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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居，在生活上人都說是不幸的，但在情趣上我覺得是最快适的了。假如國民政府新定一條法律：“閒居必須整天禁錮在自己的房間里，”我也不愿出去干事，宁可閒居而被禁錮。 在房間里很可以自由取樂；如果把房間當作一幅畫看的時候，其布置就如畫的“置陳”了。譬如書房，主人的座位為全局的主眼，猶之一幅畫中的middlepoint１，須居全幅中最重要的地位。其他自書架，几、椅、籐床、火爐、壁飾、自鳴鐘，以至痰盂、紙簏等，各以主眼為中心而布置，使全局的焦點集中于主人的座位，猶之畫中的附屬物、背景，均須有護衛主物，顯襯主物的作用。這樣妥帖之后，人在里面，精神自然安定，集中，而快适。這是誰都懂得，誰都可以自由取樂的事。雖然有的人不講究自己的房間的布置，然走進一間布置很妥帖的房間，一定誰也覺得快适。這可見人都會鑒賞，鑒賞就是被動的創作，故可說這是誰也懂得，誰也可以自由取樂的事。 我在貧乏而粗末的自己的書房里，常常歡喜作這個玩意儿。把几件粗陋的家具搬來搬去，一月中總要搬數回。搬到痰盂不能移動一寸，臉盆架子不能旋轉一度的時候，便有很妥帖的位置出現了。那時候我自己坐在主眼的座上，環視上下四周，君臨一切。覺得一切都朝宗于我，一切都為我盡其職司，如百官之朝天，眾星之拱北辰。就是牆上一只很小的釘，望去也似乎居相當的位置，對全体為有机的一員，對我盡專任的職司。我統御這個天下，想像南面王的气概，得到几天的快适。 有一次我閒居在自己的房間里，曾經對自鳴鐘尋了一回開心。自鳴鐘這個東西，在都會里差不多可說是無處不有，無人不備的了。然而它這張臉皮，我看慣了真討厭得很。羅馬字的還算好看；我房間里的一只，又是粗大的數學碼子的。數學的九個字，我見了最頭痛，誰愿意每天做數學呢！有一天，大概是閒日月中的閒日，我就從牆壁上請它下來，拿油畫顏料把它的臉皮涂成天藍色，在上面畫几根綠的楊柳枝，又用硬的黑紙剪成兩只飛燕，用漿糊黏住在兩只針的尖頭上。這樣一來，就變成了兩只燕子飛逐在楊柳中間的一幅圓額的油畫了。凡在三點二十几分，八點三十几分等時候，畫的构圖就非常妥帖，因為兩只飛燕适在全幅中稍偏的位置，而且追隨在一塊，畫面就保住均衡了。辨識時間，沒有數目字也是很容易的：針向上垂直為十二時，向下垂直為六時，向左水平為九時，向右水平為三時。這就是把圓周分為四個quarter１，是肉眼也很容易辦到的事。一個quarter里面平分為三格，就得長針五分鐘的距离了，雖不十分容易正确，然相差至多不過一兩分鐘，只要不是天文台、電報局或火車站里，人家家里上下一兩分鐘本來是不要緊的。倘眼睛銳利一點，看慣之后，其實半分鐘也是可以分明辨出的。這自鳴鐘現在還挂在我的房間里，雖然慣用之后不甚新穎了，然終不覺得討厭，因為它在壁上不是顯明的實用的一只自鳴鐘，而可以冒充一幅油畫。 除了空間以外，閒居的時候我又歡喜把一天的生活的情調來比方音樂。如果把一天的生活當作一個樂曲，其經過就像樂章（movement）的移行了。一天的早晨，晴雨如何？冷暖如何？人事的情形如何？猶之第一樂章的開始，先已奏出全曲的根柢的“主題”（thema）。一天的生活，例如事務的紛忙，意外的發生，禍福的臨門，猶如曲中的長音階變為短音階的，C調變為F調，adagio２變為allegro３，其或晝永人閒，平安無事，那就像始終C調的andante４的長大的樂章了。以气候而論，春日是孟檀爾伸５（Mendelssohn），夏日是裴德芬１（Beethoven），秋日是曉邦２（Chopin）、修芒３（Schumann），冬日是修斐爾德４（Schubert）。這也是誰也可以感到，誰也可以懂得的事。試看無論甚么机關里，團体里，做無論甚么事務的人，在陰雨的天气，辦事一定不及在晴天的起勁、高興、積极。如果有不論天气，天天照常辦事的人，這一定不是人，是一架机器。只要看挑到我們后門頭來賣臭豆腐干的江北人，近來秋雨連日，他的叫聲自然懶洋洋地低鈍起來，遠不如一月以前的炎陽下的“臭豆腐干！”的熱辣了。 胜利快來到了。逃難的辛勞漸漸忘卻了。我住在重慶郊外的沙坪壩廟灣特五號自造的抗建式小屋中的數年間，晚酌是每日的一件樂事，是白天筆耕的一种慰勞。 我不喜吃白酒，味近白酒的白蘭地，我也不要吃。巴拿馬賽會得獎的貴州茅台酒，我也不要吃。總之，凡白酒之類的，含有多量酒精的酒，我都不要吃。所以我逃難中住在廣西貴州的几年，差不多戒酒。因為廣西的山花，貴州的茅台，均含有多量酒精，無論本地人說得怎樣好，我都不要吃。 由貴州茅台酒的產地遵義遷居到重慶沙坪壩之后，我開始恢复晚酌，酌的是“渝酒”，即重慶人仿造的黃酒。 