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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丰子愷

作者:曹山

  我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見到丰子愷先生,都是在他家弄堂口,中間相距20余年。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文人常謂“緣慳一面”,我倒是見了丰先生許多面,回想起來,緣分還真不淺。
  50年代初,我在上海剛進初小。一天,我爬上窗台“望野眼”薑W海俗語“東張西望”之意癒A看到斜對馬路“梵爾頓花園”薯Z改名“長樂村”禮阭韝f走出來三四個人,家父叫我看其中一個長者,說:“那個留長須的就是有名的漫畫家丰子愷先生。”當時丰先生年近花甲,腰板硬朗,風神清雅。過后,家父取出几幅丰先生的作品給我看,一邊贊道:“寥寥數筆,非常傳神,充滿生活情趣}”由丰子愷插圖,他儿子丰華瞻教授翻譯的《格林童話》,是我讀的第一本童話書。從此我認識了畫家丰子愷。
  家父給我的第一本習字帖,封面就是丰子愷的筆墨,里面關于運筆技法的說明也是他所寫的。他的畫,他的字,風格獨特,容易辨認。后來經過書攤,發現坊間各种字帖大多是由他編輯。從此我認識了書法家丰子愷。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我逐步又認識了音樂家丰子愷、文學家丰子愷、翻譯家丰子愷和宗教家丰子愷。
  丰子愷寓所二樓有個陽台間,朝南,冬暖夏涼,充他的書房。由于東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還有天窗,他白天可以看到太陽,夜晚可以看到月亮,故而把書房取名為“日月樓”。欣喜之余并吟出“日月樓中日月長”之句。誰知杭州耆宿馬一浮听說后,也吟一句湊成一副對聯送給他:“星河界里星河轉,日月樓中日月長”。
  丰子愷將那副對聯一直挂在書房里,希望好光景如同日月一般久長。起初几年還真可以,有好几次“十一”慶典時,我在我家窗前看見丰子愷胸前佩著紅絲帶,精神矍鑠地站在弄堂口,等汽車接去觀禮。不料后來,各种政治運動層出不窮,“文化大革命”更鬧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長樂村是“黑幫”虧資本家、反動學術權威之類繞陘丹a區,抄家時可謂“風景這邊獨好”。“日月樓”早已名存實亡了。當時我高中剛畢業,見此情景,不免替丰先生捏一把汗。
  有一天下午,大概是1967年初春吧,我与同學吳君打丰子愷家門前經過,忽見廊檐下有一張刺眼的大字報,湊前一看,赫然三個大字:“認罪書”}開頭是這樣寫的:“本人姓丰名潤,筆名子愷,男,年七十一,浙江石門灣人。”這种格式使人想起法院判決書,如今跟藝術家丰子愷聯系起來,不免有點滑稽的意味。接下來歷述自己的“罪狀”:1956年發表《城中好高髻》一畫惡毒諷刺党的領導和各項方針政策;1962年文代會發言中提到的那把剪冬青的大剪刀,是對毛主席的雙百方針的瘋狂攻擊;等等。最后用當時的俗套,自稱“罪該万死”,“打倒丰子愷}毛主席万歲}”盡管類似的認罪書當時隨處可見,但見到丰子愷的筆跡,卻使我感到震動,替他難過。
  我和吳君看完,生怕丰家有人出來撞見,便匆匆离去。以丰子愷寫《緣緣堂隨筆》和畫《護生畫集》那樣的生花妙筆,竟用來寫這种烏七八糟的認罪書,我倆一路之上感慨不已。有一個念頭不時的浮上心頭:丰先生的墨寶,求都求不到,何不把它揭下來收藏,日后不失為一件文物|
  第二天,我把這想法告訴吳君,吳君慨然表示愿意幫我把風。但我沉吟再三,認為不妥。倒不是我沒有膽量;其實,在此以前,我和家兄就曾半夜三更到淮海路去,揭過上面印有北京紅衛兵揪斗中央首長的大幅照片的告示,那風險無疑要大得多,我怕的是那樣做會連累丰子愷。
  第三天上午,陰雨刮風。我不放心,又過馬路去看。只見風送斜雨打濕了“認罪書”的下半部,左上角已經脫膠,略呈下垂狀。好}天助我也}看來我不去揭,風也是要去揭的。我在附近打了好几個來回,總覺得有人在注意我,沒机會下手。看來只好等到天黑再說了。
  那天,我等待天黑的景況,形容起來,倒用得著李清照的字句:我也“守著窗儿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此時行人稀少,机會難得,我飛步下樓,撐著雨傘穿過馬路。長樂村內暮色蒼茫。走近看時不免有點忐忑。嗚呼}廊檐下空空如也,卻不見那“認罪書”。莫非叫風給刮跑了|我在鄰近几家的門前找了一遍。完了,完了}都怪我動作慢了一步,讓風或別人捷足先登了,后來我夢中不止一次去揭那張紙。
  最后一次見到丰子愷是1975年夏。丰子愷被几個人從弄內攙出來,扶上“黃魚車”薑@种三輪運貨車癒A顯然是送去醫院。多年不見,老先生已白發蒼蒼,顯得形容憔悴。跟20年前參加“十一”慶典的情景,形成強烈的對照,其實此時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韶光匆匆,彈指几十年過去了。“日月樓”早已易主。人來人往,景物依舊;歲月不駐,又見春風。有誰還記得這里曾經住過一位海內外聞名的藝術大師?

  摘自《書城》1999年第12期 曹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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