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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收入上說，我的黃金時代是當我在青島教書的時候。那時節，有月薪好拿，還有稿費与版稅作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點錢來放在銀行里，給小孩們預備下教育費。我自己還保了壽險，以便一口气接不上來，子女們不致馬上挨餓。此外，每月我還能買几十元的書籍与雜志。這點點未能免俗的辦法，使我在妻小面前顯出得意，因為人家往往愛說文人們都吊儿郎當，有了錢不干正經事；我這樣為子女儲金，自己還保壽險，大概可以堵住他們的嘴吧？ 七七事變以后，我由青島遷往濟南齊魯大學。書籍，我舍不得扔，故只把四大筐雜志賣掉，以減輕累贅。四大筐啊，賣了四十個銅板！書籍、火爐、小孩子的臥車和我的全份的刀槍劍戟，全部扔掉。幸而鐵路中有我的朋友，算是把主要的家具与書籍全由青島運了出來。 當我由濟南逃出來的時候，我的家小依然在齊大。在我起身之前，我把書籍、字畫，全打了箱，存在齊大圖書館里。后來，妻子离開濟南，又將全部家具寄存在齊大，只帶走一些隨時穿用的衣服。 据內人來信說，儿女們的教育儲金已全數等于零，因為她不屑于把它換成偽幣。我的壽險，因為公司是美國人開的，在美日宣戰后停業，只退還九百元法幣。 這次我到成都，見到齊大的老友們。他們說：齊大在濟南的校舍已完全被敵人占据，大家的一切東西都被劫一空，連校園內的青草也被敵馬啃光了。 好，除了我、妻、儿女，五條命以外，什么也沒有了！而這五條命能否有足夠維持的衣食，不至于餓死，還不敢肯定的說。她們的命短呢，她們死；我該歸陰呢，我死。反正不能因為窮困死亡而失了气節！因愛國，因愛气節，而稍微狠點心，恐怕是有可原諒的吧？ 器物現金算得了什么呢？將來再買再掙就是了！噢，恐怕經了這次教訓，就永不購置象樣儿的東西，以免患得患失，也不會再攢錢，即使是子女的教育費。我想，在抗戰胜利以后，有了錢便去旅行，多認識認識國內名出大川，或者比買了東西更有意義。至于書籍，雖然是最喜愛的東西，也不應再自己收藏，而是理應放在公眾圖書館里的。 這次損失中，說來頗覺可笑，使我連日感到不快者，倒是歷年所積藏的一些字畫。我喜愛字畫，但是沒有花到一個錢去買過。在我的“收藏”里，沒有蘇東坡或王石谷。我是重感情的人，我所保存的字畫都是師友們的手跡。其中，有的是字不高明，畫不成樣，但是寫字作畫的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就珍藏著它們。在字畫本身而外，它們都有些人的關系与歷史在里邊，使我看見字畫也就想起人來，而另有一番滋味。有的呢，是字好畫好，而且又出于師友之手，就分外覺得可貴。這些，唉，也都丟失了！其中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方唯一先生給我們寫的一副對。方先生的字与文造詣都极深，我十六七歲練習古文舊詩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這一副對子是他臨死以前給我寫的，用筆運墨之妙，可以算他老人家的杰作。在抗戰前，無論我在哪里住家，我總把它懸在最顯眼的地方。我還記得它的文字：“四世傳經是謂通德，一門訓善惟以永年”。方先生死去已經十年左右了，我再到哪里去求他的字呢！？其次，是松小夢的一張山水。松小夢是清末北方的一位小名家，在山東作過知縣。這張畫是用稿紙畫的，畫的非常的雄渾。濟南有位關松坪先生，是我的好友，也是松小夢的再傳弟子。關先生在抗戰的第二年去了世，這張畫也是由他配好了鏡框贈給我的！松小夢的字畫，在山東很容易得到；我傷心的倒是關先生的死去，我未能去吊祭，而他給我的紀念品又是這么馬里馬虎的丟掉，實在是太對不起朋友了。此外，如顏伯龍——我最好的同學的《牧豕圖》，桑子中的油畫《大明湖》，都是精美的作品，而是結婚時他們送給的禮物，大概現在也都在濟南的破貨攤上堆著去了！ 且莫傷心圖書的遺失吧，要保存文化呀，必須打倒日本軍閥！ 載一九四三年四月三十日《文壇》第二卷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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