我所以不喜白酒而喜黃酒，原因很簡單：就為了白酒容易醉，而黃酒不易醉。“吃酒圖醉，放債圖利”，這种功利的吃酒，實在不合于吃酒的本旨。吃飯，吃藥，是功利的。吃飯求飽，吃藥求愈，是對的。但吃酒這件事，性狀就完全不同。吃酒是為興味，為享樂，不是求其速醉。譬如二三人情投意合，促膝談心，倘添上各人一杯黃酒在手，話興一定更濃。吃到三杯，心窗洞開，真情摯語，娓娓而來。古人所謂“酒三昧”，即在于此。但決不可吃醉，醉了，胡言亂道，誹謗唾罵，甚至嘔吐，打架。那真是不會吃酒，違背吃酒的本旨了。所以吃酒決不是圖醉。所以容易醉人的酒決不是好酒。巴拿馬賽會的評判員倘換了我，一定把一等獎給紹興黃酒。 沙坪的酒，當然遠不及杭州上海的紹興酒。然而“使人醺醺而不醉”，這重要條件是具足了的。人家都講究好酒，我卻不大關心。有的朋友把從上海坐飛机來的真正“陳紹”送我。其酒固然比沙坪的酒气味清香些，上口舒适些；但其效果也不過是“醺醺而不醉”。在抗戰期間，請紹酒坐飛机，与請洋狗坐飛机有相似的意義。這意義所給人的不快，早已抵銷了其气味的清香与上口的舒适了。我与其吃這种紹酒，宁愿吃沙坪的渝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這真是善于吃酒的人說的至理名言。我抗戰期間在沙坪小屋中的晚酌，正是“意不在酒”。我借飲酒作為一天的慰勞，又作為家庭聚會的一种助興品。在我看來，晚餐是一天的大團圓。我的工作完畢了；讀書的、辦公的孩子們都回來了；家离市遠，訪客不再光臨了；下文是休息和睡眠，時間盡可從容了。若是這大團圓的晚餐只有飯菜而沒有酒，則不能延長時間，匆匆地把肚皮吃飽就散場，未免太少興趣。況且我的吃飯，從小養成一种快速習慣，要慢也慢不來。有的朋友吃一餐飯能消磨一兩小時，我不相信他們如何吃法。在我，吃一餐飯至多只花十分鐘。這是我小時從李叔同先生學鋼琴時養成的習慣。那時我在師范學校讀書，只有吃午飯（十二點）后到一點鐘上課的時間，和吃夜飯（六點）后到七點鐘上自修的時間，是教彈琴的時間。我十二點吃午飯，十二點一刻須得到彈琴室；六點鐘吃夜飯，六點一刻須得到彈琴室。吃飯，洗碗，洗面，都要在十五分鐘內了結。這樣的數年，使我養成了快吃的習慣。后來雖無快吃的必要，但我仍是非快不可。這就好比反芻類的牛，野生時代因為怕獅虎侵害而匆匆吞入胃內，急忙回到洞內，再吐出來細細地咀嚼，養成了反芻的習慣；做了家畜以后，雖無快吃的必要，但它仍是要反芻。如果有人勸我慢慢吃，在我是一件苦事。因為慢吃違背了慣性，很不自然，很不舒服。一天的大團圓的晚餐，倘使我以十分鐘了事，豈不太草草了？所以我的晚酌，意不在酒，是要借飲酒來延長晚餐的時間，增加晚餐的興味。 沙坪的晚酌，回想起來頗有興味。那時我的儿女五人，正在大學或專科或高中求學，晚上回家，報告學校的事情，討論學業的問題。他們的身体在我的晚酌中漸漸高大起來。我在晚酌中看他們升級，看他們畢業，看他們任職。就差一個沒有看他們結婚。在晚酌中看成群的儿女長大成人，照一班的人生觀說來是“福气”，照我的人生觀說來只是“興味”。這好比飲酒賞春，眼看花草樹木，欣欣向榮；自然的美，造物的用意，神的恩寵，我在晚酌中歷歷地感到了。陶淵明詩云：“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我在晚酌三杯以后，便能体會這兩句詩的真味。我曾改古人詩云：“滿眼儿孫身外事，閒將美酒對銀燈。”因為沙坪小屋的電燈特別明亮。 還有一种興味，卻是千載一遇的：我在沙坪小屋的晚酌中，眼看抗戰局勢的好轉。我們白天各自看報，晚餐桌上大家報告討論。我在晚酌中眼看東京的大轟炸，莫索里尼的被殺，德國的敗亡，獨山的收复，直到波士坦宣言的發出，八月十日夜日本的無條件投降。我的酒味越吃越美。我的酒量越吃越大，從每晚八兩增加到一斤。大家說我們的胜利是有史以來的一大奇跡。我的胜利的歡喜，是在沙坪小屋晚上吃酒吃出來的！所以我确認，世間的美酒，無過于沙坪壩的四川人仿造的渝酒。我有生以來，從未吃過那樣的美酒。即如現在，我已“胜利复員，榮歸故鄉”；故鄉的真正陳紹，比沙坪壩的渝酒好到不可比擬，我也照舊每天晚酌；然而味道遠不及沙坪的渝酒。因為晚酌的下酒物，不是物价狂漲，便是盜賊蜂起；不是貪污舞弊，便是橫暴壓迫。沙坪小屋中的晚酌的那种興味，現在已經不可复得了！唉，我很想回重慶去，再到沙坪小屋里去吃那种美酒。 酒，應該說飲，或喝。然而我們南方人都叫吃。古詩中有“吃茶”，那么酒也不妨稱吃。說起吃酒，我忘不了下述几种情境： 二十多歲時，我在日本結識了一個留學生，崇明人黃涵秋。此人愛吃酒，富有閒情逸致。我二人常常共飲。有一天風和日暖，我們乘小火車到江之島去游玩。