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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郭沫若的學術著作，有兩件事在學術界流傳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響。其一，有人指責郭沫若的學術，缺乏應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說他有抄襲行為。其證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書》(以下簡稱《十批》)，抄襲了錢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以下簡稱《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還有要"焚書"之說。這兩件事都是關系到人們對郭沫若著作的看法問題，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襲"說 這樁學術公案，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香港、台灣學術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認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應否定。 一樁學術冤案說郭沫若"抄襲"者，只將《十批》和《系年》兩書中，討論同一問題所征引的文獻資料和論斷進行簡單的比較，加上有傾向性的按語，擺出了兩書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從表面看，兩書都是研究先秦諸子的，郭書比錢書晚出十年，确有抄書之嫌。然而，人們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對比的圈子，就會豁然開朗，見到這樁學術公案的真相。 兩書性質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企圖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動；《系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是用年輪推算方法考證諸子年代之作。因此兩書側重點不同。 "抄襲"說的真相任何一位學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的，郭沫若、錢穆也不例外。人們只要將《系年》出版以前的有關論著和《系年》做比較研究，就會發現：該書与《十批》論斷相同的問題，几乎無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學者講過的。當代學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還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產是同一時代人的問題，不是錢穆考證發現的。早在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一書，在討論列子時就有。該書所征引的文獻，被《系年》所采用，論斷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對《困學紀聞》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關于列子，《四庫全書總目》論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獻，如劉向《敘錄》、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孫《子略》諸書，梁啟超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都引用了，先后順序一樣，論斷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庫提要》所說"劉向校上奏"語，在梁書中稱"劉向《敘錄》"；《系年》呢?也用了，而且也稱"《敘錄》"。可見，錢穆用了梁氏的論著，但未注明出處。梁氏循《四庫提要》的思路討論《列子》，用了該書的觀點，在文中提到《四庫提要》；而《系年》雖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們既找不到梁氏之書名，也未見有《四庫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論著，是至為明顯的，有的考證從材料到結論与早于它的有關論著的字句都一樣。如《系年·吳起傳左傳》條与《四庫提要·春秋左傳正義》條，就是一個典型事例。當然，錢穆也稍稍改動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號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為"王荊公"，前者為名，"荊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荊國公"的簡稱；"葉夢得"，錢穆改為"葉石林"，"石林"是葉夢得的號；"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號，大概查不到，為了有所區別，將"丘"加了一個"阜"，成了"邱"。至于"宋元諸儒"，則被改成"宋后諸儒"。還有的字句被錢穆置于其雙行小字的夾注內。可以肯定地說，《四庫提要》的文字，錢穆用了，但在《系年·吳起傳左傳》考中未注明出處。 《系年》得益于梁啟超的論著不少。如有關孔子門人漆雕開的考證，梁氏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漆雕子》和《宓子》兩條中的有關文字雖然不多，但使《系年》獲益不淺，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過，梁誤將《漆雕子》一書的篇數"十三篇"，說成了"十二篇"，也給《系年》制造了一個矛盾。《系年》對此產生了兩說。一為考辨二九，与梁說同，此說我們僅見于梁氏之書；一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說。再如，吳起為法家說錢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書》非商鞅所著"說，梁啟超在其《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用了《四庫提要·商子》條的材料，證明《商君書》為后人所作：1.該書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謚；2.《徠民篇》、《弱民篇》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庫提要》；《系年》卻未說引自何書。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書，人們還以為，這是錢穆的一大發現呢!這樣的例子還有，就不一一列舉了。 錢穆對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觀點,有的被化整為零，分別放進其數"考"之中，而且這類"考"多屬細小問題。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襲"說，是不能成立的，此說純屬無中生有，詬誣賢者! 