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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是“左聯”時期文藝大眾化運動在抗戰新形勢下的一個發展。其中心是要解決新文學如何与本民族的特點亦即如何与群眾更好地結合起來的問題。 抗日戰爭開始后，在作家深入生活，“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潮流中，由于宣傳抗日与動員群眾的需要，文藝的大從化，利用舊形式等，受到廣泛的重視。作家為了使文藝創作為群眾所喜聞樂見，從內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嘗試，涌現出一大批形式短小、內容通俗的抗日作品，利用舊形式的通俗文藝創作十分風行。但在利用舊形式的過程中，有不少作品往往生搬硬套，甚至無批判地接受其中落后和庸俗的東西，或者將舊形式和新內容作了极不調和的結合。抗戰初期曾經致力于通俗文藝的提倡，并作出一定成績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在他們的創他与理論上都存在著上述的偏差。党在國統區創辦的武漢《新華日報》，曾經針對這類現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盲目地來采用舊形式”，結果反而會被“舊形式所利用”，出現“開倒車”(注：阿慟：《關于利用舊形式問題》，載武漢《新華日報》，1938年5月29日)的現象。 在創作實踐中暴露出來的錯誤傾向，說明迫切地需要在理論上解決如何繼承民族遺產，适應群眾愛好的問題。因此，在進行創作實踐的同時，展開了關于文藝大眾化和利用舊形式的討論。向林冰在抗戰爆發前后，關于“舊瓶裝新酒”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主張“將新內容盡可能的裝進或增入舊形式中”(注：向林冰：《再答“舊瓶裝新酒”怀疑論者》，載《通俗讀物論文集》第56頁)，認為“如果不于舊形式運用中而于舊形式之外，企圖孤立的創造一种新形式，這當然是空想主義的表現”(注：向林冰：《“舊瓶裝新酒”釋文》，載《通俗讀物論文集》第35頁)。這与他參加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在創作上表現出來的傾向，与他在民族形式討論中強調以民間形式為中心源泉的觀點是一致的，他把利用舊形式看成大眾化的唯一途徑，主張全盤地繼承民族遺產。茅盾在抗戰初期對這個問題十分關注，對文藝大眾化和利用舊形式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針對當時存在的各种錯誤傾向和理論，強調首先要從大眾能否接受出發，既不能踢開舊形式，也必須對舊形式進行“翻舊改新”，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出“民族的新的文藝形式”(注：仲方：《利用舊形式的兩個意義》，載《文藝陣地》第1卷第4期，1938年6月1日)。老舍在努力從事通俗文學創作實踐的同時，對通俗文藝的理論問題，發表了不少積极的意見。這些討論，對于文藝大眾化問題的深入起了推動作用，但是，并沒有引起比較普遍的重視，主要還是停留在“舊瓶裝新酒”的討論上，未能從理論上進一步深入，沒有接触到問題的核心——如何創造民族形式的問題。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同志在党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党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論新階段》為題，全文發表于《解放》周刊第五十七期。其中關于《學習》一節，提出了“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緊密地結合起來”，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气派”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給長期以來關于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和實踐，指明了新的方向。 從一九三九年初開始，在延安首先展開了民族形式問題的學習討論。周揚、艾思奇、蕭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羅思等，先后在延安的《新中華報》、《文藝突擊》、《中國文化》等報刊上發表文章，舉行座談會，廣泛地涉及到文學、詩歌、戲劇、音樂、美術等方面的民族形式問題。這些文章聯系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結合抗戰以來文學創作与理論的實際，闡述了對于民族形式問題的學習体會和意見；強調“利用舊形式不但与發展新形式相輔相成，且正是為實現后者的目的的，把民族的、民間的舊有藝術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藝中來，給新文藝以清新剛健的營養，使新文藝更加民族化，大眾化，更為堅實与丰富”，“因為民族形式之建立，并不能單純依靠于舊形式，而主要地還是依靠對于自己民族現實生活的各方面的綿密認真的研究，對人民的語言、風習、信仰、趣味等等的深刻了解，而尤其是對目前民族抗日戰爭的實際生活的艱苦的實踐”，只有“在活生生的真實性上寫出中國人來，這息然就會是‘中國作風与中國气派’，就會是真正的民族形式”(注：周揚：《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載《中國文化》創刊號，1940年2月15日)。在討論中已經初步提出：“這种更中國化的民族形式的文學的基礎應該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還在生長著的新文學呢，還是舊文學和民間文學？”(注：何其芳：《論文學上的民族形式》，載《文藝戰線》第1卷第5號，1939年11月16日)的問題。有人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藝都是脫离大眾的、歐化的、非民族的，民族形式必須從頭由舊形式發展出來；也有人對利用舊形式持否定態度。但這些意見在當時未能展開充分討論，大部分文章是以闡述學習中的体會和收獲為主。同時，在各個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國統區也展開了學習和討論，晉察冀的《邊區文化》，國統區的《文藝戰線》，《文藝陣地》上，紛紛發表討論文章，指出“在文藝領域里……提出中國气派与中國作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注：巴人：《中國气派与中國作風》，載《文藝陣地》第3卷第10期，1939年9月1日)。 