這島臨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陰如蓋，中間設著許多矮榻，榻上舖著紅氈毯，和環境作成強烈的對比。我們兩人踞坐一榻，就有束紅帶的女子來招待。“兩瓶正宗，兩個壺燒。”正宗是日本的黃酒，色香味都不亞于紹興酒。壺燒是這里的名菜，日本名叫tsuboyaki，是一种大螺螄，名叫榮螺（sazae），約有拳頭來大，殼上生許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擺平，象三足鼎一樣。把這大螺螄燒殺，取出肉來切碎，再放進去，加入醬油等調味品，煮熟，就用這殼作為器皿，請客人吃。這器皿象一把壺，所以名為壺燒。其味甚鮮，确是侑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這雙筷用紙袋套好，紙袋上印著“消毒割著”四個字，袋上又插著一個牙簽，預備吃過之后用的。從紙袋中拔出筷來，但見一半已割裂，一半還連接，讓客人自己去裂開來。這木頭是消毒過的，而且沒有人用過，所以用時心地非常快适。用后就丟棄，价廉并不可惜。我贊美這种筷，認為是世界上最進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過方能再用；中國人用竹筷，也是洗過再用，很不衛生，即使是象牙筷也不衛生。日本人的消毒割箸，就同牙簽一樣，只用一次，真乃一大發明。他們還有一种牙刷，非常簡單，到處雜貨店發賣，价錢很便宜，也是只用一次就丟棄的。于此可見日本人很有小聰明。且說我和老黃在江之島吃壺燒酒，三杯入口，万慮皆消。海鳥長鳴，天風振袖。但覺心曠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黃愛調笑，看見年輕侍女，就和她搭訕，問年紀，問家鄉，引起她身世之感，使她掉下淚來。于是臨走多給小帳，約定何日重來。我們又仿佛身在小說中了。 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對手還是老黃，地點卻在上海城隍廟里。這里有一家素菜館，叫做春風松月樓，百年老店，名聞遐邇。我和老黃都在上海當教師，每逢閒暇，便相約去吃素酒。我們的吃法很經濟：兩斤酒，兩碗“過澆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所謂過澆，就是澆頭不澆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來當飯吃。人們叫別了，常喊作“過橋面”。這里的冬菇非常肥鮮，十景也非常入味。澆頭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還有剩余，可以澆在面上。我們常常去吃，后來那堂倌熟悉了，看見我們進去，就叫“過橋客人來了，請坐請坐！”現在，老黃早已作古，這素菜館也改頭換面，不可复識了。 另有一种情境，則見于患難之中。那年日本侵略中國，石門灣淪陷，我們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轉桐廬，在城外河頭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們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寶函。他有一個孫子，名叫貞謙，約十七八歲，酷愛讀書，常常來向我請教問題，因此寶函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這老翁年約六十多歲，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邊的圓鼓凳上。我一到，他就請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站起身來，揭開鼓凳的蓋，拿出一把大酒壺來，在桌上的杯子里滿滿地斟了兩盅；又向鼓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來，就和我對酌。他的鼓凳里裝著棉絮，酒壺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來的兩碗黃酒，熱气騰騰。酒是自家釀的，色香味都上等。我們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閒談。談的大都是關于他的孫子貞謙的事。他只有這孫子，很疼愛他。