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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執教的余英時在80年代撰長文《〈十批判書〉与〈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指責郭沫若《十批判書》抄襲乃師錢穆著作《先秦諸子系年》。此后，國內也有人繼起評郭，而其所評多不出余氏所指范圍。 如果真如余英時所說，胡适、顧頡剛、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會著文指出這一點，這些人被認為有自由主義傳統，政治立場顯然与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實上，他們几位都對郭的史學成就給予了相當高的評价。 40年代中期，顧頡剛寫《當代中國史學》，其中寫到：“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偉著。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自有此書后，我們才摸著一些邊際。”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胡适的日記中記下了他所提的候選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据說力爭郭沫若當選的是傅斯年。我們提及這些事，是因為覺得這可能對于我們全面認識郭沫若的歷史定位有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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