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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新曲藝的一些小經驗


  根据我自己習作通俗曲藝的經驗,提出下列應該注意的几點,供大家參考:
  (一)把握形式:在民間進行的曲藝里,不要說是唱的,就是說的也有一定的技巧与形式。我們的新詩須改成鼓詞或小曲才能唱,我們的新小說須改成評書才能說。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利用民間曲藝的技巧与形式,才能把我們的作品說給或唱給人民听。所以,要為人民制作曲藝,我們就必須先把握住曲藝的形式。
  當然,我們可以創造新形式。但這問題不是我在這里所要說的。
  最妥當的辦法是要寫鼓詞,就要去和藝人學一兩段鼓詞;要寫金錢板就先學會一兩段金錢板。我們自己,即使是粗枝大葉的,若能說或唱一兩段老玩藝儿,赶到寫制這路東西的時候,就方便的多了。
  在抗日戰爭中,我認識了唱京音大鼓的富少舫先生和唱犁鏵大鼓的董蓮枝女士。他們請求我給寫新詞,我要求他們先教我唱一兩段。他們真的教給了我兩段最長最難學的鼓書。這點工夫沒白費。等到我提筆試寫的時節,我心中對故事的起落結构及腔調音節的運用已大致的都有個譜儿,寫起來較比順利。寫完,經藝人們再增添或改動几句或几個字便可以安腔入弦了。這是個很不錯的辦法。我希望曲藝研究机關能立個講習班,請几位藝人教給我們說說唱唱,而使我們再寫說說唱唱的作品。
  (二)句子要切得開,學習了之后,我們很容易的理會到:故事怎樣布局,腔調如何運用。最難的恐怕是造句了,我們在這一點上要下很大很大的工夫才能弄得差不离。“說”的比較容易,不在話下,“唱”的可有點麻煩。我們首先要知道:唱的須是韻文,不是隨便信口開河,說家常話儿,因此:“小狗子和他的哥哥小牛儿,在院子里的雪地上正扭秧歌。”
  這么一句,雖然分開寫出,可并不是韻文,不能夠唱——除非找音樂家另作新譜,那可就出了咱們現在正談的范圍。讓咱們把前邊的兩句改造一下吧。看:

  “牛儿狗子小哥倆,
  院中雪地扭秧歌。”

  這么一來,可就能唱了——盡管不是很好的句子。原來,民間曲藝的詞句雖然是用土語白話造成的,可是它卻受了舊詩——不是新詩——的影響。在一句的平仄排列上,它不像舊詩那樣的嚴格,可是為了能唱,它的每一句都象舊詩似的那么出聲儿。切得開就會出聲。看:

  “牛儿 狗子 小哥倆
  院中 雪地 扭秧歌。”

  每句都能切成三段,這就有了音節,說也好听,唱也好唱。把三段切法擴大,可以有:

  “大牛儿 二狗儿 兄弟倆個
  院子里 雪地上 去扭秧歌。”

  或:

  “笨大牛儿 傻二狗儿 小哥倆
  院子里頭 雪地上面 扭秧歌。”

  或……
  總而言之,切得開即有辦法唱,切不開沒辦法——像:“蔣介石呀跑到台灣就能保住腦袋嗎!”
  前面說過,一句中的平仄排列不必像舊詩那么嚴格,可是若能顧到這一點就更好。看:

  “雞鴨魚肉擺滿案,
  山珍海味樣樣全。”

  唱是一樣能唱,可就不如:

  “雞鴨魚肉樁樁有,
  海味山珍樣樣全。”

