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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比上述小說作家出現得稍晚，而在描寫農村階級斗爭方面有重要成就的作家是葉紫(1912—1939)。葉紫原名俞鶴林，湖南益陽人。當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湖南農民運動高漲時，他的叔父是益陽縣農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父親和姐姐也都參加了農會斗爭。暴見驟雨式的群眾運動使那時還在中學讀書的葉紫受到很深刻的階級教育，他進了武漢軍事學校第三分校。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他的叔父、父親和姐姐都慘遭殺害。葉紫從故鄉逃出后，度過一段時期的流亡生活，對下層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生活加深了了解。當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參加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并開始從事創作的時候，故鄉洞庭湖畔農村的斗爭便成為他的作品的主要內容，他的全部分創作都充滿著對階級敵人的強烈仇恨。 葉紫有短篇集《丰收》和《山村一夜》，中篇小說《星》，此外還有一些散文。《丰收》中的六篇小說，除《楊七公公過年》一篇以流亡上海的農民的苦難生活為題材外，余均取材于湖南農村的生活和斗爭。《丰收》是葉紫的第一篇小說，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農民群眾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下組織起來進行抗租斗爭的過程。小說中的老農民云普叔終年勤勞，對地主抱有幻想，而結果則是他“辛辛苦苦种下來的谷子，都一擔一擔地送給人家挑走”，自己也終于憂憤成病。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動人的藝術形象鮮明地揭示了：農民如果想不再受地主階級的盤剝和掠奪，除了在共產党領導下組織起來對那些“搶谷和強盜”進行斗爭而外，實在沒有第二條道路。云普叔的儿子立秋走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小說在《無名文藝》上發表后，葉紫這個第一次出現的新人立刻贏得了文藝界的贊譽。《火》是《丰收》的續篇，它描寫了農民抗租斗爭的勃發和進一步開展，象云普叔那樣的老一代農民站立起來了，抗租的群眾匯合到雪峰山工農紅軍的革命洪流里去了。革命群眾的強大威力和胜利前途同反動統治階級垂死前的恐懼顫抖和瘋狂報复，在小說中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電网外》中的王伯伯同《丰收》里的云普叔一樣，也是忠厚勤謹的老一輩農民的形象。當紅軍迫近自己的家鄉、反動派軍隊架設電网企圖阻擊的時候，他留戀自己的家屋，不肯隨同儿子去到紅軍那里，結果是房子被燒，儿媳和孫子被殺，但王伯伯沒有在反動派屠刀下表示懦怯和畏縮，而是覺悟和勇敢起來。他跳下准備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個小小的包袱，离開了他的小茅棚子，放開著大步，朝著有太陽的那邊走去了。”魯迅在《丰收》集的序文里說：“但我們卻有作家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不但為一大群中國青年讀者所支持，當《電网外》在《文學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題目發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于壓迫者的答复：文學是戰斗的！”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電网外》發表后的巨大影響。其它如《向導》一篇，寫劉翁媽犧牲生命引白軍進入絕境，對覺醒起來了的老一輩農民堅強的性格，有著更直接的描寫。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一篇，是葉紫的另一重要作品。故事是在深山的風雪之夜里由一個孤獨的老人桂公公講出來的：一個膽小怕事、受地主階級欺騙的老漢首告自己參加革命的儿子，以為因此可以受到寬恕，實際上卻把儿子送進虎口，使他立即被敵人殺害。從桂公公的激動的語調里表現了作者對舊世界的強烈的憤恨，而老漢的畏蕙愚蠢和他的儿子文漢生忠于革命事業的高貴品德，也很清晰地顯示了出來。放棄對于敵人的任何幻想，堅決地跟著共產党走，才是農民的真正出路，這是在葉紫作品的真實具体的藝術形象里曾經反复證明的生活真理。 葉紫的作品較之同時代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具有更鮮明更深刻的時代特色。