藝”，要求文學“擔當喚醒民眾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注：《“大轉變時期”何時到來呢》，《文學周報》第103期，1923年12月31日)。茅盾的這些主張，強調了文學与時代的關系及其社會作用，要求文學服務于民放解放和民主革命運動。現代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從《新青年》最初倡導文學革命開始，就提出了文學促進社會進步和“寫實主義”等主張。茅盾的這些意見，繼承了這一戰斗傳統，并且隨著整個革命由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推進的客觀趨勢，又根据新文學創作日趨活躍的實際需要，給与這些主張以更為具体、帶有更加鮮明的政治色彩的解釋，使《新青年》時代的文藝主張得到了發展。在与封建复古主義者，鴛鴦蝴蝶派和唯美主義的文藝思想的斗爭中，茅盾的這些意見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對文學研究會許多作家的創作也有積极的影響。茅盾是當時新文學運動中努力提倡現實主義的一位重要的文藝評論家。 茅盾從開始文學活動起，即致力于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工作。他認為譯介外國文學作品，一半是為了“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一半也是為了“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后者更應注意；“若漫不分別地介紹過來，委實是太不經濟的事”(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与努力》，《小說月報》第12卷第2期，1921年2月10日)。在他主編《小說月報》時，出過《俄國文學研究》(第十二卷號外)和《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第十二卷第十號)。他自己早期的譯介工作，也側重于俄國進步文學和蘇聯文學，對東歐、北歐等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同樣注重。茅盾關于外國文學譯介工作的主張和實踐，是為他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和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想所決定的，這些工作有益于當時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并為新文學帶來了有益的養料。但是，由于歐洲自然主義在其開始時也是以寫實相標榜的，而當時中國新文藝界一般還不大了解現實主義与自然主義的區別，茅盾在大力譯介外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同時，也曾介紹和提倡過左拉的自然主義。他想利用自然主義的“純客觀”描寫來克服當時創作上存在著的不真實的現象，這自然是難以做到的事。在茅盾初期創作中，也留有自然主義影響的某些痕跡。 茅盾曾研究過我國古典文學——駢文、詩、詞小說等，寫過有關古代神話的書籍。對祖國文學遺產的鑽研，丰富了他的文學思想，也有助于他后來的文學創作事業。 一九二一年起，茅盾就從事革命活動；隨后又任教于党創辦的上海大學，積极參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高漲，他的文藝思想也有顯著的發展和變化。在一九二五年發表的《論無產階級藝術》一文中，他相當全面地介紹和說明了這一新興的文藝的性質、內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點。他強調文學和文學批評的階級本質，指出所謂“藝術超然獨立”的論調不過是“間接的防止有什么利于被支配階級的藝術之發生”，“所以無產階級的批評論將自居于擁護無產階級利益的地位而盡其批評的職能”。他認為無產階級藝術有著极為寬廣丰富的內容，無產階級的理想是“要建設全新的人類生活”，“無產階級藝術也應當向此方面努力，以助成無產階級達到終极的理想”。可以看出，茅盾這時已不僅是一般地肯定文學与時代的關系及其社會作用，而是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來論述有關無產階級藝術的問題了。 一九二六年初，茅盾赴廣州參加當時革命政党召開的會議，同年三月，“中山艦事件”發生，回到上海，年底又去大革命的中心——武漢，任《民國日報》主筆，從事革命宣傳工作。他自己后來說：“一九二五——二七，這期間，我和當時革命運動的領導核心有相當多的接触，同時我的工作崗位也使我經常能和基層組織与群眾發生關系”(注：《〈茅盾選集〉自序》，見《茅盾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4月初版)。茅盾在這一段時間里的生活，為他即將開始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一九二七年四月，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在上海公開叛變革命。七月，汪精衛集團在武漢舉行反共會議。正在轟轟烈烈展開的革命突然失敗，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震動；茅盾在這時离開武漢擬去南昌，在牯岭受阻，同年八月回到上海。因為對革命前途缺乏正确估計，曾一度陷入苦悶彷徨的境地。寫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的三部曲——《蝕》，以及同時或稍后寫成的一些短篇，都是這种思想情緒下的產物。從這個時候起，他由原先的主要從事文藝理論批評工作轉而開始創作活動。 《蝕》包括三個略帶連續性的中篇：《幻滅》、《動搖》、《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思想動態和生活經歷為題材。