  雖然“山珍海味”在口語中比“海味山珍”更現成一點。自然,有人一定非用“山珍海味”不可,也沒有多大關系。
  (三)拼命押韻:押韻(轍)是最使人頭疼的事。它往往教我們因顧得合轍押韻,不能不犧牲了很好的白字眼和意思。可是,轍若用得俏皮,它的效果就遠非散文所能及。況且,大鼓,快書,單弦,以及數唱,根本非有轍不可,我們也就只好照辦,責無旁貸了。
  消极的,我們應當避免那些并不活在口語中,而只寄生在民間文藝的詞匯,像“娘”,“馬能行”,“馬走戰”,“快些云”等。
  消极的,我們不該用半個詞,像“殲滅”,而只用“殲”;“棺材”,而只用“棺”。“殲滅戰”是個新名詞,可是用此全詞,民眾能夠接受——民眾學習能力并不很小。反之,若單用一個“殲”字押韻,像“大軍南下把敵殲”便嫌太文,而且沒有力量。要知道,我們選擇韻腳越響亮明顯越好。字音字義稍一晦澀,唱的人便感到困難,听的人便不易理會。在我的《過新年》太平歌詞里,我原有這么一句:“活埋省下一口棺。”“棺材”是通用的一詞,我卻只用了它的一半。韻有了,而是個瘸子。于是,我就改上:“不是活埋,就是鍘成兩半邊。”
  消极的,不是民眾所熟悉的詞匯,不能因押韻的困難而勉強去用。舉例說:我輕易不用“然”字。必不得已,我只揀大戲与曲子里慣用的“枉然”,“不然”,和“慘然”,而不是“凄然”,“悠然”,和“徒然”。在《過新年》中,我這么寫:

  “大年初一頭一天,
  家家戶戶過新年。

  古往今來多少不平的事,一到新年更顯然。”
  頭兩句是許多鼓詞中慣用的兩句話,沒有什么可挑剔。為轉入正文,我必須用兩句話墊上,以便承上啟下。可是,第四句越看越別扭,越看越不對勁。“顯然”生硬,不很通俗。我改了再改,而始終換不掉它。于是,另生一計,把全句改成“越過新年越顯然。”一句有兩個“越”字,近于口語,足以減輕“顯然”的罪過。可是,到今天我還對它不滿。
  韻腳也怕硬湊。韻押得好,是水到渠成;押得不好,是鴨子上樹。初學者往往重复句子的末一字,使之成韻,不管通不通。像:王二上了山巔巔,李四摸著須尖尖……。這不好。遇到這种句子,頂好是從新寫過,不可偷懶。這种用字法,即使用得不錯;也難得叫好:因為兩個同音字相連,不易立得牢穩。韻腳既是腳,就必須立得住,不東搖西擺。看:“電車鈴儿響噹噹”好?
  還是“電車鈴儿響叮噹”好?
  赶到唱起來的時候,“叮噹”就取得絕對的优勢。
  以上是消极的指出我們應避免什么;現在,我們說些積极的應作些什么。
  是的,我們應當拼命去押韻,因為韻腳是韻文中畫龍點睛的地方。韻押得漂亮,現成,則全句的精神為之一振。韻押得不響亮,不現成,則唱無技可施,听者感到悶气。對押韻,我們不該取照例公式,隨便敷衍的態度,而是要煞費苦心,出奇致胜。記得在重慶的時候,我給富少舫先生寫過一段《新拴娃娃》。每逢他使這段活的時候,第一個摔板必得滿堂彩,第二個摔板永遠若無其事。第一個摔板是:

  “二姐另有一宗病,
  見了情人先說頭疼,
  又恰好忘帶了阿司匹靈。”