他不僅寫出了舊中國農村的殘破和貧困，還寫出了農民在血腥斗爭中的胜利和光明的遠景。他的故事所描寫的，不是局限在某一地區的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和整個時代的革命暴風雨緊密地聯系著的、按著生活的客觀規律正在出現的事實。他不僅寫了老一代的農民，還塑造了已經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一代農民的形象；在老一代農民中，他又不僅寫了他們的苦難和保守，而是寫了他們的覺醒和新生。在他的人物身上，總是閃爍著強烈、濃郁的革命樂觀主義的色彩。他說過：自己的內心燃燒著“對于客觀現實的憤怒的火焰”，他從事文學創作，就是要“刻划著這不平的人世，……一直到人類永遠沒有了不平！”(注：《我怎樣与文學發生關系》，生活書店《我与文學》1934年版第41頁)這樣一种革命的激情和信念，促使他在作品中努力反映舊社會的必然滅亡和新社會的必然誕生，它們不惟使人讀了憤怒，同時也使人讀了鼓舞，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敵人百般摧殘下所取得的堅實的成績。 葉紫還寫過一些散文。一九三六年，他曾將它們輯成《葉紫散文集》，卻因為抗日戰爭爆發，未能正式出版。其中所寫各篇，大多取材于包括他在舊軍隊那段生活在內的實際經歷。抗戰爆發后，葉紫由上海返回湖南故里。當他開始撰寫醞釀多年的長篇小說《太陽從西邊出來》，僅僅寫了四万余字，貧病交迫的生活就奪去了他年輕的富有才華的生命。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不小的損失。 以反映土地革命而受人注意的另一作者是丘東平(1910—1941)。他的家鄉廣東陸丰縣，曾是農民運動較早蓬勃興起的地區之一。東平少年時期在儿童團中受過革命教育。一九二八年春，他參加彭湃領導的“海陸丰起義”，并在革命政權中做過工作。海陸丰蘇維埃運動失敗后，他過著艱苦的流浪生活，也曾在十九路軍中任職，參加過上海“一二八”和熱河抗日戰爭。這些切身經歷，為他的創作提供了比較扎實的基礎。一九三二年，當他在“左聯”培養下開始發表《通訊員》等短篇小說時，就以農村革命生活的真實描寫引起了人們的重視。《長夏城之戰》和《沉郁的梅冷城》兩集中的作品，講述著紅色區域發生的一個個動人故事，刻划著各式各樣平凡而又堅強的戰斗者的形象。《多嘴的賽娥》寫一個在舊社會備受虐待与欺凌的童養媳，為完成革命任務而獻出生命；這個向來被人誤認為“多嘴”的人物，被敵人抓住后，“堅決地閉著嘴，直到被處決”，不曾絲毫吐露“身上所攜帶的秘密”。《紅花地之守御》速寫式地描畫了一個平易近人、豪爽樂觀的地方武裝指揮員，在一次防御戰中出色地指揮隊伍，消滅了數倍于自己的敵人。《一個小孩的教養》敘述一個天真少年在反動的保衛隊面前因缺少警惕，致使其父慘遭殺害的故事，既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對革命政權的密切支持，也表現了敵人的無比奸詐与凶殘。《中校副官》則借抗日前線國民党軍隊中一個正直、愛國的軍官的被殺，揭露了蔣介石媚日反共的真面目。東平的小說注重客觀描繪，絕少主觀抒情議論。作者重視人物性格的刻划。但有時由于對人物气質把握得不很准确，以致在某些形象身上出現一种近乎神經質的毛病(如《通訊員》一篇中，主人公林吉因護送任務未完成，而痛苦到了竟至于自殺的地步)。 “左聯”培養的青年作家中，發生較大影響的，還有周文(何谷天，1907—1952)。他曾在川康邊區的軍閥隊伍里生活過，作品也大多取材于舊軍隊和地方政權，描寫了上層的傾軋和下層的受苦；但又不限于這類題材，在短篇中還展現了社會許多角落的眾生相。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五年間，周文先后寫有《分》、《愛》等四個短篇小說集，中篇《在白森鎮》，長篇《煙苗季》(注：《煙苗季》共十二章，先以《煙苗季》為題，出版了前八章，后四章，作為《煙苗季后部》另行出版)。他說過：“從現實主義在中國被提出來”以后，他對這种創作方法“不斷地在研究和探討”(注：《我怎樣寫〈山坡上〉的》)。這种努力，得到了魯迅的關怀和支持。他的小說，著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如《一天几頓》、《陳司事》等)和環境氛圍的渲染(如《熱天》、《父子之間》等)，沒有什么复雜的情節。不少短篇，往往近乎生活速寫和人物素描。优點是寫得生動細膩，富有生活气息，尤其是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動，具有個人的特點；但有些篇章所展示的社會畫面不夠廣闊，思想深度也嫌不足。在他的創作中，留有舊現實主義的明顯影響。這位曾經十分勤奮“多產”的作家(他還因此把一個集子取名《多產集》)，抗戰爆發后，主要從事其他革命工作，除中篇小說《逃亡者》外，不再有多少創作問世。 雖非“左聯”成員，卻曾參加反帝大同盟、社會科學研究會等團体，并且在創作傾同上也与左翼作家一致的，是吳組緗。他從一九三芳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最初的作品通過一些個人的悲歡离合，寫出了頑固保守的社會勢力如何摧殘著新的生机。