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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


  母親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門外,土城儿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大家都种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察的。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點。外公外婆是什么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至于更遠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只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功夫談論什么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听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体也好。這一點事實卻极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以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
  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因為我的大姐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還長我一歲啊。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時候,母親已有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來推斷,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還馬馬虎虎的過得去。那時候定婚講究門當戶對,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開過一間酒館,他們都是相當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給家庭帶來了不幸:我生下來,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儿子——感謝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凍死。
  一歲半,我把父親“克”死了。
  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力撫養了。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儿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气极坏。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晚間,她与三姐抱著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舊的,柜門的銅活久已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著光。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与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母親含著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著淚接他回來。我不明白這都是什么事,而只覺得与他很生疏。与母親相依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們作事,我老在后面跟著。她們澆花,我也張羅著取水;她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里,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洁,守秩序。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著。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么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結她一些喜悅。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干干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只是兩吊小錢。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盡管生活是這么清苦,因為自幼儿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鬧脾气。她單在雞蛋里找骨頭。她是我家中的閻王。直到我入了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沒受過婆婆的气,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是的,命當如此。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她最會吃虧。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儿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應。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她宁吃虧,不逗气。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不知道哪里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承繼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只肥母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并不軟弱。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聯軍入城,挨家搜索財物雞鴨,我們被搜兩次。母親拉著哥哥与三姐坐在牆根,等著“鬼子”進門,街門是開著的。“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們走后,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儿女。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院中。有時候內戰了,城門緊閉,舖店關門,晝夜響著槍炮。這惊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划,儿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种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我對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則,什么事都可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親。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廿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并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學。我偷偷的考入了師范學校——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只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提升學的話。入學,要交十元的保證金。這是一筆巨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巨款籌到,而后含淚把我送出門去。她不辭勞苦,只要儿子有出息。當我由師范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說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我入學之后,三姐結了婚。母親對儿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儿的青春。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歷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可是,她掙扎著,咬著嘴唇,手扶著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只剩母親自己。她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陽歷,不許過舊年。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灶的家中。母親笑了。及至听說我還須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歎出一口气來。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熱鬧,我卻什么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淚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當日孤獨的過那凄慘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會再候盼著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順著父母所設下的軌道一直前進的,所以老人總免不了傷心。我廿三歲,母親要我結了婚,我不要。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為逆子。廿七歲,我上了英國。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异域。那天,据姐姐們后來告訴我,老太太只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七七抗戰后,我由濟南逃出來。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西南來。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有母親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于老母的起居情況。我疑慮,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著會在壽日之前到達。信中囑咐千万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的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讀。就寢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坏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么呢?心痛!心痛!

  載一九四三年四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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