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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藍東陽的時代。他丑，他髒，他無恥，他狠毒，他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寶貝。他已坐上了汽車。他忙著辦新民會的事，忙著寫作，忙著組織文藝協會及其他的會，忙著探听消息，忙著戀愛。他是北平最忙的人。 當他每天一進辦公廳的時候，他就先已把眉眼扯成象天王腳下踩著的小鬼，狠狠的向每一個職員示威。坐下，他假裝的看公文或報紙，而后忽然的跳起來，扑向一個職員去，看看職員正在干什么。假若那個職員是在寫著一封私信，或看著一本書，馬上不是記過，便是開除。他以前沒作過官，現在他要把官威施展得象走歡了的火車頭似的那么凶猛。有時候，他來得特別的早，把職員們的抽屜上的鎖都擰開，看看他們私人的信件，或其他的東西。假若在私人信件里發現了可疑的字句，不久，就會有人下獄。有時候，他來的特別的遲，大家快要散班，或已經散了班。他必定要交下去許多公事，教他們必須馬上辦理，好教他們餓得發慌。他喜歡看他們餓得頭上出涼汗。假若大家已經下了班，他會派工友找回他們來；他的時間才是時間，別人的時間不算數儿。特別是在星期天或休假的日子，他必定來辦公。他來到，職員也必須上班；他進了門先點名。點完名，他還要問大家：“今天是星期日，應當辦公不應當？”大家當然要答應：“應當！”而后，他還要補上几句訓詞：“建設一個新的國家，必須有新的精神！什么星期不星期，我不管！我只求對得起天皇！”在星期天，他這樣把人們折磨個半死，星期一他可整天的不來。他也許是在別處另有公干，也許是在家中睡覺。他不來辦公，大家可是也并不敢松懈一點，他已經埋伏下偵探，代他偵察一切。假若大家都怕他，他們也就都怕那個工友；在他不到班的時候，工友便是他的耳目。即使工友也溜了出去，大家彼此之間也還互相猜忌，誰也不曉得誰是朋友，誰是偵探。東陽几乎每天要調出一兩個職員去，去開小組會議。今天他調去王与張，明天他調去丁与孫，后天……當開小組會議的時候，他并沒有什么正經事和他們商議，而永遠提出下列的問題：“你看我為人如何？” “某人對我怎樣？” “某人對你不甚好吧？” 對于第一個問題，大家都知道怎樣回答——捧他。他沒有真正的學識与才干，而只捉住了時机，所以他心虛膽小，老怕人打倒他。同時，他又喜歡听人家捧他，捧得越肉麻，他心里越舒服。听到捧，他開始覺得自己的确偉大；而可以放膽胡作非為了。即使有人夸贊到他的眉眼，他都相信，而去多照一照鏡子。 對于第二個問題可就不易回答。大家不肯出賣朋友，又不敢替別人擔保忠心耿耿，于是只好含糊其詞。他們越想含糊閃躲，他越追究得厲害；到末了，他們只好說出同事的缺點与坏處。這可是還不能滿足他，因為他問的是：“某人對我怎樣？”被迫的沒了辦法，他們盡管是造謠，也得說：“某人對你不很好！”并且舉出事實。他滿意了，他們可是賣了友人。 第三個問題最厲害。他們是給日本人作事，本來就人人自危，一听到某人對自己不好，他們馬上就想到監獄与失業。經過他這一問，朋友立刻變成了仇敵。 這樣，他的手下的人都多長出了一只眼，一個耳，和好几個新的心孔。他們已不是朋友与同事，而是一群強被圈在一塊儿的狼，誰都想冷不防咬別人一口。東陽喜歡這种情形：他們彼此猜忌，就不能再齊心的反抗他。他管這個叫作政治手腕。他一會儿把這三個捏成一組，反對那四個；一會儿又把那四個叫來，反對另外的兩個。他的臉一天到晚的扯動，心中也老在鬧鬼。坐著坐著，因為有人咳嗽一聲，他就嚇一身冷汗，以為這是什么暗號，要有什么暴動。睡著睡著也時常惊醒，在夢里他看見了炸彈与謀殺。