二、郭沫若的"燒書"說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標准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好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有時候階級觀點模糊。（《十批判書》手跡影印初版1945年重慶群益出版社） 兩個星期后，《光明日報》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發表了這一講話，而中國共產党的机關報《人民日報》又過了一個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轉載。這件爆炸性的新聞，在國內、國外都產生了极大的影響，使很多人感到惊訝和不理解，人們一時議論紛紛。不少人認為，這是郭沫若發出"他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對象的信號，說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國朋友，特別是日本朋友，也對此表示了极大的關注。 "焚書"說緣起早在"文革"剛剛拉開序幕的時候，對明史專家吳□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就已經牽連到了不少歷史學家，郭沫若當然也不能例外。他雖然已經預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書說了如下的話： 我只是擺設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讓我挂那么多頭銜，來了運動我就要檢討(王廷芳：《周總理和郭老的友誼》)。 談話充分表達了郭沫若當時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從談話內容，人們不難看出，郭沫若對"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給他帶來的災難的估計是不足的。后來事態的發展，使得他開始清醒。雖然他早有辭去行政職務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沒有向任何人提過。"文革"使他下決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寫信給當時任中國科學院党組書記的張勁夫，提出辭去自己所擔任的院長職務。但未獲准。盡管郭沫若仍然擔任著許多要職，然而，在那個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樣，已到了基本上無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屆人大代表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報告以后，講出了要將自己以前的東西全部燒掉的意向。 "講話"記錄發表的內幕郭沫若關于"燒書"的發言，引起了已經紅极一時大權在握的"中央文革籌備小組"領導人之一康生的興趣，他向人大常委會要這個發言記錄。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連貫為慎重起見，拿著整理好的記錄稿，親自到郭沫若家中，請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連貫帶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發言記錄后，曾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不久，康生讓《光明日報》于四月二十八日公開發表了這個發言。之后，又過了一個星期，才由《人民日報》轉載。這是极為反常的事件。因為在過去，大多是別的報刊轉載《人民日報》的報道。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籌備小組"當時對《人民日報》的負責人態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報》的負責人穆欣此時又是"中央文革籌備小組"的成員之一。至于康生要講話記錄的事，郭沫若在當時是一無所知。 郭沫若對"燒書"說的解釋郭沫若對自己發言的解釋，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釋是"講話"公開發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來訪的外賓時，他深知由于國際友人的關心，這是接待交談的必然話題，所以郭沫若有意識地把接待來訪者的地點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讓這些關心他的國際友人知道：郭沫若還是原來的郭沫若，郭沫若寫的書還放在書櫥里，并沒有燒掉。他在回答朋友們的詢問時，先讓大家看看自己的勞動果實，然后告訴人們關于"燒書"不是真的要燒，本意是"要像鳳凰涅槃那樣在自焚后從火中再生"，來訪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釋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頭解釋"焚書"說之外，郭沫若還有一個書面的答疑。 青年教師徐正之，正在撰寫一篇有關郭沫若歷史劇本《武則天》的文章，他讀了郭沫若的"燒書"說后，認為郭沫若的發言是缺乏辯證觀點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這种過激的思想与言論，极易把運動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將自己對發言的看法增進自己正在撰寫的文稿中。對"燒書"說進行了批判。他指出"簡單的燒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真正的共產党人要敢于堅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錯誤"，他還援引了毛澤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語錄，"希望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歷史時期更要建樹新的功勳，努力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帶著寫好的文章來到北京王府井，走訪《人民日報》社。一位老編輯接待了他。當接待者知道徐正之來訪的意圖后，閱讀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條處理文章的建議，請他選擇。其三點建議是：一、將文章抄成大字報，張貼在北京街頭；二、在群眾辦的小報上發表；三、由《人民日報》社代為轉交郭沫若處理。徐正之采納了第三种辦法，當即給郭沫若寫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閱后對文章提出意見，并用"挂號退還"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讀了徐正之的信稿后，還寫了一封回信，內容如下： 大作拜讀了，謝謝您的指教。謹如囑"挂號退還"。我自己也希望能成為"一個徹底的'辨證'唯物主義者。"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 看來，郭沫若"燒掉"的意思，就是"鳳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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