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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別位,以我自己說,思想是比習慣容易變動的。每讀一本書,听一套議論,甚至看一回電影,都能使我的腦子轉一下。腦子的轉法象螺絲釘,雖然是轉,卻也往前進。所以,每轉一回,思想不僅變動,而且多少有點進步。記得小的時候,有一陣子很想當“黃天霸”。每逢四顧無人,便掏出瓦塊或碎磚,回頭輕喊:看鏢!有一天,把醋瓶也這樣出了手,几乎挨了頓打。這是听《五女七貞》的結果。及至后來讀了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就是看了楊小樓扮演的“黃天霸”,也不會再扔醋瓶了。你看,這不僅是思想老在變動,而好歹的還高了一二分呢。 習慣可不能這樣。拿吸煙說吧,讀什么,看什么,听什么,都吸著煙。圖書館里不准吸煙,干脆就不去。書里告訴我,吸煙有害,于是想戒煙,可是想完了,照樣點上一支。醫院里陳列著“煙肺”也看見過,頗覺恐慌,我也是有肺動物啊!這點嗜好都去不掉,連肺也對不起呀,怎能成為英雄呢?!思想很高偉了;乃至吃過飯,高偉的思想又隨著藍煙上了天。有的時候确是堅決,半天儿不動些小白紙卷儿,而且自號為理智的人——對面是習慣的人。后來也不是怎么一股勁,連吸三支,合著并未吃虧。肺也許又黑了許多,可是心還跳著,大概一時還不至于死,這很足自慰。什么都這樣。按說一個自居“摩登”的人,總該常常攜著夫人在街上走走了。我也這么想過,可是做不到。大家一看,我就毛咕,“你慢慢走著,咱們家里見吧!”把夫人落在后邊,我自己邁開了大步。什么“尖頭曼”“方頭曼”的,不管這一套。雖然這么說,到底覺得差一點。從此再不雙雙走街。 明知電影比京戲文明一些,明知京戲的鑼鼓專會供給頭疼,可是嘉寶或紅發女郎總胜不過楊小樓去。鑼鼓使人頭疼的舒服,仿佛是吧。同樣,冰激凌,咖啡,青島洗海澡,美國桔子,都使我搖頭。酸梅湯,香片茶,裕德池,肥城桃,老有种知己的好感。這与提倡國貨無關,而是自幼儿養成的習慣。年紀雖然不大,可是我的幼年還赶上了野蠻時代。那時候連皇上都不坐汽車,可想見那是多么野蠻了。 跳舞是多么文明的事呢,我也沒份儿。人家印度青年与日本青年,在巴黎或倫敦看見跳舞,都講究饞得咽唾沫。有一次,在艾丁堡,跳舞場拒絕印度學生進去,有几位差點上了吊。還有一次在海船上舉行跳舞會,一個日本青年气得直哭,因為沒人招呼他去跳。有人管這种好熱鬧叫作猴子摹仿,我倒并不這么想。在我的腦子里,我看這并不成什么問題,跳不能叫印度登時獨立。也不能叫日本滅亡。不跳呢,更不會就怎樣了不得。可是我不跳。一個人吃飽了沒事,獨自跳跳,還倒怪好。叫我和位女郎來回的拉扯,無論說什么也來不得。看著就是不順眼,不用說真去跳了。這和吃冰激凌一樣,我沒有這個胃口。舌頭一涼,馬上聯想到瀉肚,其實心里准知道沒有危險。 還有吃西餐呢。干淨,有一定份量,好消化,這些我全知道。不過吃完西餐要不補充上一碗餛飩兩個燒餅,總覺得怪委曲的。吃了帶血的牛肉,喝涼水,我一定跑肚。想象的作用。這就沒有辦法了,想象真會叫肚子山響! 對于朋友,我永遠愛交老粗儿。長發的詩人,洋裝的女郎,打微高爾夫的男性女性,咬言咂字的學者,滿跟我沒緣。看不慣。老粗儿的言談舉止是咱自幼听慣看慣的。一看見長發詩人,我老是要告訴他先去理發;即使我十二分佩服他的詩才,他那些長發使我堵的慌。家兄永遠到“推剃兩從便”的地方去“剃”,亮堂堂的很悅目。女子也剪發,在理論上我极同意,可是看著別扭。問我女子該梳什么“頭”,我也答不出,我總以為女性應留著頭發。我的母親,我的大姐,不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么?她們都沒剪發。 行難知易,有如是者。 載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人間世》第十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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