他的世界變成了個互相排擠，暗殺，升官，享受，害怕，所組成的一面蛛网，他一天到晚老忙著布置那些絲，好不叫一個鳥儿沖破他的网，而能捉住几個蚊子与蒼蠅。 對于日本人，他又另有一套。他不是冠曉荷，沒有冠曉荷那么高的文化。他不會送給日本人一張名畫，或一對古瓶；他自己就不懂圖畫与磁器，也沒有審美的能力。他又不肯請日本人吃飯，或玩玩女人，他舍不得錢。他的方法是老跟在日本人的后面，自居為一條忠誠的癩狗。上班与下班，他必去給日本人鞠躬；在辦公時間內還要故意的到各處各科走一兩遭，專為給日本人致敬。物無大小，連下雨天是否可以打傘，他都去請示日本人。他一天不定要寫多少簽呈，永遠親自拿過去；日本人要是正在忙碌，沒工夫理會他，他就規規矩矩的立在那里，立一個鐘頭也不在乎，而且越立得久越舒服。在日本人眼前，他不是處長，而是工友。他給他們點煙，倒茶，找雨傘，開汽車門。只要給他們作了一件小事，他立刻心中一亮：“升官！”他寫好了文稿，也要請他們指正，而凡是給他刪改過一兩個字的人都是老師。 他給他們的禮物是情報。他并沒有什么真實的，有价值的消息去報告，而只求老在日本人耳旁唧唧咕咕，好表示自己有才干。工友的与同事們給他的報告，不論怎么不近情理，他都信以為真，并且望風捕影的把它們擴大，交給日本人。工友与同事們貪功買好，他自己也貪功買好，而日本人又宁可屈殺多少人，也不肯白白的放過一個謠言去。這樣，他的責任本是替日本人宣傳德政，可是變成了替日本人廣為介紹屈死鬼。在他的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人。日本人并不討厭他的羅嗦，反倒以為他有忠心，有才干。日本人的心計，思想，与才力，都只在一顆顆的細數綠豆与芝麻上顯露出來，所以他們喜愛東陽的無中生有的，瑣碎的，情報。他的情報，即使在他們細心的研究了以后，證明了毫無根据，他們也還樂意繼續接受他的資料，因為它們即使毫無用處，也到底足以使他們運用心計，象有回事儿似的研究一番。白天見鬼是日本人最好的心理游戲。 藍東陽，這樣，成了個紅人。 他有了錢，坐上了汽車，并且在南長街買了一處宅子。可是，他還缺少個太太。 他也曾追逐過同事中的“花瓶”，但是他的臉与黃牙，使稍微有點人性的女子，都設法躲開他。他三天兩頭的鬧失戀。一失戀，他便作詩。詩發表了之后，得到稿費，他的苦痛便立刻減輕；錢是特效藥。這樣，他的失戀始終沒引起什么嚴重的，象自殺一類的，念頭。久而久之，他倒覺得失戀可以換取稿費，也不無樂趣。 因為常常召集伶人們，給日本人唱戲，他也曾順手儿的追逐過坤伶。但是，假若他的面貌可憎，他的手就更不得人緣；他的手不肯往外掏錢。不錯，他會利用他的勢力与地位壓迫她們，可是她們也并不好欺負，她們所認識的人，有許多比他更有勢力，地位也更高；還有認識日本人的呢。他只好暗中詛咒她們，而無可如何。及至想到，雖然在愛情上失敗，可是保住了金錢，他的心也就平靜起來。 鬧來鬧去，他听到瑞丰丟了官，也就想起胖菊子來。當初，他就很喜歡菊子，因為她胖，她象個肥豬似的可愛。他的斜眼分辨不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他的貪得的心里，只計算斤量；菊子那一身肉值得重視。 同時，他恨瑞丰。瑞丰打過他一拳。瑞丰沒能替他運動上中學的校長。而且，瑞丰居然能作上科長。作科長与否雖然与他不相干，可是他心中總覺得不舒泰。現在，瑞丰丟了官。好，東陽決定搶過他的老婆來。這是報复。報复是自己有能力的一個證明。菊子本身就可愛，再加上報仇的興奮与快意，他覺得這個婚姻實在是天作之合，不可錯過。 他找了菊子去。坐下，他一聲不出，只扯動他的鼻子眼睛，好象是教她看看他象個處長不象。坐了一會儿，他走出去。上了汽車，他把頭伸出來，表示他是坐在汽車里面的。第二天，他又去了，只告訴她：我是處長，我有房子，我有汽車，大概是教她揣摩揣摩他的价值。 