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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七”抗戰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時寫兩篇長篇小說。這兩篇是兩家刊物的“長篇連載”的特約稿，約定：每月各登万字，稿酬十元千字。這樣，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職業寫家矣。兩篇各得三万余字，暴敵即詭襲蘆溝橋，遂不續寫。兩稿与書籍俱存在濟南的齊魯大學內，今已全失。十一月，我從濟南逃出，直到去年１夏天，始終沒有想過長篇。為稍稍盡力于抗戰的宣傳，人家給我出什么題，我便寫什么；好坏不管，只求盡力；于是，時間与精力零售，長篇不可得矣。還有，在抗戰前寫作，選定題旨，可以從容搜集材料，而后再從容的排列，從容的修改。抗戰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難得從容，乃不敢輕率從事長篇。再說，全面抗戰，包羅万象，小題不屑于寫，大題又寫不上來，只好等等看。去年夏天到北碚，決定寫個中篇小說。原因：（一）天气极熱，不敢回渝；北碚亦暑，但較渝清靜，故決留碚寫作。（二）抗戰中曾屢屢試寫劇本，全不象樣，友好多勸舍劇而返歸小說。（三）榮譽軍人蕭君亦五在碚服務，關于軍事者可隨時打听。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万余字，決于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廿日出院，仍須臥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于十一月中旬抵碚。廿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复，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万字，是為《火葬》。 寫完，從頭讀閱一遍，自下判語：要不得，有种种原因使此書失敗：（一）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气奇暑，又多病痛，非极勉強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說。我的寫作生活一向是有規律的，這就是說，我永遠不晝夜不分的赶活，而天天把早半天划作寫作的時間，寫多寫少都不管，反正過午即不再作，夜晚連信也不寫。不過，這細水長流的辦法也須在身体好，心境好的時候才能行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時節，象去年夏天，就沒法不過度的勉強，而過度的勉強每每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煙，喝茶，愣著，擦眼鏡，在屋里亂轉，著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几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么？我早已精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儿吧。這不是文藝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文城。文城是地圖上找不出的一個地方，這就是說，它并不存在，而是由我心里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并沒有在任何淪陷區住過。只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讀者連那里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我寫了文城，可是寫完再看，連我自己也不認識了它！這個方法要不得！ 不過，上述的一些還不是致命傷。最要命的是我寫任何一點都沒有入骨。我要寫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對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為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与經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里面填滿。 抗戰文藝，談何容易！ 有人說：戰爭是沒有什么好寫的，因為戰爭是丑惡的，破坏的。我以為這個意見未免太偏。假若社會上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文藝材料，我不知道為何應當單單把戰爭除外。假若文藝是含有獎善懲惡的目的，那么戰爭正是善与惡的交鋒，為什么不可以寫呢？而且，今日的戰爭是全面的，無分前方后方，無分老少男女，處處全都受著戰爭的影響。歷史，在這一節段，便以戰爭為主音。我們今天不寫戰爭和戰爭的影響，便是閉著眼過日子，假充糊涂。不錯，戰爭是丑惡的，破坏的；可是，只有我們能分析它，關心它，表現它，我們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滅戰爭与建立和平，假使我們因厭惡戰爭而即閉口無言，那便是丟失了去面對現實与真理的勇气，而只好禱告菩薩賜給我們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极顯明的分為兩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們也有強詞奪理的一片道理好講。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設民主政治的這一半，不但是須用全力赴戰，打倒侵略，他們也必須闡揚他們的作戰的目的，而壓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謊言。我們的筆也須作戰，不是為提倡戰爭，頌揚戰爭，而是為從戰爭中掘出真理，以消滅戰爭。我們即不能因冷淡戰爭，忽視戰爭，而就得到和平，那么我們就必須把握住現實，從戰爭中取得胜利；只有“我們”取得胜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們要從丑惡中把美麗奪回，從破坏中再行建設。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個公民應負起的責任，為什么作家單不喜歡這個調調儿呢？ 這可就給作家們找來麻煩。戰爭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呀！教作家們從何處說起呢？他們不知道戰術与軍隊的生活，不認識攻擊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曉得運輸与統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一切准備与設施。他寫什么呢？怎么寫呢？于是，連博學的蕭伯納老人也皺了眉，而說戰爭是沒有什么可寫的了——我記得他似乎這么說過。于是，戰時的出版物反倒讓一個政治家或官吏的報告——象威爾基的《天下一家》与克魯的《東京歸來》——或一位新聞記者的冒險的經歷，与一個戰士的日記，風行一時了。不錯，一本講戀愛故事的劇本，或是有十個嫌疑犯的殺人案的偵探小說，也能風行一時，銷售百万，可是無奈讀者們的心中卻有個分寸，他們會辨別哪個是天下大事，哪個是無聊的閒書。等到事過境遷，人們若想看看反映時代的東西，他們會翻閱《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后花園里的福爾摩司！而且他們會恥笑戰時的文人是多么無聊，多么淺薄，多么懦弱！ 從這一點來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它要關心戰爭，它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滅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敗。它的失敗不在于它不應當寫戰爭，或是戰爭并無可寫，而是我對戰爭知道得太少。我的一點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蕩來蕩去，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別人也都知道，我沒能給人們揭開一點什么新的東西。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戰爭不是不可寫，而是不好寫。 我曉得，我應當寫自己的确知道的人与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戰放在一旁，而只寫我知道的貓儿狗儿。失敗，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試寫我不知道的東西，我就永遠不想知道它了。什么比戰爭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畝變成荒地，使黃河改了道，使城市變為廢墟，使弱女子變成健男儿，使書生變為戰士，使肉体与鋼鐵相抗。最要緊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為死敵。我們不從這里學習，認識，我們算干嗎的呢？寫失敗了一本書事小，讓世界上最大的事輕輕溜過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藝作品的目的專是為給人娛樂，那么象《戰爭与和平》那樣的作品便根本不應存在。我們似乎應當“取法乎上”吧？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极坏。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极坏，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象《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气。這部十万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光陰即便是白用，可是飯食并不白來。十行紙——連寫鈔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廿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鈔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么大的本錢，我敢輕于去丟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并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并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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