一九四芳年初，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中國文化》上發表，進一步提出了“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同時，對民族文化遺產的繼承問題，作了重要的論述，既強調了“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又反對“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指出應當“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對于正在開展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進一步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國統區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由于意見分歧，逐漸地引起論爭。一九四芳年三月，向林冰在重慶《大公報》副刊《戰線》上發表《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文，強調要以民間形式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同月，葛一虹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上發表《民族遺產与人類遺產》，對此表示异議。接著，又有不少人陸續發表文章，對上述兩篇文章的主要觀點，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逐步地在重慶、桂林、昆明、成都、香港、上海等地，引起了一場十分廣泛的論爭。 一种意見以向林冰為代表，他們比較重視利用民間的舊形式，主張“應該在民間形式中發現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注：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載重慶《大公報》《戰線》，1940年3月24日)，認為“民間形式的批判地運用，是創造民族形式的起點，而民族形式的完成，則是運用民間形式的歸宿”，“所以民間形式成為創造民族形式的‘主流’”(注：方白：《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在“民間形式”嗎？》，載重慶《新蜀報》《蜀道》)。對于民間文藝，采取形而上學地全盤繼承的態度。与此同時，他們又對“五四”以來的新文藝給予較多的否定，把創造民族形式与“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對立起來，認為新文藝“是對中國固有文化遺產的一筆抹殺的籠統反對”，是“以歐化東洋化的移植性形式代替中國作風与中國气派的畸形發展形式”(注：向林冰：《再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載重慶《新蜀報》《蜀道》)，甚至引用別人的話來論證它是“畸形發展的都市的產物”，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爾’的适切的形式”，因此只能“分別的采入于民間形式中，以丰富民間形式自身(注：向林冰：《論“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載重慶《大公報》《戰線》，1940年3月24日)；如果“新文藝要想徹底克服自己的缺點”，就“不得不以民間文藝形式為其中心源泉”(注：向林冰：《在“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載《文學月報》第1卷第5期，1940年5月15日)。向林冰在這次論爭中發表的文章，始終堅持上述錯誤觀點，因此受到大多數論爭參加者的反對和批評。 另一种意見是以葛一虹為代表，他們正确地批評了向林冰在利用舊形式，對待“五四”以來新文藝方面的錯誤觀點，但卻矯枉過正地走向另一個极端。他們無視舊形式中的合理成分和新文藝本身存在的弱點，一方面對舊形式籠統地采取否定的態度，認為“表現新事物而用屬于舊事物的舊形式是決不可能”，表現新事物“与‘舊事物’的舊形式是絕然不相等的”，它們之間“并無共通之處”。因為他們把舊形式都看成是“沒落文化的垂亡時的回光返照”，“只是歷史博物館里的陳列品”，所以注定它“必歸于死亡”(注：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載重慶《新蜀報》《蜀道》，1940年4月10日)，對舊形式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另一方面，他們又無視“五四”以來新文藝本身存在的弱點，認為“新文藝在普遍性上不及舊形式”，其原因不在于新文藝本身，“主要還是在于精神勞動与体力勞動長期分家以致造成一般人民大眾的知識程度低下的緣故”，因此認為新文藝如果利用舊形式，就是“降低水准”(注：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謂“民間形式”嗎？》，載重慶《新蜀報》《蜀道》，1940年4月10日)。把新文藝与人民大眾未能很好結合的原因，歸咎于大眾的知識低下，將新文藝和利用舊形式完全對立起來。胡風基本上也是持這种觀點，他在論爭中發表的若干篇文章，批評了對民族遺產全盤繼承的錯誤傾向，但卻認為民間文藝“本質上是用了充滿了毒素的封建意識來吸引大眾”，認為“五四”新文學不是生根在民族傳統之中，而是從“世界進步文藝”“接受了思想、方法、形式”(注：胡風：《論民族形式問題》，重慶學術出版社，1941年版)，是“移植”過來的。完全否認新文藝的歷史繼承性，對民族遺產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 圍繞著“中心源泉”問題討論的較早的一批文章，相當普遍地存在著片面性的錯誤；在民族遺產繼承問題上，采取形而上學的態度，或盲目地崇拜，全盤接受，或不分精華与糟粕，一概否定；對待“五四”新文學，不是一筆抹殺，就是十全十美，無視它本身存在的弱點。而且，糾纏于所謂“中心源泉”之爭，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民族形式本身的深入探討。在《新華日報》召開的民族形式座談會上，有些作者指出了論爭中的這种偏向，認為“自從民族形式提出，到現在為止，一直停留在民間形式是不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問題上了，現在應該把這一問題向前推一步，更深入更廣泛地展開討論”(注：《民族形式座談筆記》中以群的發言，載重慶《新華日報》，1940年7月4日)。此后，一些報刊相繼召開座談會，發表討論文章，很多作家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提出了某些新的觀點，在討論深入的基礎上，逐漸地接触到問題的實質。