隨著思想發生變化，他的筆鋒轉向急劇破產中的皖南農村。一九三四年前后產生較大影響的《一千八百擔》和《樊家舖》，就是《西柳集》、《飯余集》中較為优秀的作品。前一篇的副標題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寫》。“八十八房、好几百家”(注：在《西柳集》中原為“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這里根据的是《吳組緗小說散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5月北京第1版)的宋姓家族的地主豪紳們為了爭奪宗祠一千八百擔積谷，丑態百出。作者剖析深入，筆致細膩，在活潑流暢而富于個性的對話里栩栩如生地畫出了眾多人物的性格。結尾處寫農民搶谷的場面，更反映了農村革命的勃起和地主階級日就滅亡的命運。《樊家舖》里的線子夫婦，原是勤勞純朴的青年農民，但在地主盤剝、官廳敲詐下，男的不得不去搶劫財物，女的為了要取得一筆錢去營救獄中的丈夫，竟致親手殺死自己的母親。通過這個悲慘的故事，作品對舊社會作了深刻有力的暴露和批判。雖然气氛比較陰沉，但作家著力描寫樊家舖地方的殘破和騷動景象，穿插了地主階級惶惶不安、倉猝逃走的場面，把故事的發展放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上，使得小說具有更深廣的社會內容。作家自己說過，這兩篇作品“都以昂揚之情歌頌了被壓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前途，對壓迫階級及其統治勢力的走向崩潰滅亡，則投以痛快的嘲笑”(注：《吳組緗小說散文集·前記》)。此外，象《天下太平》、《某日》等篇，也為讀者所稱道。吳組緗的作品，真實地寫出了動亂的農村現實和發生于其中的各种复雜的糾葛，具有較高的現實主義成就。 創作傾向与左翼作家相似的還有羅淑(？—1938)。她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魚儿坳》等三個小說、散文集。其中《生人妻》一篇，寫四川沱江上游山地里的一個農民，在貧困無助的情況下終于不得不出賣妻子的故事，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同情描畫了這一對夫婦的悲劇命運和純朴真摯的感情。就題材而言，這篇小說頗与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相似。但柔石著重表現母親的順從和由此而來的屈辱，羅淑卻突出妻子的倔強和從而爆發的抗爭；不僅寫出了農民的深重苦難，也表現了他們最初的覺醒。由于寫得深切動人，《生人妻》發表后受到文藝界的重視和好評。 “九一八”事變以后，陸續有一批文藝青年從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下的東北流亡到關內。其中有些人已經有過一段創作經歷，有些人在左翼文藝運動的推動下開始文學活動。他們怀著對于敵偽的仇恨，對于鄉親的眷戀，以及早日光复國土的愿望，創作了不少反映東北人民斗爭生活的作品，比較著名的有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等，被人稱為“東北作家群”。他們的作品中影響最大的是《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這兩部作品与葉紫的《丰收》一起，由魯迅編入《奴隸叢書》) 蕭軍(田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作品描寫一支由中國共產党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活動，比較寬廣地反映了他們与敵偽軍隊，漢奸地主的戰斗，他們內部不同成份、不同成員之間的矛盾，他們在不同社會階層——主要是農民群眾——中間引起的反應。陳柱司令、“鐵鷹”隊長和在敵人凌辱下覺醒起來的李七嫂等形象，真實地体現了東北人民保家衛國、團結抗日的戰斗要求。作品著重地表現出這支游擊隊在血泊中成長的生動歷程，揭示出不前進即死亡、不斗爭即毀滅的主題。小說在有關學生出身的肖明和安娜，尤其是兩人的愛情糾葛的刻划中，對于他們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雖然也有所批判，更多的卻是同情，不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但就整個情節來說，“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与活路。”(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在民族危机日益嚴重、抗日救亡運動蓬勃開展的形勢下，小說受到讀者的廣泛歡迎。蕭軍除短篇集《羊》、《江上》外，還寫有長篇《第三代》(后改名《過去的年代》)，反映辛亥革命后東北人民的斗爭，生活气息濃重，藝術上也更見成熟。 