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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1904－1986）是第一個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 丁玲是個有著火一樣性情的新式女性。早在中學時代為反抗封建婚姻，她离開了湘西那個像《紅樓夢》中賈府一般的家，“作為一個流放的叛徒，到上海去”。20年代莎菲式的苦悶陰鷙，到30年代已變成上街游行、寫標語、貼牆報、散傳單、飛行集會等革命行動。她不愿坐在家里寫文章，也不滿足于只是寫几篇文章。1931年丈夫胡也頻遇害后，她在沈從文的仗義護送下，將不滿周歲的孩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三天后又轉身返回上海。她向地下党組織要求去蘇區，在實際斗爭中釋放心中的苦痛。但党組織安排她留在上海編輯《北斗》雜志，她只能接受任務。“實際我心中成天裝著一盆火，只想找人發泄！” 1933年5月她被國民党特務綁架，秘密地從上海押解到南京軟禁起來。她試圖越獄，又嘗試自殺，更為自己与馮達之間“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的同居關系，并導致怀孕、生育而懊悔不已。外間輿論謠言四起。“我真像一只被關在籠子里的老虎，怀著一顆餓狼般的心，只想吃人！”到1936年5月她才得以抽身暫時离開南京到北平，遇到曹靖華時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暫時住在北平，或別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個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動，也無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說我自己要說的話。 爾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風幫她一步步与共產党組織聯系。第三天她見到馮雪峰———一個与自己“曾有過熱烈的愛情”，參加長征后由陝北被派到上海領導文化界工作的共產党人。 看到他我第一個感覺是他變了。怎么變了，變在什么地方，我說不清楚，也不可能細想下去；我只顧自己說話。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并不是說到什么傷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這眼淚已經准備了很長時間，准備了三年的時間，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經三年了，三年來隨時都想找一個地方把它全部傾瀉出來。我已經忍無可忍，呵！我該流一次眼淚了。于是我盡情地哭了起來了。我以為我會得著滿腔同情和無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聲冷峻的問話。雪峰說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個人在那里受罪？你應該想到，有許許多多人都同你一樣在受罪：整個革命在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樣受著罪咧。”這的确是我沒有想到的。此時此刻，我唯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卻給了一盆冷水。（丁玲：《魍魎世界》） 她更感到委屈了。几經周折，她痛下決心，堅決要求到陝北。她將希望再寄托于新的環境，新的社會，新的人与事。況且在陝北的紅軍隊伍中，林伯渠是她的表兄，毛澤東也可以算是她的故交——當初在長沙周南女子中學時，丁玲与楊開慧同校；學潮中她們得到毛潤之（澤東）的支持，又一起轉到岳云中學，開湖南男女同校之風气。她深信著，她准備著去擁抱陝北那片新的大地，新的人生！ 1936年10月底，丁玲從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在洛川停留一天。她剪短了頭發，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軍衣，以土坑為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個不停，練習著騎馬的技術要領。頭發是女人的驕傲。剪短頭發是一种心理的象征，她渴望著從此后永遠告別那齷齪魍魎的世界，進入到一個新天地，獲得一种新人生。上隴東前線，組織“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過軍事化、半軍事化的生活，所有生活的苦楚，在不斷的動作中遺忘。她体會到激流中与風浪搏斗，1939年丁玲對斯諾夫人說：“來這儿以前，我總是睡不著，可是現在睡得很香甜，也變胖了。簡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書頁間的昨日黃花，此間的丁玲，：“她是一個使你想起喬治·桑和喬治利亞特那些別的偉大女作家的女子——一個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變人的，尤其能改變一個三十歲的女人。