第三天，他告訴她：我還沒有太太。 第四天，他沒有去，好容些工夫教她咂摸他的“詩”的語言，与戲劇的行動中的滋味。 第五天，一進門他就問：“你想出處長太太的滋味來了吧？”說完，他便拉住她的胖手，好象抓住一大塊紅燒蹄膀似的，他的心跳得很快，他報了仇！從她的胖臉上，他看見瑞丰的失敗与自己的胜利；他的臉上微微紅了一點。她始終沒有說什么，而只把處長太太与汽車印在了心上。她曉得東陽比瑞丰更厲害，她可是毫無懼意。憑她的一身肉，說翻了的時候，一條胖腿便把他壓個半死！她怎樣不怕瑞丰，便還可以怎樣不怕東陽，他們倆都沒有大丈夫的力量与气概。 她也預料到這個婚姻也許長遠不了。不過，誰管那些個呢。她現在是由科長太太升為處長太太，假若再散了伙，她還許再高升一級呢。一個婦人，在這個年月，須抓住地位。只要能往高處爬，你就會永遠掉不下來。看人家大赤包，那么大的歲數，一臉的雀斑，人家可也挺紅呀。她曾經看見過一位极俊美的青年娶了一個五十多歲，面皮都皺皺了的，暗娼。這個老婆婆的綽號是“佛動心”。憑她的綽號，雖然已經滿臉皺紋，還一樣的嫁給最漂亮的人。以此為例，胖菊子決定要給自己造個象“佛動心”的名譽。有了名，和東陽散了伙才正好呢。 三下五除二的，她和東陽結了婚。 在結婚的以前，他們倆曾拉著手逛過几次公園，也狠狠的吵過几回架。吵架的原因是：菊子主張舉行隆重的結婚典禮，而東陽以為簡簡單單的約上三四位日本人，吃些茶點，請日本人在婚書上的介紹人，證婚人項下簽字蓋章就行了。菊子愛熱鬧，東陽愛錢。菊子翻了臉，給東陽一個下馬威。東陽也不便示弱，毫不退讓。吵著吵著，他們想起來祁瑞丰。菊子以為一定要先把离婚的手續辦清，因為离婚是件出風頭的事。東陽等不及，而且根本沒把瑞丰放在眼里。他以為只要有日本人給他證婚，他便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用不著再多顧慮別的。及至瑞丰拒絕了菊子的請求，東陽提議請瑞丰作介紹人，以便表示出赶盡殺絕。菊子不同意。在她心里，她只求由科長太太升為處長太太，而并不希望把祁家的人得罪淨了。誰知道呢，她想，瑞丰万一再走一步好運，而作了比處長更大的官呢？東陽可以得意忘形，赶盡殺絕。她可必須留個后手儿。好吧，她答應下馬上結婚，而拒絕了請瑞丰作介紹人。對于舉行結婚典禮，她可是仍然堅持己見。東陽下了哀的美敦書：限二十四小時，教她答复，如若她必定要浪費金錢，婚事著勿庸議！ 她沒有答复。到了第二十五小時，東陽來找她：他聲明：他收回“著無庸議”的成命，她也要讓步一點，好赶快結了婚。婚姻——他琢磨出一句詩來——根本就是妥協。 她點了頭。她知道她會在婚后怎樣的收拾他。她已經收拾過瑞丰，她自信也必能教東陽腦袋朝下，作她的奴隸。 她們在一家小日本飲食店里，定了六份儿茶點，慶祝他們的百年和好。四個日本人在他們的證書上蓋了仿宋体的圖章。 事情雖然辦得很簡單，東陽可是并沒忘了擴大宣傳。他自己擬好了新聞稿，交到各報館去，并且囑告登在顯明的地位。 在日本人來到以前，這种事是不會發生在北平的。假若發生了，那必是一件奇聞，使所有的北平人都要拿它當作談話的資料。今天，大家看到了新聞，并沒感到怎么奇怪，大家仿佛已經看明白：有日本人在這里，什么怪事都會發生，他們大可不必再用以前的道德觀念批判什么。 關心這件事的只有瑞丰，冠家，和在東陽手下討飯吃的人。 瑞丰的病更重了。無論他怎樣沒心沒肺，他也受不住這么大的恥辱与打擊。按照他的半流氓式的想法，他須挺起脊骨去報仇雪恥。可是，日本人給東陽證了婚，他只好低下頭去，連咒罵都不敢放高了聲音。他不敢恨日本人，雖然日本人使他丟了老婆。只想鬼混的人，沒有愛，也沒有恨。得意，他揚著臉鬼混。失意，他低著頭鬼混。現在，他決定低下頭去，而且需要一點病痛遮一遮臉。 