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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望總會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隨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沒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沒有人盤問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沒有人檢查我的行李。那就是我的理想世界！在那個世界里，我愛寫什么便寫什么，正如同我愛到何處去便到何處那樣。我相信，在那個世界里，文藝將是講絕對的真理的，既不忌諱什么而吞吞吐吐，也不因遵守標語口號而把某一幫一行的片面，當作真理。那時候，我的筆下對真理負責，而不幫著張三或李四去辯論曲直是非——他們倆最好找律師去解決那些雞毛蒜皮的事。 那時候，我若到了德國，便直言無隱的告訴德國人，他們招待客人還太拘形式，使我感到不舒服。（德國人在那時候當然已早忘了制造戰爭，而很忠誠的制造阿司匹靈。）他們听了并不生气，而赶快去研究怎樣可以不拘形式而把客人招待得從心眼里覺得安逸。同樣的，我可以在倫敦諷刺英國的士大夫：他們為什么那樣注意戴禮帽，拿雨傘，而不設法去消滅或減少倫敦的黑霧。那些有幽默感的英國人笑著接受了我的暗示，于是國會決議：每天起飛五千架重轟炸机往下洒极細的砂子，把黑霧過濾成白霧，而倫敦市民就一律因此增壽十年。 我的筆將是溫和的，微微含笑的，不發气的，寫出聰明的合理的話。我不必粗脖子紅臉的叫喊什么，那樣是會使文字粗糙，失去美麗的。我不必顧慮我的話會引來棍棒与磚頭，除非我是說了謊或亂罵了人。那時候的社會上求真的習尚，使寫家必須象先知似的說出警告，那時候人們的審美力的提高，使作家必須唱出他的話語，象春鶯似的美妙。 昨天我听見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對一個十九歲的學生說： “你要真理？我的話便是真理！听從我的話便是听從真理！我這個真理會教你有衣有食，有津貼好拿！在我的真理以外，你要想另找一個，你便會找到監獄，毒刑，死亡！想想看，你才十九歲，青春多么可愛呀！” 這几句話使我顫抖了好大半天。我不曉得那個十九歲的孩子后來怎樣回答，我一聲沒出。我可是愿意說出我的愿望，盡管那個愿望是永不會實現的夢想！ 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抗戰文藝》第九卷五、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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