《幻滅》寫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漢。女主人公章靜是在母親的愛撫和安靜的生活中長大的，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她憎惡丑惡，但缺乏斗爭的勇气；追求光明，又沒有堅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她對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她始終處在興奮和幻滅不斷交錯的心境里。章靜討厭上海的喧囂和“拜金主義化”，在讀書和愛情兩方面都感到了幻滅。為革命形勢所鼓舞，她怀著“新的憧憬。來到革命中心的武漢。她也曾決心“去受訓練，吃苦，努力”，也曾為在南湖舉行的北伐誓師典禮而受到強烈的感動，她換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滅的悲哀”。她沒有從掀天揭地的群眾運動找到支持和鼓舞的力量，她把革命過程中的部分消极現象看成為不可解決的“普遍的矛盾”，因而苦悶和厭倦的情緒越來越深，只能在強烈的愛情刺激里找尋個人的滿足，然而得到的也依然只有幻滅。章靜抱著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尋求個人心靈的寄托和安慰，結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滅，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沖擊下某些知識分子共同的特點和命運。 《動搖》寫的是大革命時期武漢附近一個小縣城的故事。复雜劇烈的階級斗爭和五光十色的社會動態，在作品里有較鮮明的反映。暴風驟雨似的群眾力量，地主豪紳的投机破坏，以及其他具有不同政治態度和性格特點的人物的活動，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彩的歷史畫幅。作為革命聯盟的國民党縣党部負責人方羅蘭，在革命形勢急劇變化的時候，動搖妥協，助長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入革命內部的胡國光的罪惡而不敢揭露和斗爭。他害怕人民群眾的力量。當革命遇到挫折的時候，他不但束手無策，而且為了個人的安全而決定离開革命。胡國光是一個“積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進革命陣營，用偽裝的革命面具掩蓋自己的投机破坏行為。小說對這個人物作了比較充分的描寫。關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銳果斷、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當革命危机已經顯露的時候，李克以特派員的身分來到這個縣城，是他指出了這個縣過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著生命的危險去說服那些被胡國光所欺蒙和煽動了的群眾，是他當革命遭受了失敗，把革命的武裝力量轉移到南鄉去准備繼續戰斗。正是由于這些斗爭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這個人物的出現，《動搖》成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蝕》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讀〈倪煥之〉》中所說，意圖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識分子的病態和迷惘”。其中所寫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間都曾有過一度的昂奮，當革命處于低潮、白色恐怖籠罩全國的時候，他們既不肯与反動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階級的局限，認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雖各有所追求，而最終都不免于失敗。張曼青的“教育救國”和王仲昭的“新聞救國”的道路沒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毀滅著自己，也毀滅著別人；另一人物史循，則由怀疑、頹廢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實不相應合”，是這些人在“追求”失敗后得出的共同結論。 茅盾以上述的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為作品的主人公，并以他們的生活道路和失敗命運為中心來展開關于時代和社會的描寫，他們的基于個人主義的苦悶、牢騷和頹廢的頌向沒有得到足夠的批判，作品所反映出來的政治局勢和革命前途也顯得暗淡無光，這些都是作家當時痛苦消沉的思想情緒的自然流露。人們在《蝕》里所得到的印象，多少有點象書中一個人物所說的：“失望，失望！在這時代，無論事之大小，所得的只有失望！”這就難免給讀者帶來消极的影響。 然而《蝕》——特別是其中的《動搖》——描繪了大革命某些方面的歷史圖景，刻划了那一歷史時期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幻滅、動搖、追求以至于最終的失敗的結局，暴露了在革命浪潮中以及在這浪潮退落以后反動勢力的猖獗。人們從中可以看到在那個苦難的時代一些青年受著怎樣難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經歷著怎樣曲折、苦痛的路程。《蝕》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雖然小說有關革命主流的描寫過于單薄，有些細節描寫也還缺乏嚴格的選擇。