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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是奇怪的東西。拿差別說，几乎每一個人都有些特殊的詞匯。只有某人才用某几個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這整個的人，你決不能了解這几個字。我認識毛先生還是三年前的事。我們倆初次見面的光景，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不懂他的話，所以十分注意地听他自己解釋，因而附帶地也記住了當時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話，可不是因為他不會說國語。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我听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寫一篇小說，极精美的印出來，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注解。 那正是個晴美的秋天，樹葉剛有些黃的；蝴蝶們還和不少的秋花游戲著。這是那种特別的天气：在屋里吧，作不下工去，外邊好象有點什么向你招手；出來吧，也并沒什么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覺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這么進退兩難，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飛到那藍色的空中去；繼而一想，飛到那里又干什么呢？立起來，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邊的小蝴蝶那樣飛起去又落下來。秋光把人与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樣好了。 最后，我決定出去看個朋友，仿佛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諒自己似的。來到街上，我還沒有決定去找哪個朋友。天气給了我個建議。這樣晴爽的天，當然是到空曠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學去找老梅，因為大學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園。 從樓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里呢：他屋子的窗戶都開著，窗台上還晒著兩條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聲，他登時探出頭來，頭發在陽光下閃出個白圈儿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連蹦帶跳地上了樓。不僅是他的屋子，樓上各處的門与窗都開著呢，一塊塊的陽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覺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門口迎接我。他蹋拉著鞋片，穿著短衣，看著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課。 “好天气？！”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問出來，同時也都帶出贊美的意思。 屋里敢情還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認識。 老梅的手在我与那位的中間一拉線，我們立刻鄭重地帶出笑容，而后彼此點頭，牙都露出點來，預備問“貴姓”。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君；毛博士。”我們又彼此滋了滋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著窗，斜向屋門立著；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們倆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這位博士，我想。 一邊和老梅閒扯，我一邊端詳這位博士。這個人有點特別。他“全份武裝”地穿著洋服，該怎樣的就全怎樣，例如手絹是在胸袋里掖著，領帶上別著個針，表鏈在背心的下部橫著，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過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顯然是曾經換過掌儿。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為誰許下了愿，發誓洋裝三年似的；手絹必放在這儿，領帶的針必別在那儿，都是一种責任，一种宗教上的條律。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儿，而令人聯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強勁儿。 他的臉斜對著屋門，原來門旁的牆上有一面不小的鏡子，他是照鏡子玩呢。