說“這小人一天到晚望書，身体不好……”望書即看書，是桐廬土白。我用空話安慰他，騙他酒吃。騙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備后來報謝他。但我們住在河頭上不到一個月，杭州淪陷，我們匆匆离去，終于沒有報謝他的酒惠。現在，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貞謙已入中年，情況不得而知。 最后一种情境，見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時我僦居在里西湖招賢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對門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對聯，叫做“居鄰葛岭招賢寺，門對孤山放鶴亭”。家居多暇，則閒坐在湖邊的石凳上，欣賞湖光山色。每見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邊垂釣。他釣的不是魚，而是蝦。釣鉤上裝一粒飯米，挂在岸石邊。一會儿拉起線來，就有很大的一只蝦。其人把它關在一個瓶子里。于是再裝上飯米，挂下去釣。釣得了三四只大蝦，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籃里，起身走了。我問他：“何不再釣几只？”他笑著回答說：“下酒夠了。”我跟他去，見他走進岳墳旁邊的一家酒店里，揀一座頭坐下了。我就在他旁邊的桌上坐下，叫酒保來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卻不叫菜，取出瓶子來，用釣絲縛住了這三四只蝦，拿到酒保燙酒的開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蝦已經變成紅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醬油，就用蝦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蝦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個酒徒。 此人常到我家門前的岸邊來釣蝦。我被他引起酒興，也常跟他到岳墳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問姓名。我們都獨酌無伴，就相与交談。他知道我住在這里，問我何不釣蝦。我說我不愛此物。他就向我勸誘，盡力宣揚蝦的滋味鮮美，營養丰富。又教我釣蝦的竅門。他說：“蝦這東西，愛躲在湖岸石邊。你倘到湖心去釣，是永遠釣不著的。這東西愛吃飯粒和蚯蚓，但蚯蚓齷齪，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總用飯粒。你看，它現在死了，還抱著飯粒呢。”他提起一只大蝦來給我看，我果然看見那蝦還抱著半粒飯。他繼續說：“這東西比魚好得多。魚，你釣了來，要剖，要洗，要用油鹽醬醋來燒，多少麻煩。這蝦就便當得多：只要到開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須花錢，而且新鮮得很。”他這釣蝦論講得頭頭是道，我真心贊歎。 這釣蝦人常來我家門前釣蝦，我也好几次跟他到岳墳吃酒，彼此熟識了，然而不曾通過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帶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識泰山！”于是敘述他曾經讀過我的隨筆和漫畫，說了許多仰慕的話。我也請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現已忘記，是在湖濱旅館門口擺刻字攤的。下午收了攤，常到里西湖來釣蝦吃酒。此人自得其樂，甚可贊佩。可惜不久我就离開杭州，遠游他方，不再遇見這釣蝦的酒徒了。寫這篇瑣記時，我久病初愈，酒戒又開。回想上述情景，酒興頓添。正是：“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唯恐淺。” 197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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