但它仍然對時代生活作了比較廣闊的反映，并在錯綜复雜的社會矛盾中刻划人物，細致入微地描寫了他們的心理狀態。這部小說在發表的當時立刻引起較大的注意。 正象茅盾一九二七年九月將《幻滅》送交《小說月報》發表時原來所署的筆名是“矛盾”(注：茅盾原來署名“矛盾”，《小說月報》編者“以為‘矛盾’二字顯然是個假名，怕引起(反動派)注意，依然會惹麻煩”，于是改“矛”為“茅”(參見茅盾：《寫在〈蝕〉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一樣，他當時的心情确實是极其矛盾的。盡管他毫不掩飾地在作品中表現了自己由于革命失敗而引起的消沉幻滅的情緒，在隨后所寫的《從牯岭到東京》一文中又進一步對寫作這部作品作了解釋，還因此對當時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有所保留；同時卻對自己這种情緒以及“竟做了這樣頹唐的小說”感到不滿。他表示：“我希望以后能夠振作起來，不再頹唐”，并“相信我是一定能的”。為了避開國民党反動派的“通緝”，也為了“改換一下環境”，把“精神蘇醒過來”(注：《從牯岭到東京》，《小說月報》第19卷第10號，1928年10月)，他東渡日本，在那里短住一個時期。內心的深刻矛盾，急欲擺脫那些不健康的思想，都反映出一种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也清楚地表明了在革命風暴中得到過鍛煉的茅盾，并沒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勢所壓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戰斗。這些复雜的思緒以及由此引起的苦悶和斗爭，在他寫于日本的總題為“隨筆七篇”的一組优美的散文里，隱約可見。在一九二九年所寫的長篇小說《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觀失望的心情逐漸消褪。這部小說的原來計划是要“為中國近十年之壯劇，留一印痕”(注：《〈虹〉跋》)，但只寫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為止。從已完成的部分看來，雖然結尾略嫌匆迫，卻也自成一個整体。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個對舊社會始終采取挑戰態度的女性，她的特性是“往前沖”，她“喜歡走自己所選擇的道路”。作品一開頭就描寫梅行素乘輪駛出“四川的大門”——夔門時的情景，把對三峽景物的描繪和對人物心境的刻划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來，夔門內外正是兩個絕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寫梅行素出川前的生活和思想的變化，真實、細膩地寫出了潮涌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對于梅行素的巨大吸引力量：“抨擊傳統思想的文字給她以快感，主張個人權利的文字也使她興奮，而描寫未來社會幸福的預約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還寫出了梅行素在前進道路上的彷徨苦悶的心情。當她發現個人權利和幸福的愿望不能實現時，她也有過“一些搖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頹唐”。她感到她的“生活的畫圖上一切色彩都配錯了”，她處處感到自己和環境的不協調，而且這樣的感覺越到后來越強烈。梅行素的苦悶，反映了五四運動后僅僅基于“自我价值的認識”或是“生活意義的追求”而進行個人奮斗的知識青年的共同的苦悶。 但是飛出家庭牢籠的梅行素，既沒有鎩羽歸去，也沒有頹廢墮落。她是一個意志剛強的人，她“要單獨在人海中闖”，“去闖另一個圈子”。這樣她就來到了上海。作品最后三章描寫了梅行素初到上海后的迷惘和不安，描寫了她在革命者梁剛夫的幫助和馬克思主義教育下的初步覺醒。她感到“什么事都得從頭學”；她參加了“五卅”運動；她要“負起歷史的使命來”，“把帝國主義，還有軍閥，套在我們頸上的鐵鏈燒斷”；她還認識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脈是在小沙渡，楊樹浦，爛泥渡，閘北，這些地方的蜂窩樣的矮房子里跳躍”。從整個作品看來，雖然梅行素思想轉變的過程還寫得不夠充分，梁剛夫的形象也欠飽滿，但梅行素的發展道路是合乎生活發展的邏輯的，她的道路是舊中國知識青年逐漸擺脫個人主義走向集体主義的道路。從這些描寫可以看出，茅盾的思想較寫《蝕》時已經有了明顯的進展。 一九三芳春，茅盾自日本返國。這時國內的農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已深入發展，左翼文藝運動正在党領導下以上海為中心蓬勃展開。茅盾受革命形勢的鼓舞，思想感情上悲觀頹唐的暗影已經消失，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認識也有了變化。他參加了“左聯”，一度擔任過行政秘書(書記)工作，和魯迅往還親密。隨著思想上的這些進展，他的創作也出現了新的面貌。 在回國后的最初一年多時間內，他陸續寫了中篇小說《路》、《三人行》和取材于歷史故事的短篇。《路》以一九三芳年的武漢學生運動為背景，描寫大學生火薪傳的覺醒道路。火薪傳原來對政治和世事都采取怀疑態度，隨后通過學生運動和革命者雷的啟示，逐漸認識到只有“前進還有活路”，同時“要堅韌，不消极，也不發狂”。《三人行》描寫了許、惠、云三個青年：許多不可知論走向俠義主義，又因俠義主義失掉自己的生命；惠是一個中國式的虛無主義者，但冷酷無情的現實終于證明了他的虛無主義的破產；出身于富農家庭的云是一個實際主義者，因為家庭在大地主迫害下敗落，他被拋出向來的生活軌道而參加了實際斗爭。同《路》中的革命者雷一樣，《三人行》中的革命者柯，也是作為革命真理的傳播者而出現的。這兩篇小說因為作者對大革命后的青年生活不夠熟悉，開掘不深，也未能創造出真實具体的人物形象。