他的臉是兩頭翹，中間洼，象個元寶筐儿，鼻子好象是睡搖籃呢。眼睛因地勢的關系——在元寶翅的溜坡上——也顯著很深，象兩個小圓槽，槽底上有點黑水；下巴往起翹著，因而下齒特別的向外，仿佛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么帶勁。脖子上安著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地長著一大堆黑頭發，過度負責地梳得光滑。 他照著鏡子，照得有來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別。他是背著陽光，所以臉的中部有點黑暗，因為那塊十分的低洼。一看這點洼而暗的地方，我就赶緊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陰了天。這位博士把那么晴好的天气都帶累得使人怀疑它了。這個人別扭。 他似乎沒心听我們倆說什么，同時他又舍不得走開；非常地無聊，因為無聊所以特別注意他自己。他讓我想到：這個人的穿洋服与生活著都是一种責任。 我不記得我們是正說什么呢，他忽然轉過臉來，低洼的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儿，仿佛向心里找點什么。及至眼又睜開，他的嘴剛要笑就又改變了計划，改為微聲歎了口气，大概是表示他并沒在心中找到什么。他的心里也許完全是空的。“怎樣，博士？”老梅的口气帶出來他确是對博士有點不敬重。 博士似乎沒感覺到這個。利用歎气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仿佛天气很熱似的。“犧牲太大了！”他說，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腳伸出很遠去。 “哈佛的博士，受這個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開心呢。 “真哪！”博士的語聲差不多是顫著：“真哪！一個人不該受這個罪！沒有女朋友，沒有電影看，”他停了會儿，好象再也想不起他還需要什么——使我當時很納悶，于是總而言之來了一句：“什么也沒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樣洼，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淚來；他千真万确地是很難過。 “要是在美國？”老梅又幫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電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電影，大概他心里沒什么了。我想。我試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戲好啊，倒可以看看。”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來：“听外國朋友說，中國戲野蠻！” 我們都沒了話。我有點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議去洗澡；城里新開了一家澡堂，据說設備得很不錯。我本是約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聲，他既是在這儿，況且又那么寂寞。 博士搖了搖頭：“危險哪！” 我又胡涂了；一向在外邊洗澡，還沒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里多么髒！”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國，只有上海。 “此地与上海不同，”我給他解釋了這么些。 “可是中國還有哪里比上海更文明？”他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順眼——嘴差點碰到腦門，鼻子完全陷進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國？”老梅是有點故意開玩笑。“真哪！”博士又鄭重起來：“美國家家有澡盆，美國的旅館間間房子有澡盆！要洗，嘩——一放水：涼的熱的，隨意對；要換一盆，嘩——把陳水放了，從新換一盆，嘩——”他一气說完，每個“嘩”字都帶著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國的自來水龍頭。最后他找補了一小句：“中國人髒得很！” 老梅乘博士“嘩嘩”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博士先走出去，說了一聲，“再見哪”。說得非常地難听，好象心里滿蓄著眼淚似的。他是舍不得我們，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國”澡堂去，無論是多么干淨！ 等到我們下了樓，走到院中，我看見博士在一個樓窗里面望著我們呢。陽光斜射在他的頭上，鼻子的影儿給臉上印了一小塊黑；他的上身前后地微動，那個小黑塊也忽長忽短地動。我們快走到校門了，我回了回頭，他還在那儿立著；獨自和陽光反抗呢，仿佛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里，老梅有几次要提說毛博士，我都沒接碴儿。他對博士有點不敬，我不愿意被他的意見給我對那個人的印象染上什么顏色，雖然毛博士給我的印象并不甚好。我還不大明白他，我只覺得他象個半生不熟的什么東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國長大的：不完全象中國人，也不完全象外國人。