  阿司匹靈,在近二十年來,差不多已代替了万應錠。可是,它還沒入過鼓詞。經過這么一用,它就即新穎,又現成,唱者脫口而出,毫無勉強,听者不由得叫出“好”來。
  第二個摔板是劉二姐去參觀圖畫展覽會,假充行家,發表了意見:
  “哎呀你們來看哪,
  這一枝梅花畫得多么紅!”
  我原來是要俏皮劉二姐的淺薄無知——梅花的好坏,不在乎畫得紅不紅。而且“紅”在中東轍里又是個有分量的字。我想,這一句一唱出來,必能得到喝彩。可是,台下沒有一個叫好的。這個“紅”字沒能負起它應盡的責任,因為它不像阿司匹靈的“靈”那么現成,听者得想半天才能悟出道理來。這一想呀,可就耽誤了喝彩喲!
  十三套轍里有寬有窄,為保險一點,我們應先挑選寬的用,如中東,人辰,汪洋,言前等轍。不過,即使用了寬轍,我們若不努力去找字,不努力去調換句子,還是(以用中東轍說吧)三句一個“在其中”,兩句一個“美英雄”,翻來覆去,老是那么几個字。假若我們肯下心去搜尋民間的俏皮話,歇后語,成語,我們(還以中東轍來說)就會連“寵”,“坑”,等不易用的字也搬運出來,像:“照舊(舅)窮來照舊苦,真是外甥打燈籠。”和“一個蘿卜一個坑。”
  韻押不好,往往是因為要一气寫成,不肯細心推敲。推敲的辦法最好不要只在一個字上著想,而須改動句子。是“香”好呢,還是“芳”好呢,只是一個字的問題。若是句子根本不行,把“芳”換成“香”仍然沒用,雖然大致的說,“香”比“芳”更現成,更響亮一些。比如說,我們寫到:“二嫂正作炒豆腐,
  廚房里面噴噴香。”
  我們就立刻發現“噴噴香”不現成,因為我們平常總說“香噴噴的”而不大說“噴噴香”。假若我們就盯住香字打主意,我們就毫無辦法;把“香”換成了“芳”就更糟。假若我們調動調動句子呢,我們就可以得到:“香噴噴的豆腐鍋里炒,笑咪咪的二嫂在廚房。”
  照這樣,我們還可以得到好几樣不同的句子,任我們選擇。改了再改,四面八方的調動,我們才能把鼓詞和一切上韻的東西寫成為通俗的“詩”。我們必須自居為民間詩人,而不要以為七八個字一句,分開行寫,就諸事大吉了。
  一般的鼓詞(單弦等不都這樣)都是上下句儿,上句末一字用仄聲的字,下句的平聲。有的人很能寫,但不辨平仄,于是寫出來不能唱,慢工出巧匠,多翻翻國語字典(假若用京語寫作)就行了,別怕麻煩,寫成而不能唱就更麻煩。
  (四)要努力描寫:鼓書單弦等是一個人的戲劇。唱者一個人要把人,事,景,情,都唱出來,忽而戰鼓咚咚,忽而虫聲唧唧,忽而高,忽而低,忽而英雄气短,忽而儿女情長。可是,他必須有好本子,然后才能這樣作。寫好本子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必須把人物,情景,描寫得好,藝人才能施展本事,獨自有聲有色的唱一出戲。沒有描寫,即無形象,也就空洞無物。
  描寫要消极的不落俗套。民間文藝之所以有時顯出庸凡,就因為自周朝到現在的小姐們都是柳葉眉,杏核眼;大將都是虎背熊腰;在服裝上,趙云代表銀袍勇將,張飛代表黑臉將軍,于是多少多少勇將都和趙云、張飛是一個模子磕出來的。我們今天的小姐即不以柳葉眉杏眼為美,我們的大將也不穿戴金甲金盜;我們得用自己的筆描畫新的人物。同樣的,我們今天的人既不身高丈二,也不能力舉千斤。我們不妨科學一點,勿過于夸大。
  夸大,可是,不是完全要不得的。為使人物突出,我們不妨夸大一點,可就是別太過火了。
  描寫人物風景要簡單而能生動,這是很不容易作到的。在下筆之前,我們要有充分的准備,把人物依著觀察的結果在心中通過多少多少遍;寫完,要改了再改。寫景最好配備著故事,《草船借箭》的霧,《御碑亭》的雨是非寫不可的。泛泛的寫景,如青山綠水,柳暗花明,大可不必。描寫是為了引人入胜,如見其人,如臨其境,而不是為顯露文才,搬來一大堆修詞的東西。
  沒有故事的鼓詞等最難寫,而不是絕對不能寫。只要語言真能通俗,真能深入淺出,真能自然現成,就是說教講理還能成功。
  以上所述,都是關于技巧的;至于思想如何正确,應當宣傳什么,是另一問題,恕不多贅。
  載一九五○年三月七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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