郭沫若認為：“‘民族形式’的這個新要求，并不是要求本民族在過去時代所已造出的任何既成形式的复活，它是要求适合于民族今日的新形式的創造”，因此他強調作家應當“投入大眾的當中，親歷大眾的生活，學習大眾的言語，体驗大眾的要求，表揚大眾的使命”(注：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兌》，載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1940年6月9日)，并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出民族形式的文藝。茅盾在論述民族形式的文章里，批評了以民間形式為中心源泉的觀點，批評了它把“五四”新文學看成完全不适于“中國土壤”的錯誤，同時著重指出應當重視民族形式的內容，批評了那种認為“新文藝不能深入大眾，主要在于形式”，与內容無關，“內容便無論怎樣都行”(注：茅盾：《關于民族形式的通信》，載《文學月報》第2卷第1、2期合刊，1940年9月15日)的錯誤觀點。在討論過程中，胡繩、羅蓀、戈茅、黃芝岡、光未然等人都強調了民族形式与抗日內容是不可分開的。潘梓年進一步闡述了這個意見，他認為“形式不能离開了內容來講”，“民族形式的提出，主要的要求是文藝活動与抗戰建國的具体實踐相結合，就是說，要用大從自己的語言來描寫大眾自己為獨立、自由、幸福而斗爭的戰斗生活，并為大眾所享受”，“這里的主要問題，是題材与語言的問題”，“在民族形式的問題上，語言——大眾自己的語言是非常主要的”，“用中國人(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農大眾)的語言描寫中國人的生活的文藝，就是具有中國气派与中國作風的文藝，就是民族形式的文藝”(注：潘梓年：《新文藝民族形式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載重慶《新華日報》)。這些探討對于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深入，起了積极的推動作用。 這場范圍廣泛的論爭，前后延續了一年多時間，在文藝界引起熱烈的反響，受到普遍的重視。在國統區，党創辦的《新華日報》，以及《文學月報》、《文藝陣地》、《抗戰文藝》、《新蜀報》、《大公報》等報刊，紛紛發表討論文章，或召開座談會，開辟討論專輯。一九四一年初。圍繞著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一度又有過熱烈的討論，郭沫若，茅盾等人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一書，匯編了當時討論中的主要文章。這場討論的廣泛展開和不斷深入，引起了國民党反動當局的注意。在他們控制的報刊上，也發表了所謂民族形式討論的文章，攻擊“‘民族形式’這個名詞意味著某种外來的內容或至少非完全本國的內容加以中國化而成為中國的形式”(注：唯明：《關于大眾化的問題》，載《文藝月刊》1941年4月號)，以此抹煞民族形式問題的提出和展開討論的重要意義。在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展開了十分熱烈的討論，延安的《新中華報》、《解放日報》、《中國文化》和《文藝突擊》，晉察冀的《晉察冀日報》等，相繼發表討論文章或開座談會，出專輯。一九四一年在晉東南召開的民族形式座談會，強調了文藝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就是戰斗的現實生活。在河北平山召開的民族形式討論會，討論了詩歌的民族形式問題。在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間、左唯央等人展開了民族形式問題的熱烈論爭。 在抗戰新形勢下展開的民族形式問題討論，廣泛地涉及到從理論到創作的一系列重要問題。這是現代文學史上關于文藝大眾化方向問題的一次大規模的論爭，對于正确地認識与解決文藝与群眾的關系，起了積极的促進作用。論爭雙方對于“民族形式”問題提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在認識上是一致的；在探討如何建立民族形式的過程中，出現了某些理論認識上的分歧，通過討論，對于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要建立“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与中國气派”的民族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對于舊形式的利用，“五四”新文學的評价，大多數人有了比較一致的正确看法，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亂与認識上的模糊觀點。有些文章還力圖運用馬列主義觀點，解釋民族遺產的批判繼承，提高了在這個問題上的理論水平，使討論逐步地接近問題的實質。在討論中對于各种錯誤觀點的批判，有助于廓清從理論到創作上長期存在的某些偏差。同時，對創作實踐也產生了積极的影響，通過這次討論，通俗文藝創作上全盤接受、生搬硬套的現象，有了明顯的改變；作家比較有意識地注意作品的民族形式，特別是向群眾語言學習，在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据地陸續出現了一批反映新生活，表現新主題，成功地運用群眾語言，為人民喜聞樂見的优秀的文藝作品。對民間文藝的搜集与研究也有所加強，在延安和晉西北等地，相繼成立了民間文藝研究會，積极從事民間文藝搜集和整理工作。這些都是這次論爭帶來的主要收獲。論爭中也存在比較明顯的缺點。由于對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民族形式”問題，缺乏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討論主要偏重于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中國作風和中國气派”所包含的生活內容本身的重要性。又由于沒有能夠很好地運用馬列主義觀點，對民族遺產進行有分析的、批判的繼承，因此形而上學在討論中顯得十分突出，影響了對民族形式問題的深入探討。特別是建立民族形式的最重要的關鍵：作家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問題，仍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使這次討論存在很大的不足。一直到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才比較地明确了實現文藝大眾化，建立民族形式的根本途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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