他好象是沒有根儿。我的觀察不見得正确，可是不希望老梅來幫忙；我愿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覺得他別扭；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龍生九种，种种各別”的那种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個机會。老梅托我給代課。老梅是這么個人：誰也不知道他怎樣布置的，每學期中他總得請上至少兩三個禮拜的假。這一回是，据他說，因為他的大侄子被瘋狗咬了，非回家几天不可。 老梅把鑰匙交給了我，我雖不在他那儿睡，可是在那里休息和預備功課。 過了兩天，我覺出來，我并不能在那儿休息和預備功課。只要我一到那儿，毛博士就象毛儿似的飛了來。這個人寂寞。有時候他的眼角還帶著點淚，仿佛是正在屋里哭，听見我到了，赶緊跑過來，連淚也沒顧得擦。因此，我老給他個笑臉，雖然他不叫我安安頓頓地休息會儿。 雖然是菊花時節了，可是北方的秋晴還不至于使健康的人長吁短歎地悲秋。毛博士可還是那么憂郁。我一看見他，就得望望天色。他仿佛會自己制造一种苦雨凄風的境界，能把屋里的陽光給赶了出去。 几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語了。他有這個好處：他能滿不理會別人怎么向他發楞。誰愛發楞誰發楞，他說他的。他不管言語本是要彼此傳達心意的；跟他談話，我得設想著：我是個留聲机，他也是個留聲机；說就是了，不用管誰明白誰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開玩笑呢，誰能和個留聲机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樣吧，我總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該這樣。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与听戲。出去走走總該行了。“怎能一個人走呢？真！”博士又歎了口气。 “一個人怎就不能走呢？”我問。 “你總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沒這么胡涂過。 “一個人去走！”他的眼睛，雖然那么洼，冒出些火來。“我陪著你，那么？” “你又不是女人，”他歎了口長气。 我這才明白過來。 過了半天，他又找補了一句：“中國人太髒，街上也沒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轉了彎。“找朋友吃小館去，打网球去；或是獨自看點小說，練練字……”我把銷磨光陰的辦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責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義的事儿。 他的回答倒還一致，一句話抄百宗：沒有女人，什么也不能干。 “那么，找女人去好啦！”我看准陣式，總攻擊了。“那不是什么難事。” “可是犧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胡涂炮。 “嗯？”也好，我倒有机會練習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陣。 “你得給她買東西吧？你得請她看電影，吃飯吧？”他好象是審我呢。 我心里說：“我管你呢！” “當然得買，當然得請。這是美國規矩，必定要這樣。可是中國人窮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個月拿二百塊洋錢——我得要求加薪！——哪里省得出這一筆費用？”他顯然是說開了頭，我很注意地听。“要是花了這么一筆錢，就順當地訂婚、結婚，也倒好嘍，雖然訂婚要花許多錢，還能不買倆金戒指么？金价這么貴！結婚要花許多錢，蜜月必須到別處玩去，美國的規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鋼絲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發是必要的，鋼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國地毯還好，連美國人也喜愛它！這得用几多錢？這還是順當的話，假如你花了許多錢買東西，請看電影，她不要你呢？錢不是空花了？美國常有這种事呀，可是美國人富哇。拿哈佛說，男女的交際，單講吃冰激凌的錢，中國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沒有往下說，大概是把話頭忘了；也許是被“中國”气迷糊了。 我對這個人沒辦法。他只好苦悶他的吧。 在老梅回來以前，我天天听到些美國的規矩，与中國的野蠻。還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還有許多中國人，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對于上海，他有點害怕：野雞、強盜、殺人放火的事，什么危險都有，都是因為有中國人——而不是因為有租界。他眼中的中國人，完全和美國電影中的一樣。“你必須用美國的精神作事，必須用美國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談到高興的時候——還算好，他能因為談講美國而偶爾地笑一笑——老這樣囑咐我。什么是美國精神呢？