冠家的人欽佩菊子的大膽与果斷。同時也有點傷心——菊子，不是招弟，請了日本人給證婚。而且，東陽并沒約請他們去參加結婚典禮，他們也感到有失尊嚴。但是，他們的傷心只是輕微的一會儿，他們不便因傷心而耽誤了“正事”。大赤包与冠曉荷极快的預備了很多的禮物，坐了汽車去到南長街藍宅賀喜。 已經十點多鐘，新夫婦還沒有起來。大赤包与侍從丈夫闖進了新房。沒有廉恥的人永遠不怕討厭，而且只有討厭才能作出最無恥的事。 “胖妹子！”大赤包學著天津腔，高聲的叫：“胖妹子！可真有你的！還不給我爬起來！” “哈哈！哈哈！好！好得很！”曉荷眉開眼笑的贊歎。 東陽把頭藏起去。菊子露出點臉來，楞眼巴睜的想笑一笑，而找不到笑的地點。“我起！你們外屋坐！”“怕我干什么？我也是女人！”大赤包不肯出去。“我雖然是男人，可是東陽和我一樣啊！”曉荷又哈哈了一陣。哈哈完了，他可是走了出去。他是有“文化”的中國人。 東陽還不肯起床。菊子慢慢的穿上衣服，下了地。大赤包張羅著給菊子梳頭打扮：“你要知道，你是新娘子，非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可！” 等到東陽起來，客廳里已擠滿了人——他的屬員都來送禮道喜。東陽不屑于招待他們，曉荷自動的作了招待員。 菊子沒和東陽商議，便把大家都請到飯館去，要了兩桌酒席。東陽拒絕參加，而且暗示出他不負給錢的責任。菊子招待完了客人，摘下個金戒指押給飯館，而后找到新民會去。在那里，她找到了東陽，當著眾人高聲的說：“給我錢，要不然我會在這里鬧一整天，連日本人鬧得都辦不下公去！”東陽沒了辦法，乖乖的給了錢。 沒到一個星期，菊子把東陽領款用的圖章偷了過來。東陽所有的稿費和薪金，都由她去代領。領到錢，她便馬上買了金銀首飾，存在娘家去。她不象大赤包那樣能摟錢，能揮霍；她是個胖大的扑滿，只吞錢，而不往外拿。她算計好：有朝一日，她會和東陽吵散，所以她必須赶快摟下老本儿，使自己經濟獨立。況且，手中有了積蓄，也還可以作為釣別的男人的餌，假若他真和東陽散了伙。有錢的女人，不論長得多么難看，年紀多大，總會找到丈夫的，她知道。 東陽感覺出來，自己是頭朝了下。可是，他并不想放棄她。他好容易抓到一個女人，舍不得馬上丟開。再說，假若他攆走菊子，而去另弄個女人，不是又得花一份精神与金錢么？還有菊子風言風語的已經暗示給他：要散伙，她必要一大筆錢；嫁給他的時候，她并沒索要什么；散伙的時候，她可是不能隨便的，空著手儿走出去。他無可如何的認了命。對別人，他一向毒狠，不講情理。現在，他碰到個吃生米的，在無可如何之中，他反倒覺得怪有點意思。他有了金錢，地位，名望，權勢，而作了一個胖婦人的奴隸。把得意變成愁苦，他覺出一些詩意來。亡了國，他反倒得意起來；結了婚，他反倒作了犬馬。他是被壓迫者，他必須道出他的委屈——他的詩更多了。他反倒感到生活丰富了許多，而且有詩為證。不，他不能和菊子散伙。散了伙，他必感到空虛，寂寞，無聊，或者還落個江郎才盡，連詩也寫不出了。 同時，每一想起胖菊子的身体，他就不免有點迷惘。不錯，丟了金錢是痛心的；可是女人又有她特具的价值与用處；沒有女人也許比沒有金錢更不好受。“好吧，”他想清楚之后，告訴自己：“只拿她當作妓女好啦！嫖妓女不也要花錢么？”慢慢的，他又給自己找出生財之道。他去敲詐老實人們，教他們遞包袱。這种金錢的收入，既不要收据，也不用簽字蓋章，菊子無從知道。而且，為怕菊子翻他的衣袋，他得到這樣的錢財便馬上用個假名存在銀行里去，決不往衣袋里放。 這樣，他既有了自己的錢，又不得罪菊子，他覺得自己的确是個天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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