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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到達洛陽的時候，作家訪問團——由王禮錫先生率領——已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大雨，他們非等放晴不能渡河。剛一進旅館，我就听到訪問團還沒能走的消息，馬上想看他們去。不大會儿，在電話中，听到之的的笑聲，与因找不到足以表示情感的話而來的一串“啊，啊……”。又過了一會儿，我和他們一一的握了手。那种痛快、高興、親熱，簡直說不出來！ 他們的院里滿是花木，高而濃綠的梧桐，与紅白相間的木槿花，首先在大家歡笑中被我看到，至今還一閉目就在我眼前。晚間，我就是在一株白木槿花旁与禮錫先生談了好久。這，難道是個夢么？禮錫，還記得你我都夸獎過的那几朵大而玲瓏的白花么？ 他与我談自重慶到洛陽一路上的經過情形，將來團体工作的計划，与團員們的才能与可愛……，最后，還談到詩歌問題。他雖然在路上仍舊依著他自創的詩体寫了不少的詩，可是他聲明那只是“鬧著玩”；他將來不論是翻譯，還是創作，必定要用白話的。詩是他的命，他要運用白話加強這生命，使之更活潑，更富于宣傳性。 他臉上沒有一點病容。還是那么胖、那么精神、那么和藹，嘴角上老微笑著。笑著，他告訴我，因警報，他那天只剪了半邊發，還得去第二次！一切團中事務，他都不辭勞苦不怕麻煩，為一件小事也許跑多少路，只求把它作得妥貼。剪發也須跑兩次了，他微笑著。 他走不了，我也走不了；仿佛洛陽所有的雨都積蓄在一處，一總在那几天落下來。冒著雨，我几乎是天天找他去。他沒有病；工作、談笑，他与年歲輕些的朋友們是一樣的。只有一天午飯間，他聲明不喝酒。可是，大家的高興使他自動撤消前議，“好，我還是得陪你們一杯；就是一杯。”喝完，他便躺下睡了。 第二天又見到，他笑著向我道歉：“你看，一杯酒就醉了！昨天你由這里走，我會不知道！” 啊，禮錫兄，你“走”，我可也不知道啊！連夢想也想不到啊！ 洛陽分別，他們往北，我們往南。我再到西安，那不能使人相信的消息已在報紙上登出！沒錢，沒交通工具，我沒法子到洛陽去哭！ 死得光榮，可是，我們失去一位益友，一個抗戰文藝工作最有力的指導人！光榮的死便是永生，我們該怎么辦呢？我又回到重慶來了，禮錫兄！我又看見了你，你的遺像是懸在文協會所里；我老想看著你，可是不敢抬頭；你是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心中，可是……載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新蜀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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