他不能簡單地告訴我。他得慢慢地講述事實，例如家中必須有澡盆，出門必坐汽車，到處有電影園，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里的溫度在七十以上，女人們好看，客廳必有地毯……我把這些事都串在一處，還是不大明白美國精神。 老梅回來了，我覺得有點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气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來，我不能天天見他了。這也不能怨老梅。本來嗎，咬他的侄子的狗并不是瘋的，他還能不回來嗎？ 把功課教到哪里交待明白了，我約老梅去吃飯。就手儿請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國”式的交際呢，還是他舍不得錢。 他不去。可是善意地辭謝：“我們年青的人應當省點錢，何必出去吃飯呢，我們將來必須有個小家庭，象美國那樣的。鋼絲床、澡盆、電爐，”說到這儿，他似乎看出一個理想的小樂園：一對儿現代的亞當夏娃在電燈下低語。“沙發，兩人讀著《結婚的愛》，那是真正的快樂，真哪！現在得省著點……” 我沒等他說完，扯著他就走。對于不肯花錢，是他有他的計划与目的，假如他的話是可信的；好了，我看看他享受一頓可口的飯不享受。 到了飯館，我才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點菜，他不懂中國菜。“美國也有很多中國飯舖，真哪。可是，中國菜到底是不衛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約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個！” 我真有心告訴他，把他的姓改為“毛爾”或“毛利司”，豈不很那個？可是沒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來了，毛博士吃得确不帶勁。他的洼臉上好象要滴下水來，時時的向著桌上發楞。老梅又開玩笑了：“要是有兩三個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地醒過來：“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 在自己的小家庭里，兩個人炖一只雞吃吃，真愜意！”“也永遠不請客？”老梅是能板著臉裝傻的。 “美國人不象中國人這樣亂交朋友，中國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愛惜時間，不行的！”毛博士指著臉子教訓老梅。 我和老梅都沒挂气；這位博士确是真誠，他真不喜歡中國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國，最大的犧牲，可是沒法儿改善。他只能厭惡中國人，而想用全力組織個美國式的小家庭，給生命与中國增點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國精神就象是他所形容的那樣，但是他所看見的那些，他都虔誠地信奉，澡盆和沙發是他的神。我也想到，設若他在美國就象他在中國這樣，大概他也是沒看見什么。可是他的确看見了美國的電影園，的确看見了中國人不干淨，那就沒法辦了。 因此，我更對他注意了。我決不會治好他的苦悶，也不想分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 雖然不給老梅代課了，可還不斷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時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里坐坐。 博士的屋里沒有多少東西。一張小床，旁邊放著一大一小兩個鐵箱。一張小桌，舖著雪白的桌布，擺著點文具，都是美國貨。兩把椅子，一張為坐人，一張永遠坐著架打字机。另有一張搖椅，放著個為賣給洋人的團龍繡枕。他沒事儿便在這張椅上搖，大概是想把光陰搖得無可奈何了，也許能快一點使他達到那個目的。窗台上放著几本洋書。牆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几張在美國照的像片。屋里最帶中國味的東西便是毛博士自己，雖然他也許不愿這么承認。 到他屋里去過不是一次了，始終沒看見他擺過一盆鮮花，或是貼上一張風景畫或照片。有時候他在校園里偷折一朵小花，那只為插在他的洋服上。這個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創造一個人為的，美國式的，暖洁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設若這個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實現了，他必定放著窗帘，就是外面的天色變成紫的，或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他也沒那么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与他那點美國精神，宇宙一切并不存在。 在事實上也證明了這個。我們的談話限于金錢、洋服、女人、結婚、美國電影。有時候我提到政治，社會的情形、文藝，和其他的我偶爾想起或哄動一時的事，他都不接碴儿。不過，設若這些事与美國有關系，他還肯敷衍几句，可是他另有個說法。比如談到美國政治，他便告訴我一件事實：美國某議員結婚的時候，新夫婦怎樣的坐著汽車到某禮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維持秩序，因為教堂外觀者如山如海！