正象茅盾自己后來所說的：《蝕》的缺陷說明了“一個作家的思想情緒對于他從生活經驗中選取怎樣的題材和人物常常是有決定性的”；而《三人行》的弱點則又說明了“徒有革命的立場而缺乏斗爭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注：《茅盾選集·自序》)。但是，從渲染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浪潮中的幻滅、動搖，到反映他們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逐漸覺醒、參加斗爭，就茅盾的思想發展和創作道路而言，仍然是一种可貴的進展。 一九三二年前后，是茅盾創作力量旺盛、收獲也最丰富的時期。他先后寫了杰出的長篇小說《子夜》和著名的短篇小說《林家舖子》、《春蚕》等。這些作品反映了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經濟面臨崩潰、社會動蕩不安的現實中各個階層的生活和斗爭，塑造了諸如吳蓀甫、林先生，老通寶等一系列成功的人物形象，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舊中國，描繪了視野寬廣、色彩鮮明的歷史畫幅。它們還以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表現出茅盾善于動向的藝術才能，從而确立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作為一個卓越的革命現實主義作家的地位。《子夜》的出現，還顯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小說創作方面的重大實績，推動并提高了革命文學的創作水平。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里，茅盾還繼續努力于文藝理論批評工作。他陸續寫成的《魯迅論》等多篇作家論，系統地分析了“五四”以來一些作家的創作道路和他們的特色，內容扎實，是當時文藝評論的一個收獲。此外，他還寫有《中國蘇維埃革命与普羅文學之建設》(注：《文學導報》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署名施華洛)、《我們所必須創造的文藝作品》(注：《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等文，對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有所論述。在對于法西期“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斗爭中，他寫有論文《“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等文，在嚴正駁斥他們的謬論的同時，對于自己早期曾經受到過影響的法國資產階級學者泰納的理論也作了批判。這些工作，都有助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 抗日戰爭爆發，茅盾最初在上海主編《烽火》周刊(《文學》、《中流》、《文季》、《譯文》的聯合刊物)。上海淪陷后去香港，并輾轉于長沙、武漢、廣州等地。一九三八年三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茅盾被選為理事。在這段奔走各地的顛沛生活中，他仍然積极參加文藝活動，主編香港《立報》副刊《言林》和《文藝陣地》，并且寫了中篇小說《第一階段的故事》。一九三八年底，茅盾應邀离開香港赴新疆，在新疆學院任教，并主持該地的文化協會。一九四芳年五月因新疆督辦盛世才的反動面目開始暴露，茅盾离開新疆。返回內地途中，于延安稍作逗留，并在魯迅藝術學院作短期講學。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高昂的革命斗志和欣欣向榮的生活气象，給茅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后來在散文《風景談》、《白楊禮贊》中，抒發了自己對這段美好生活的感受和怀念。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以后，他于香港寫成長篇《腐蝕》，揭露國民党法西斯統治重要支柱特務机构殘害人民的罪行；在政治气壓低沉得令人窒息的當時，向反動派的白色恐怖提出憤怒的控訴和無畏的挑戰，在廣大讀者中激起強烈的共鳴。隨后，他又寫了長篇《霜葉紅似二月花》和劇本《清明前后》。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內，茅盾投入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運動，并且結合國民党統治區的具体條件，宣傳文藝為工農兵的方向。一九四八年末到達解放區。在這以后，他除了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外，主要從事文藝理論批評和指導青年作家的工作，作出了新的重要的成績。 茅盾是現代中國一位卓越的作家。他早在新文學運動初期就積极提倡進步的現實主義理論。隨著思想的發展，這些文藝主張也日益增添激進的內涵。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了這些主張。茅盾的作品為辛亥革命以后近半個世紀內現代中國的社會風貌及其變化、各個階層的生活動向及彼此之間的沖突，作了生動鮮明的反映，而且大多具有深厚的歷史內容。此外，茅盾還始終不懈地努力于文藝理論批評、譯介外國進步文學、指導青年作家等工作。正象周揚所指出的，茅盾是“新文藝運動戰線上的老戰士”，“對革命文藝的創造是作了很多貢獻的”(注：《為創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人民日報》1953年10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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