再過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趙超构先生見到的丁玲，“她大眼、濃眉、粗糙的皮膚、矮胖的身材、灰色的軍服，聲音洪亮，‘有一點象女人’”。“她豪飲，健談，難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煙抽得很密，大口的吸進，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顯示她的豪放气質”。生活改變著丁玲，然而丁玲又畢竟是丁玲。 她以最大的熱情去迎接這新的生活，听紅軍講戰斗的故事，用一時難以轉變的歐化的語言記錄描述這些故事。 1938年11月，她脫离西戰團，到延安入馬列學院學習一年。1939年10月任“文協”副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至1941年初去川口農村養病兼創作，同年4月抽調參与創辦《解放日報》。這期間，她經歷了從初到保安、延安時為民族，為個人，抗爭命運，不斷行動的理性選擇；到走進社會，在殘酷現實的血与淚中，触動了自己的心靈，警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識；進而引起她對現代中國知識女性的命運感知，知識分子良知責任的确立，中國現代社會發展的歷史思考。繼《我在霞村的時候》，她又相繼寫出了《在醫院中時》（1940．），《夜》（1941．）等小說。一方面銳利地揭露了革命隊伍中像何華明那樣工農干部的陰暗心理，一方面大膽地刻畫了陸萍這樣一位對文學更感興趣的從上海一個產科學校畢業的學生，到抗大入了党，參加革命工作后，与革命隊伍的全面矛盾和尖銳對立。“她是一個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開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鐵箍套在頭上，她能違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顧這鐵箍么，這由她自愿套上來的？”工作中，她理性地批判著一切，總不滿于現狀，与不識字的庄稼漢出身的醫院院長，放牛娃出身的指導員及整個環境格格不入，以至于神經衰弱舊症复發，夜夜失眠，陷于一种劇烈的自我的斗爭里。縱然如此，“她永遠相信，真理是在自己這邊的。”作者對陸萍這個藝術典型的態度，有批評，但更多的是同情和理解。借此丁玲表現出了一個知識分子對延安社會的某种獨立意識和批判精神。 作為這种意識和精神的集中体現，是她從寫小說轉入雜文創作。 在雜文創作中，丁玲批判了革命隊伍中干部衣服、騎馬代步、馬列學院的文憑頭銜等等不良的風習和落后愚昧的心態；否定了文藝創作中“要求自己每篇文章都合乎新民主主義”，“斤斤追求其合乎理論的范圍”，被教員稱贊“意思好”的舍本求末的方法，強調生活材料不等于文學創作，創作最需要有自己的生命感知，最需要關注人的心靈和命運。而一篇《三八節有感》，更是深刻透徹地分析了生活在延安革命隊伍中知識女性的艱難生活、尷尬處境和不幸命運。”“‘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么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正是紀念“三八”婦女節的日子，她卻敢于發別人之所未發，從“被重視”的，熱鬧的表面看出了實際上正是因為不被重視才被重視的嚴峻本質。她以自己藝術家的敏感和知識分子的良知，揭示了遺傳在革命隊伍里，滋生在理想社會肌体上的某种惡瘤。 丁玲是理性地選擇了延安，努力克己地走進延安，出身教養又惠之以韜晦之道。所以，她感受得更多的是延安文人与革命隊伍之間的不适和矛盾。整風運動中，許多人都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評。在一次高級干部學習會上，毛澤東最后說：“《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這句話保了丁玲，文藝整風期間，只有個別單位在牆報上和個別小組的同志對《三八節有感》有批評。到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三次會間合影照像時，毛澤東問：丁玲在哪里呢？照相坐近一點么，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有感》。見丁玲隔他三人挨著朱德坐下時，他放心坐下了。 1942年6月，批判王實味斗爭中，丁玲駁斥王實味對延安文藝界的侮辱，對《三八節有感》作一番自我批評，將自己的《三八節有感》從《野百合花》并列中抽身出來，反戈一擊。 丁玲此間停止了一切文學創作，只有重大紀念日的紀念文章和通訊報道偶爾見諸報端。她又像上前線一樣，打背包，裹綁腿，到柳林同老鄉一起紡線，改革紡車，幫盲藝人韓起祥創作新節目，學習柯仲平、馬健翎的“民眾劇團”創作的民族化、大眾化的經驗，還采訪了許多先進人物。1944年7月1日，毛澤東致信丁玲与歐陽山，為她的一篇介紹邊區合作社模范工作人員的文章《田保霖》所表現出的“新寫作作風”慶祝。 1985年4月，年屆80歲的丁玲重回延安，深藏著半個世紀的記憶与思考，在延安革命紀念館陳列室的一張毛澤東与其他革命前輩合影的照片前駐足良久，迸發成靈感的火花。她感慨万端地說：“當時他們是弟兄，可后來卻成了‘君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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