對別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術、和無論什么，都是結婚与中產階級文化的光華方面的附屬物。至于中國，中國還有政治、藝術、社會問題等等？他最恨中國電影；中國電影不好，當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對中國電影最不滿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摟緊了熱吻。 几年的哈佛生活，使他得到那點美國精神，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難道他不是生在中國？他的家庭不是中國的？他沒在中國——在上美國以前——至少活了二十來歲？為什么這樣不明白不關心中國呢？ 我試探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學与作事的經驗……哼！他的嘴比石頭子儿還結實！這就奇怪了，他永遠赶著別人來閒扯，可是他又不肯說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點來：這位博士并不象我所想的那么簡單。即使他是簡單，他的簡單必是另一种。他必是有一种什么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簡單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松了嘴，我只好從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問到他個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臉。他不回答我的問題，可是他的臉并沒完全閒著。他一定不是個坏人，他的臉出賣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沒能完全胜過他的簡單，可是他必須要深密。或者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為毛博士了；要不然，還有什么活頭呢。人必須有點什么抓得住自己的東西。有的人把這點東西永遠放在嘴邊上，有的人把它永遠埋在心里頭。辦法不同，立意是一個樣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國精神与理想的小家庭是挂在嘴邊上的，可是在這后面，必是在這“后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臉，在我試問他的時候，好象特別的洼了。從那最洼的地方發出一點黑晦，慢慢地布滿了全臉，象片霧影。他的眼，本來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時便更往深處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遠擠著的牙輕輕咬那么几下，耳根有點動，似乎是把心中的事嚴嚴地關住，唯恐走了一點風。然后，他的眼忽然發出些光，臉上那層黑影漸漸地卷起，都卷入頭發里去。“真哪！”他不定說什么呢，与我所問的沒有万分之一的關系。他胜利了，過了半天還用眼角撩我几下。只設想他一生下來便是美國博士，雖然是簡截的辦法，但是太不成話。問是問不出來，只好等著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張椅上搖著玩，而一點別的不干。 光陰會把人事篩出來。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見著老梅，我當然希望也見到那位苦悶的象征。可是博士并沒露面。 我向外邊一歪頭“那位呢？” “一個多星期沒露面了，”老梅說。 “怎么了？” “据別人說，他要辭職，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曉得，他不和別人談私事。” “別人都怎說來？”我确是很熱心的打听。 “他們說，他和學校訂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几年？” “我們都沒合同，學校只給我們一年的聘書。”“怎么單單他有呢？” “美國精神，不訂合同他不干。” 整象毛博士！ 老梅接著說：“他們說，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雖然學校是中國人辦的。博士大概對中國文字不十分信任。他們說，合同訂得是三年之內兩方面誰也不能辭誰，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減薪。雙方簽字，美國精神。可是，干了一年——這不是快到暑假了嗎——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假后就不來了。” “嘔，”我的腦子轉了個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時候是美國精神，不守合同的時候便是中國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于刻薄。 可是他這句話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來。老梅也許是順口地這么一說，可是正說到我的心坎上。“學校呢？”我問。“据他們說，學校拒絕了他的請求；當然，有合同嘛。”“他呢？” “誰知道！