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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個春節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慶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個鄉村的鄉公所樓上。走上一段陰暗的仄仄的樓梯，進到一間有一張方桌和几張竹凳、牆上裝著一架電話的屋子，再進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間，和外間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著一張條子，說是她臨時有事出去，叫我等著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隨手拿起一張報紙來看，忽然听見外屋板門吱地一聲開了，過了一會儿，又听見有人在挪動那竹凳子。我掀開帘子，看見一個小姑娘，只有八九歲光景，瘦瘦的蒼白的臉，凍得發紫的嘴唇，頭發很短，穿一身很破舊的衣褲，光腳穿一雙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牆上的听話器，看見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縮了回來。我問她：“你要打電話嗎？”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點頭說；“我要XX醫院，找胡大夫，我媽媽剛才吐了許多血！”我問：“你知道XX醫院的電話號碼嗎？”她搖了搖頭說：“我正想問電話局……”我赶緊從机旁的電話本子里找到醫院的號碼，就又問她：“找到了大夫，我請他到誰家去呢？”她說：“你只要說王春林家里病了，他就會來的。” 我把電話打通了，她感激地謝了我，回頭就走。我拉住她問：“你的家遠嗎？”她指著窗外說：“就在山窩那棵大黃果樹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說著就噎、噎、噎地下樓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報紙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詩三百首》來，看了一半，天色越發陰沉了，我的朋友還不回來。我無聊地站了起來，望著窗外濃霧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黃果樹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個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媽媽。我下樓在門口買了几個大紅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順著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門口。 我輕輕地叩著板門，剛才那個小姑娘出來開了門，抬頭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來就微笑了，招手叫我進去。這屋子很小很黑，靠牆的板舖上，她的媽媽閉著眼平躺著，大約是睡著了，被頭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臉向里側著，只看見她臉上的亂發，和腦后的一個大髻。門邊一個小炭爐，上面放著一個小沙鍋，微微地冒著熱气。這小姑娘把爐前的小凳子讓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邊。不住地打量我。我輕輕地問：“大夫來過了嗎？”她說：“來過了，給媽媽打了一針……她現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說：“你放心，大夫明早還要來的。”我問；“她吃過東西嗎？這鍋里是什么？”她笑說：“紅薯稀飯——我們的年夜飯。”我想起了我帶來的橘子，就拿出來放在床邊的小矮桌上。她沒有做聲，只伸手拿過一個最大的橘子來，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兩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輕輕地探捏著。 我低聲問：“你家還有什么人？”她說：“現在沒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沒有說下去，只慢慢地從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來，放在她媽媽的枕頭邊。 爐火的微光，漸漸地暗了下去，外面變黑了。我站起來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過穿著麻線的大針，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對地穿起來，像一個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著，又從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頭，放在里面點起來，遞給我說：“天黑了，路滑，這盞小橘燈照你上山吧！” 我贊賞地接過，謝了她，她送我出到門外，我不知道說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說：“不久，我爸爸一定會回來的。那時我媽媽就會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畫一個圓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們大家也都好了！”顯然地，這“大家”也包括我在內。 我提著這靈巧的小橘燈，慢慢地在黑暗潮濕的山路上走著。這朦朧的橘紅的光，實在照不了多遠，但這小姑娘的鎮定、勇敢、樂觀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覺得眼前有無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經回來了，看見我提著小橘燈，便問我從哪里來。我兌：“從……從王春林家來。”她惊异地說：“王春林，那個木匠，你怎么認得他？去年山下醫學院里，有几個學生，被當做共產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蹤了，据說他常替那些學生送信……” 當夜，我就离開那山村，再也沒有听見那小姑娘和她母親的消息。 但是從那時起，每逢春節，我就想起那盞小橘燈。十二年過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來了。她媽媽也一定好了吧？因為我們“大家”都“好”了！ 原載1957年1月31日《中國少年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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