當《八月的鄉村》出版時，魯迅就指出：“這書當然不容于‘滿洲帝國’，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于中華民國。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事實果然不出魯迅之所料，除了反動報刊上所謂作者是“從蘇聯回來，為‘共產党’的走卒”的喧器外，混入“左聯”的張春橋化名狄克，也攻訐小說“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在”(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載1936年3月15日《大晚報》副刊)。魯迅立即撰文，斥責這是“實際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其實是在向敵人“獻媚或替‘他們’繳械”(注：《且介亭雜文末編·三月的租界》)，衛護了這部作品，也揭露了張春橋隱藏在“左翼”名義下的真實面目。 蕭紅(1911—1942)的中篇小說《生死場》也出版于一九三五年。這本作品真切地反映了東北人民淪陷前后的生活，正象魯迅在序文中所說的，它是“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的一幅“力透紙背”的圖畫。小說的前十章描寫淪陷以前的東北：在哈爾濱附近的廣大農村里，“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農民們把耕田的老馬送進屠場換來兩塊紙幣，隨即全被地主奪走；人民試圖用自己的力量懲罰那些吸血的剝削者們，但得來的卻是監牢和更沉重的災難；年輕的一代牢牢記住親人慘死的仇恨，隨時准備索還血債；疾疫伴隨饑餓奪去人們的生命，威脅著每一個活著的人。自第十一章以下，描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后廣大人民的苦難和斗爭。他們“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在斗爭失敗后，他們認識到只有再組織起來去當革命軍，才是正确的道路。于是辭別殘破的家鄉，走向更艱苦、更漫長的路程。作品沒有一條貫串全局的故事線索，它只是許多生活畫的連續。因為作者觀察的深入和筆致的細膩，在明麗的畫幅中含蘊著感人的力量。在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歷史條件下，沒有因此忽視階級矛盾，從而真實地寫出了東北人民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的深重災難。這是小說的可貴之處，也是它胜過同一時期不少同類作品之所在。繼《生死場》之后，蕭紅還寫有《曠野的呼喊》、《手》、《小城三月》(短篇)、《馬伯樂》(中篇)和《呼蘭河傳》(長篇)等作品。其中如《手》通過一個染匠的女儿在學校里因為一雙黑手受到歧視的故事，有力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作品构思既巧，描寫亦复深婉動人。寫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呼蘭河傳》，在過去生活的回憶里表現了作者對于舊世界的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個人生活天地狹小而產生的孤寂的情怀。蕭紅還有以“悄吟”的筆名發表的散文集《商市街》和《橋》，內中也不乏优美之作。 端木蕻良，在這個時期里寫有短篇集《憎恨》。正如書名所顯示的那樣，作者在其中怀著強烈的憎恨心情描寫了東北人民在敵人鐵蹄下的悲慘的生活。集首《鷙鷺湖的憂郁》一篇，表現手法簡練而含蓄，是東北農村生活的一幅凄厲郁怒的畫圖。舒群的短篇《沒有祖國的孩子》，背景同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威脅下的東北，主人公卻是失去了祖國的朝鮮孩子。小說通過中、朝、蘇三國少年的真摯友誼，表現出對于侵略者同仇敵愾的激憤。此外，他還寫有中篇《老兵》等作品。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為大家所熟知的青年小說作家還有葛琴、草明、歐陽山(羅西)、荒煤、奚如等。這些青年作家當時都是在“左聯”領導和影響下進行創作的。他們在思想和藝術上的成就以及后來的發展并不一致；但總的說來，從葉紫到“東北作家群”諸作家的作品，無論題材的開闊、思想的健康和表現技巧的熟練，較之早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有了顯著的進步。特別是在正面地、大規模地描繪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寫出人民群眾的覺醒和力量，揭示革命的胜利前景等方面，都在創作實踐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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