他自己的事不對別人講。就是跟學校有什么交涉，他也永遠是寫信，他有打字机。” “學校不給他增薪，他能不干了嗎？” “沒告訴你嗎，沒人知道！”老梅似乎有點看不起我。“他不干，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准知道，學校也不會拿著合同跟他打官司，誰有工夫鬧閒气。” “你也不知道他要求增薪的理由？嘔，我是胡涂虫！”我自動地撤銷這一句，可是又從另一方面提出一句來：“似乎應當有人去勸勸他！” “你去吧；沒我！”老梅又笑了。“請他吃飯，不吃；喝酒，不喝；問他什么，不說；他要說的，別人听著沒味儿；這么個人，誰有法儿象個朋友似的去勸告呢？” “你可也不能說，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 “那要憑怎么看了。病理學家看瘋人都很有趣。”老梅的語气不對，我听著。想了想，我問他：“老梅，博士得罪了你吧？我知道你一向對他不敬，可是——”他笑了。“耳朵還不离，有你的！近來真有點討厭他了。一天到晚，女人女人女人，誰那么愛听！” “這還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又給了他一句。我深知道老梅的為人：他不輕易佩服誰；可是誰要是真得罪了他，他也不輕易的對別人講論。原先他對博士不敬，并無多少含意，所以倒肯隨便的談論；此刻，博士必是真得罪了他，他所以不愿說了。不過，經我這么一問，他也沒了辦法。“告訴你吧，”他很勉強地一笑：“有一天，博士問我，梅先生，你也是教授？我就說了，學校這么請的我，我也沒法。可是，他說，你并不是美國的博士？我說，我不是；美國博士值几個子儿一枚？我問他。他沒說什么，可是臉完全綠了。這還不要緊，從那天起，他好象死記上了我。他甚至寫信質問校長：梅先生沒有博士學位，怎么和有博士學位的——而且是美國的——掙一樣多的薪水呢？我不曉得他從哪里探問出我的薪金數目。” “校長也不好，不應當讓你看那封信。” “校長才不那么胡涂；博士把那封信也給了我一封，沒簽名。他大概是不屑与我為伍。”老梅笑得更不自然了。青年都是自傲的。 “哼，這還許就是他要求加薪的理由呢！”我這么猜。“不知道。咱們說點別的？” 辭別了老梅，我打算在暑假放學之前至少見博士一面，也許能夠打听出點什么來。湊巧，我在街上遇見了他。他走得很急。眉毛擰著，臉洼得象個羹匙。不象是走道呢，他似乎是想把一肚子怨气赶出去。 “哪儿去，博士？”我叫住了他。 “上郵局去，”他說，掏出手絹——不是胸袋掖著的那塊——擦了擦汗。 “快暑假了，到哪里去休息？” “真哪！听說青島很好玩，象外國。也許去玩玩。不過——” 我准知道他要說什么，所以沒等“不過”的下回分解說出來，便又問：“暑假后還回來嗎？” “不一定。”或者因為我問得太急，所以他稍微說走了嘴：不一定自然含有不回來的意思。他馬上覺到這個，改了口：“不一定到青島去。”假裝沒听見我所問的。“一定到上海去的。痛快地看几次電影；在北方作事，犧牲太大了，沒好電影看！上學校來玩啊，省得寂寞！”話還沒說利落，他走開了，一邁步就露出要跑的趨勢。 我不曉得他那個“省得寂寞”是指著誰說的。至于他的去留，只好等暑假后再看吧。 剛一考完，博士就走了，可是沒把東西都帶去。据老梅的猜測：博士必是到別處去謀事，成功呢便用中國精神硬不回來，不管合同上定的是几年。找不到事呢就回來，表現他的美國精神。事實似乎与這個猜測相合：博士支走了三個月的薪水。我們雖不愿往坏處揣度人，可是他的舉動确是令人不能完全往好處想。薪水拿到手里究竟是牢靠些，他只信任他自己，因為他常使別人不信任他。 過了暑假，我又去給老梅代課。這回請假的原因，大概連老梅自己也不准知道，他并沒告訴我嘛。好在他准有我這么個替工，有原因沒有的也沒多大關系了。 毛博士回來了。 誰都覺得這么回來是怪不得勁的，除了博士自己。他很高興。設若他的苦悶使人不表同情，他的笑臉看起來也有點多余。他是打算用笑表示心中的快活，可是那張臉不給他作勁。他一張嘴便象要打哈欠，直到我看清他的眼中沒有淚，才醒悟過來；他原來是笑呢。這樣的笑，笑不笑沒多大關系。他緊這么笑，鬧得我有點發毛咕。 “上青島去了嗎？”我招呼他。他正在門口立著。“沒有。青島沒有生命，真哪！”他笑了。 “啊？” “進來，給你件寶貝看！” 我，傻子似的，跟他進去。 屋里和從前一樣，就是床上多了一個蚊帳。他一伸手從蚊帳里拿出個東西，遮在身后：“猜！” 我沒這個興趣。 “你說是南方女人，還是北方女人好？”他的手還在背后。我永遠不回答這樣的問題。 他看我沒意思回答，把手拿到前面來，遞給我一張像片。而后肩并肩的擠著我，臉上的笑紋好象真要往我臉上走似的；沒說什么；他的嘴也不知是怎么弄的，直唧唧的響。 女人的像片。拿像片斷定人的美丑是最容易上當的，我不愿說這個女人長得怎么樣。就它能給我看到的，不過是年紀不大，頭發燙得很复雜而曲折，小臉，圓下頦，大眼睛。不難看，總而言之。 “定了婚，博士？”我笑著問。 博士笑得眉眼都沒了准地方，可是沒出聲。 我又看了看像片，心中不由得怪難過的。自然，我不能代她斷定什么；不過，我倘若是個女子……“犧牲太大了！”博士好容易才說出話來：“可是值得的，真哪！現在的女人多么精，才二十一歲，什么都懂，仿佛在美國留過學！頭一次我們看完電影，她無論怎說也得回家，精呀！第二次看電影，還不許我拉她的手，多么精！電影票都是我打的！最后的一次看電影才准我吻了她一下，真哪！花多少錢也值得，沒空花了；我臨來，她送我到車站，給我買來的水果！花點錢，值得，她永遠是我的；打野雞不行呀，花多少錢也不行，而且有危險的！從今天起，我要省錢了。”我插進去一句：“你一向花錢還算多嗎？” “哎喲！”元寶底上的眼睛居然努出來了。“怎么不費錢！一個人，吃飯，洗衣服。哪樣不花錢！兩個人也不過花這么多，飯自己作，衣服自己洗。夫婦必定要互助呀。”“那么，何必格外省錢呢？” “鋼絲床要的吧？澡盆要的吧？沙發要的吧？