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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月前，我還在北京，听人講起一位藝術家的事情，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事是講藝術家和狗的。据說藝術家住在一個不太大的城市里，隔壁人家養了小狗，它和藝術家相處很好，藝術家常常用吃的東西款待它。“文革”期間，城里發生了從未見過的武斗，藝術家害怕起來，就逃到別處躲了一段時期。后來他回來了，大概是給人揪回來的，說他“里通外國”，是個反革命，批他，斗他。他不承認，就痛打，拳打腳踢，棍棒齊下，不但頭破血流，一條腿也給打斷了。批斗結束，他走不動，讓專政隊拖著他游街示眾，衣服撕破了，滿身是血和泥土，口里發出呻喚。認識的人看見半死不活的他，都掉開頭去。忽然一只小狗從人叢中跑出來，非常高興地朝著他奔去。它親熱地叫著，扑到他跟前，到處聞聞，用舌頭舔舔，用腳爪在他的身上撫摸。別人赶它走，用腳踢，拿棒打，都沒有用，它一定要留在它的朋友的身邊。最后專政隊用大棒打斷了小狗的后腿，它發出几聲哀叫，痛苦地拖著傷殘的身子走開了。地上添了血跡，藝術家的破衣上留下几處狗爪印。藝術家給關了几年才放出來，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買几斤肉去看望那只小狗。鄰居告訴他，那天狗給打坏以后，回到家里什么也不吃，哀叫了三天就死了。 听了這個故事，我又想起我曾經養過的那條小狗。是的，我也養過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情。當時一位熟人給調到北京工作，要將全家遷去，想把他養的小狗送給我，因為我家里有一塊草地，适合養狗的條件。我答應了，我的儿子也很高興。狗來了，是一條日本种的黃毛小狗，干干淨淨，而且有一种本領：它有什么要求時就立起身子，把兩只前腳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這本領不是我那位朋友訓練出來的。它還有一位瑞典舊主人，關于他我毫無所知。他离開上海回國，把小狗送給接受房屋租賃權的人，小狗就歸了我的朋友。小狗來的時候有一個外國名字，它的譯音是“斯包弟”。我們簡化了這個名字，就叫它做“包弟”。 包弟在我們家待了七年，同我們一家人處得很好。它不咬人，見到陌生人，在大門口吠一陣，我們一聲叫喚，它就跑開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過，它听見某种聲音就會朝著篱笆又跑又叫，叫聲的确有點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聲就安靜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時候多些，有時我們在客廳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會進來作几個揖，討糖果吃，引起客人發笑。日本朋友對它更感興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者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訊社到我家來拍電視片，就拍攝了包弟的鏡頭。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訪問上海，來我家作客，對日本產的包弟非常喜歡，她說她在東京家中也養了狗。兩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看見我她就問：“您的小狗怎樣？”听我說包弟很好，她笑了。 我的愛人蕭珊也喜歡包弟。在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每次到文化俱樂部吃飯，她總要向服務員討一點骨頭回去喂包弟。 一九六二年我們夫婦帶著孩子在廣州過了春節，回到上海，听妹妹們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睡房門緊閉，包弟每天清早守在房門口等候我們出來。它天天這樣，從不厭倦。它看見我們回來，特別是看到蕭珊，不住地搖頭擺尾，那种高興、親熱的樣子，現在想起來我還很感動，仿佛又听見由起女士的問話：“您的小狗怎樣？” “您的小狗怎樣？”倘使我能夠再見到那位日本女作家，她一定會拿同樣的一句話問我。她的關心是不會減少的。然而我已經沒有小狗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紅衛兵開始上街抄“四舊”的時候，包弟變成了我們家的一個大“包袱”，晚上附近的小孩時常打門大喊大嚷，說是要殺小狗。听見包弟尖聲吠叫，我就膽戰心惊，害怕這种叫聲會把抄“四舊”的紅衛兵引到我家里來。 當時我已經處于半靠邊的狀態，傍晚我們在院子里乘涼，孩子們都勸我把包弟送走，我請我的大妹妹設法。可是在這時節誰愿意接受這樣的禮物呢？据說只好送給醫院由科研人員拿來做實驗用，我們不愿意。以前看見包弟作揖，我就想笑，這些天我在机關學習后回家，包弟向我作揖討東西吃，我卻暗暗地流淚。 形勢越來越緊。我們隔壁住著一位年老的工商業者，原先是某工厂的老板，住屋是他自己修建的，同我的院子只隔了一道竹篱。有人到他家去抄“四舊”了。隔壁人家的一動一靜，我們听得清清楚楚，從篱笆縫里也看得見一些情況。這個晚上附近小孩几次打門捉小狗，幸而包弟不曾出來亂叫，也沒有給捉了去。這是我六十多年來第一次看見抄家，人們拿著東西進進出出，一些人在大聲叱罵，有人摔破壇壇罐罐。這情景實在可怕。十多天來我就睡不好覺，這一夜我想得更多，同蕭珊談起包弟的事情，我們最后決定把包弟送到醫院去，交給我的大妹妹去辦。 包弟送走后，我下班回家，听不見狗叫聲，看不見包弟向我作揖、跟著我進屋，我反而感到輕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覺。但是在我吞了兩片眠爾通、上床許久還不能入睡的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來想去，我又覺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現的不是搖頭擺尾、連連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給割開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僅是小狗包弟，連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護一條小狗，我感到羞恥；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洁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一方面責備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讓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墮入地獄。我自己終于也變成了包弟，沒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運。…… 整整十三年零五個月過去了。我仍然住在這所樓房里，每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散步，腳下是一片衰草，竹篱笆換成了無縫的磚牆。隔壁房屋里增加了几戶新主人，高高牆壁上多開了兩扇窗，有時倒下一點垃圾。當初剛搭起的葡萄架給虫蛀后早已塌下來掃掉，連葡萄藤也被挖走了。右面角上卻添了一個大化糞池，是從緊靠著的五層樓公寓里遷過來的。少掉了好几株花，多了几棵不開花的樹。我想念過去同我一起散步的人，在綠草如茵的時節，她常常彎著身子，或者坐在地上拔除雜草，在午飯前后她有時逗著包弟玩。……我好像做了一場大夢。滿園的創傷使我的心仿佛又給放在油鍋里熬煎。 這樣的熬煎是不會有終結的，除非我給自己過去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了總結，還清了心靈上的欠債。這絕不是容易的事。那么我今后的日子不會是好過的吧。但是那十年我也活過來了。 即使在“說謊成風”的時期，人對自己也不會講假話，何況在今天，我不怕大家嘲笑，我要說：我怀念包弟，我想向它表示歉意。 1980年1月4日 （選自巴金《隨想錄》，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原載《芳草》1982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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