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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時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車。在動身的前夕，司机師吳欒鈴君請我吃北方飯。同席的有一位山東青年，高個子，粗眉毛，渾身都是膽子与力量。看樣子，他象是很能喝几杯，但是他不肯動酒，因為次晨還要赶早開車。吳君才二十二歲，很象個体面的學生。趙君，雖然愛說愛笑，卻象有二十七八了。及至大家互問年紀的時節，才知道他不過是二十三歲，還沒有結婚。 他們的年紀雖輕，可是由他們的口中，我曉得了他們都已足跡遍“天下”。他們都說北方話，可是言語中夾雜著許多各地方的土語詞匯，有時候還有一兩個外國字。假如他們缺乏著別的歷史知識，但是一部中國公路交通史好象就在他們的心里，他們從抗戰前就天天把人和物由南向北由東運到西，大多數的公路，在他們的口中，就好象我們提起走熟了的街道似的；哪里有橋，哪里有急彎，哪塊路牌附近的路基不夠堅硬，他們都能順口說上來。趙君在陝、甘、湘、鄂、川、滇、黔、桂、越南、緬甸的公路上都服過務。從离開南京，他就生活在公路上，六年沒有給家中——在山東長清——通過信！ 趙君名玉三，抗戰前，在青島開公共汽車。七七后，他在航空委員會訓練汽車駕駛兵。南京陷落，他搶運沿路上的各种器材，深得官長嘉許。此后，他便在各省的公路上服務，始終是那么勇敢活潑。他替政府、軍隊、人民，運過多少東西，一共走過多少里路？現在已無法知道。去年十二月中，距我認識他的時候僅僅一月，他死在了保山！ 當我同他們到大理去的時候，他們一共是四部卡車，趙君為司机班長，我只到大理，他們卻要到畹町，車上載的是桐油。趙君一定勸我隨他們到國境上去看看：“看看去，我管保你會寫出好多文章來，跟我們去，准保險！我們怕熱，開車又小心！”可是時間不允許我去開眼。再說，一路上趙君總是搶著會食宿賬，教我“過意不去”。 夜晚投宿后，趙君最喜說笑。他的嘴不甚伶俐，可是偏愛說話。他不會唱，而偏要哼几句。高了興，他還用自己臨時編造的英語或俄語与朋友交談，只為招笑，沒有別的意思。 他似乎沒有任何憂慮，臉上象云南的晴天那樣爽朗。 他開第一部車為的是先到站頭，給大家找好食宿之所。我坐的那輛道濟車，由吳君開，在最后面走。他的勇敢，吳君的謹慎，正好作先鋒与殿軍。 我回渝，趙君复由昆明開保山。從保山回來，据朋友們的函告，在功果山的最高峰，拔海四千尺的高度，他翻了車，一直滾到瀾滄江岸。車——便是我坐過的那輛道濟車，此次改由他開——完全碎了，可是這位山東壯漢卻沒有登時斷气，送到保山醫院后，以傷重，在十二月中旬逝世。 沒有好身体，沒有膽气，都不能作司机師。特別要緊的，是沒有愛國心，成不了為抗戰服務的司机師。假若趙君還在山東，肯受敵人的驅使，也許還能活著，但是他宁愿在功果山的高峰上，雖然沒有穿著軍裝，卻也和戰士們那樣光榮的死去。 同我在一起的時候，他說過几次：“給我寫几句！”現在，我給他寫几句了，可是他已結束了他的生命。在抗戰的今日，凡是為抗戰舍掉自己性命的，便是延續了國家的生命；趙君死得太早了，可他將隨著中華民族的胜利与复興而不朽！ 載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中央日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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