鋼琴要的吧？結婚要花錢的吧？蜜月要花錢的吧？家庭是家庭喲！”他想了想：“結婚請牧師也得送錢的！” “干嗎請牧師？” “鄭重；美國的体面人都請牧師證婚，真哪！”他又想了想：路費！她是上海的；兩個人從上海到這里坐二等車！中國是要不得的，三等車沒法坐的！你算算一共要几多錢？你算算看！”他的嘴咕弄著，手指也輕輕地掐，顯然是算這筆賬呢。大概是一時算不清，他皺了皺眉。緊跟著又笑了：“多少錢也得花的！假如你買個五千元的鑽石，不是為戴上給人看么？一個南方美人，來到北方，我的，能不光榮些么？真哪，她是上海最美的女子；這還不值得犧牲么？一個人總得犧牲的！” 我始終還是不明白什么是犧牲。 替老梅代了一個多月的課，我的耳朵里整天嗡嗡著上海、結婚、犧牲、光榮、鋼絲床……有時候我編講義都把這些編進去，而得從新改過；他已把我弄胡涂了。我真盼老梅早些回來，讓我去清靜兩天吧。觀察人性是有意思的事，不過人要象年糕那樣粘，把我的心都粘住，我也有受不了的時候。 老梅還有五六天就回來了。正在這個時候，博士又出了新花樣。他好象一篇富于技巧的文章，正在使人要生厭的時候，來几句漂亮的。 他的喜勁過去了。除了上課以外，他總在屋里拍拉拍拉的打字。拍拉過一陣，門開了，溜著牆根，象條小魚似的，他下樓去送信。照直去，照直回來；在屋里咚咚地走。走著走著，歎一口气，聲音很大，仿佛要把樓歎倒了，以便同歸于盡似的。歎過气以后，他找我來了，臉上帶著點頂慘淡的笑。“噗！”他一進門先吹口气，好象屋中盡是塵土。然后，“你們真美呀，沒有傷心的事！” 他的話老有這么种別致的風格，使人沒法答碴儿。好在他會自動的給解釋：“沒法子活下去，真哪！哭也沒用，光陰是不著急的！恨不能飛到上海去！” “一天寫几封信？”我問了句。 “一百封也是沒用的！我已經告訴她，我要自殺了！這樣不是生活，不是！”博士連連搖頭。 “好在到年假才還不到三個月。”我安慰著他，“不是年假里結婚嗎？” 他沒有回答，在屋里走著。待了半天：“就是明天結婚，今天也是難過的！” 我正在找些話說，他忽然象忘了些什么重要的事，一閃似的便跑出去。剛進到他的屋中，拍拉，拍拉，拍，打字机又響起來。 老梅回來了。我在年假前始終沒找他去。在新年后，他給我轉來一張喜帖。用英文印的。我很替毛博士高興，目的達到了，以后總該在生命的別方面努力了。 年假后兩三個星期了，我去找老梅。談了几句便又談到毛博士。 “博士怎樣？”我問，“看見博士太太沒有？”“誰也沒看見她；他是除了上課不出來，連開教務會議也不到。” “咱倆看看去？” 老梅搖了頭：“人家不見，同事中有碰過釘子的了。” 這個，引動了我的好奇心。沒告訴老梅，我自己要去探險。 毛博士住著五間小平房，院牆是三面矮矮的密松。遠遠的，我看見院中立著個女的，細條身材，穿著件黑袍，臉朝著陽光。她一動也不動，手直垂著，連蓬松的頭發好象都鑲在晴冷的空中。我慢慢地走，她始終不動。院門是兩株較高的松樹，夾著一個綠短棚子。我走到這個小門前了，与她對了臉。她象嚇了一跳，看了我一眼，急忙轉身進去了。在這极短的時間內，我得了個极清楚的印象：她的臉色青白，兩個大眼睛象迷失了的羊的那樣悲郁，頭發很多很黑，和下邊的長黑袍聯成一段哀怨。她走得极輕快，好象把一片陽光忽然全留在屋子外邊。我沒去叫門，慢慢地走回來了。我的心中冷了一下，然后覺得茫然地不自在。到如今我還記得這個黑衣女。 大概多數的男人對于女性是特別顯著俠義的。我差不多成了她的義務偵探了。博士是否帶她常出去玩玩，譬如看看電影？他的床是否鋼絲的？澡盆？沙發？當他跟我閒扯這些的時候，我覺得他毫無男子气。可是由看見她以后，這些無聊的事都在我心中占了重要的地位；自然，這些東西的价值是由她得來的。我鑽天覓縫地探听，甚至于賄賂毛家的仆人——他們用著一個女仆。我所探听到的是他們沒出去過，沒有鋼絲床与沙發。他們吃過一回雞，天天不到九點鐘就睡覺…… 我似乎明白些毛博士了。凡是他口中說的——除了他真需要個女人——全是他視為作不到的；所以作不到的原因是他愛錢。他夢想要作個美國人；及至來到錢上，他把中國固有的夫為妻綱又搬出來了。他是個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設若他沒上過美國，他一定不會這么樣，他至少在人情上帶出點中國气來。他上過美國，覺著他為中國當個國民是非常冤屈的事。他可以依著自己的方便，在所謂的美國精神裝飾下，作出一切。結婚，大概只有早睡覺的意思。 我沒敢和老梅提說這個，怕他恥笑我；說真的，我實在替那個黑衣女抱不平。可是，我不敢對他說；他的想象是往往不易往厚道里走的。 春假了，由老梅那里我听來許多人的消息：有的上山去玩，有的到別處去逛，我听不到博士夫婦的。學校里那么多人，好象沒人注意他們倆——按一般的道理說，新夫婦是最使人注意的。 我決定去看看他們。 校園里的垂柳已經綠得很有個樣儿了。丁香花可是才吐出顏色來。教員們，有的沒去旅行，差不多都在院中种花呢。到了博士的房子左近，他正在院中站著。他還是全份武裝地穿著洋服，雖然是在假期里。陽光不易到的地方，還是他的臉的中部。隔著松牆我招呼了他一聲：“沒到別處玩玩去，博士？” “哪里也沒有這里好，”他的眼撩了遠處一下。“美國人不是講究旅行么？”我一邊說一邊往門那里湊。 他沒回答我。看著我，他直往后退，顯出不歡迎我進去的神气。我老著臉，一勁地前進。他退到屋門，我也离那儿不遠了。他笑得极不自然了，牙咬了兩下，他說了話：“她病了，改天再招待你呀。” “好吧，”我也笑了笑。 “改天來——”他沒說完下半截便進去了。 我出了門，校園中的春天似乎忽然逃走了。我非常不痛快。 又過了十几天，我給博士一個信儿，請他夫婦吃飯。我算計著他們大概可以來；他不交朋友，她總不會也愿永遠囚在家中吧？ 到了日期，博士一個人來了。他的眼邊很紅，象是剛揉了半天的。臉的中部特別顯著洼，頭上的筋都跳著。 “怎啦，博士？”我好在沒請別人，正好和他談談。 “婦人，婦人都是坏的！都不懂事！都該殺的！”“和太太吵了嘴？”我問。 “結婚是一种犧牲，真哪！你待她天好，她不懂，不懂！”博士的淚落下來了。 “到底怎回事？” 博士抽答了半天，才說出三個字來：“她跑了！”他把腦門放在手掌上，哭起來。 我沒想安慰他。說我幸災樂禍也可以，我确是很高興，替她高興。 待了半天，博士抬起頭來，沒顧得擦淚，看著我說：“犧牲太大了！叫我，真！怎樣再見人呢？！我是哈佛的博士，我是大學的教授！她一點不給我想想！婦人！”“她為什么走了呢？”我假裝皺上眉。 “不曉得。”博士淨了下鼻子。“凡是我以為對的，該辦的，我都辦了。” “比如說？” “儲金，保險，下課就來家陪她，早睡覺，多了，多了！是我見到的，我都辦了；她不了解，她不欣賞！每逢上課去，我必吻一下，還要怎樣呢？你說！” 我沒的可說，他自己接了下去。他是真憋急了，在學校里他沒一個朋友。“婦女是不明白男人的！定婚，結婚，已經花了多少錢，難道她不曉得？結婚必須男女兩方面都要犧牲的。我已經犧牲了那么多，她犧牲了什么？到如今，跑了，跑了！”博士立起來，手插在褲袋里，眉毛擰著：“跑了！”“怎辦呢？”我隨便問了句。 “沒女人我是活不下去的！”他并沒看我，眼看著他的領帶。“活不了！” “找她去？” “當然！她是我的！跑到天邊，沒我，她是個‘黑’人！她是我的，那個小家庭是我的，她必得老跟著我！”他又坐下了，又用手托住腦門。 “假如她和你离婚呢？” “憑什么呢？難道她不知道我愛她嗎？不知道那些錢都是為她花了嗎？就沒一點良心嗎？离婚？我沒有過錯！”“那是真的。”我自己知道這是什么意思。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气好象消了些，舐了舐嘴唇，歎了口气：“真哪，我一見她臉上有些發白，第二天就多給她一個雞子儿吃！我算盡到了心！”他又不言語了，呆呆的看著皮鞋尖。 “你知道她上哪儿了？” 博士搖了搖頭。又坐了會儿，他要走。我留他吃飯，他又搖頭：“我回去，也許她還回來。我要是她，我一定回來。她大概是要回來的。我回去看看。我永遠愛她，不管她待我怎樣。”他的淚又要落下來，勉強地笑了笑，抓起帽子就往外走。 這時候，我有點可怜他了。從一种意義上說，他的确是個犧牲者——可是不能怨她。 過了兩天，我找他去，他沒拒絕我進去。 屋里安設得很簡單，除了他原有的那份家具，只添上了兩把藤椅，一張長桌，桌上擺著他那几本洋書。這是書房兼客廳；西邊有個小門，通到另一間去，挂著個洋花布單帘子。窗上都擋著綠布帘，光線不十分足。地板上舖著一領厚花席子。屋里的气味很象個歐化了的日本家庭，可是沒有那些靈巧的小裝飾。 我坐在藤椅上，他還坐那把搖椅，臉對著花布帘子。我們倆當然沒有別的可談。他先說了話：“我想她會回來，到如今竟自沒消息，好狠心！”說著，他忽然一挺身，象是要立起來，可是极失望地又縮下身去。原來這個花布帘被一股風吹得微微一動。 這個人已經有點中了病！我心中很難過了。可是，我一想結婚剛三個多月，她就逃走，想必她是真受不住了；想必她也看出來，這個人是無希望改造的。三個月的監獄生活是滿可以使人鋌而走險的。況且，夫婦的生活，有時候能使人一天也受不住的——由這种生活而起的厭惡比毒藥還厲害。我由博士的气色和早睡的習慣已猜到一點，現在我要由他口中證實了。我和他談一些嚴肅的話之后便換換方向，談些不便給多于兩個人听的。他也很喜歡談這個，雖然更使他傷心。 他把這种事叫“愛”。他很“愛”她。他還有個理論：“因為我們用腦子，所以我們懂得怎樣‘愛’，下等人不懂！” 我心里說，“要不然她怎么會跑了呢！” 他告訴我許多這种經驗，可是臨完更使他悲傷——沒有女人是活不下去的！我去了几次，慢慢地算是明白了他一點：對于女人，他只管“愛”，而結婚与家庭設備的花費是“愛”的代价。這個代价假如輕一點，“博士”會給增補上所欠的分量。“一個美國博士，你曉得，在女人心中是占分量的。”他說，附帶著告訴我：“你想要個美的，大學畢業的，年青的，品行端正的女人，先去得個博士，真哪！” 他的气色一天不如一天了。對那個花布帘，他越發注意了；說著說著話，他能忽然立起來，走過去，掀一掀它。而后回來，坐下，不言語好大半天。他的臉比綠窗綠得暗一些。 可是他始終沒要找她去，雖然嘴里常這么說。我以為即使他怕花了錢而找不到她，也應當走一走，或至少是請几天假。為什么他不躲几天，而照常的上課，雖然是帶著眼淚？后來我才明白：他要大家同情他，因為他的說法是這樣：“嫁給任何人，就屬于任何人，況且嫁的是博士？從博士怀中逃走，不要臉，沒有人味！”他不能親自追她去。但是他需要她，他要“愛”。他希望她回來，因為他不能白花了那些錢。這個，尊嚴与“愛”，犧牲与恥辱，使他進退兩難，啼笑皆非，一天不定掀多少次那個花布帘。他甚至于后悔沒娶個美國女人了，中國女人是不懂事，不懂美國精神的！ 木槿花一開，就快放暑假了。毛博士已經几天沒有出屋子。据老梅說，博士前几天還上課，可是在課堂上只講他自己的事，所以學校請他休息几天。 我又去看他，他還穿著洋服在椅子上搖呢，可是臉已不象樣儿了，最洼的那一部分已經象陷進去的坑，眼睛不大愛動了，可是他還在那儿坐著。我勸他到醫院去，他搖頭：“她回來，我就好了；她不回來，我有什么法儿呢？”他很堅決，似乎他的命不是自己的。“再說，”他喘了半天气才說出來：“我已經天天喝牛肉湯；不是我要喝，是為等著她；犧牲，她跑了我還得為她犧牲！” 我實在找不到話說了。這個人几乎是可佩服的了。待了半天，他的眼忽然亮了，抓住椅子扶手，直起胸來，耳朵側著，“听！她回來了！是她！”他要立起來，可是只弄得椅子前后的搖了几下，他起不來。 外邊并沒有人。他倒了下去，閉上了眼，還喘著說：“她——也——許——明天來。她是——我——的！”暑假中，學校給他家里打了電報，來了人，把他接回去。以后，沒有人得到過他的信。有的人說，到現在他還在瘋人院里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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