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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漢口，現在复活于重慶。 它必須复活，因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無論是指本刊，還是指全民族抗戰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象被斬伐的大樹，春來便又枝條怒發了。复活的喜悅一定大于死的悲哀，設若我們以本刊的复活作為全面抗戰的象征，我們便當嚴肅而快活的再接再厲，死里求生，直到打敗暴日的時候，我們痛定思痛的落淚；現在，我們應當活潑潑的去拚命。 在這小刊物降生的那一天，我們就沒敢放心的歡舞慶祝，准知道它生在荊棘中，必須以血汗創出它的路徑來。那時候，它是在武昌的一家小印刷所里，以七拼八湊的字体，以性質不同的文章，慢慢的拼成，慢慢的由一架手搖机降落下來。我們焦急，顫抖，十几晝夜，才看到它成為薄薄的一小本。我們象母親看見自己瘦弱病丑的小儿似的看著它，明知它有許多缺陷，明知它將遇到更多的災患，可是我們對它抱著很大的希望。無論怎說，“抗到底”這個名字是可寶貴的，只有它可表現出抗戰的決心，我們也就必須百折不撓的使它活下去。 由武昌到漢口，無論在印刷上与編輯上，都有了一些進步，銷路也漸次增加。可是我們知道象這樣的小刊物也逃不出暴敵的威脅。暴敵的毒計深謀，便是滅絕了大中華的一切，他想毀滅了我們的城市，炸碎了我們的一切器物，破坏了我們的交通的工具。即專就一個小刊物而言，也會找不到印机，找不到發行的便利，而与城市人物同歸于盡。 果然，武漢遭受了大轟炸。印刷机器必須挪開，書局必須遷避，人口必須疏散。《抗到底》呢，便也由脫期而停頓了。就這么完了嗎？哪能！我們若被炸彈嚇昏便是暴日的成功。對于沒有炸死的，暴日是切盼著嚇個半死，顫抖著跪下求饒。抗到底的精神，無論是指本刊，還是指神圣的抗戰而言，是根本沒有屈膝這一說的。被打倒了不算失敗，起來再干正是英雄。長期抗戰就是不怕跌倒，而是要跌下去，馬上立起來，又扑過敵人去。就是這小小的刊物，既然稱為“抗到底”，也須抱定這不怕跌仆的精神。所以我們到重慶來复刊。 我們不敢說在武漢這几個月，有了什么了不起的貢獻。我們只能說，我們的立場是精誠團結，一致抗戰，抗戰到底。明乎此，再看我們已刊行的十四期，就會明白了為什么這小刊物里既有政論，又有文藝，既有新小說，又有大鼓詞。是的，誰寫的都歡迎，只要他寫的明白。什么題材都是好的，只要它有益于抗戰。以前的十四期是這樣，以后的還是這樣。誰給我們寫，寫的是什么，全都決定于寫者与文章是否在愛國的老百姓的立場上，為團結而呼吁，為加強抗戰能力而發言。 我們認票不認人，而我們的票更是精誠團結，抗戰建國。 因為上述的理由，所以我們自第四、五期以后，略為偏重通俗文藝。不，偏重還有語病。應當說由事實的演變，自然而然的走向此路來。我們的立場既是協力同心打日本鬼子，我們當然便顧及宣傳的普遍性。政論及其理論是我們歡迎的，可是我們万不能因維持文章的水准，而忽略了士兵与老百姓。我們不但為他們寫，還去找他們寫稿子。我們不但要向他們宣傳，也愿他們有机會說話。于是，一方面我們給他們寫通俗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也到難民區及傷兵醫院等處去拉稿子。這樣，我們交了許多軍隊中与難民收容所中的朋友；他們既是我們的讀者，也是我們的撰稿員。我們与他們交換了意見与文字，自然我們不再舍棄他們，而且漸漸的感到，即使這小刊物完全刊載通俗文字也未為過分，雖然我們實際上并未這么辦。不論如何吧，我們帶出了偏重通俗文藝的趨向來。我們決不后悔這個演變，因為我們曉得別种刊物既能充分的供給高深的文字，我們就不妨多發表一些通俗的。軍与民是抗戰胜利的決定力量，大概沒人反對，那么我們以俗易雅，或者也不能算走錯了方向。 方向既定，我們開始設法向軍隊与鄉間推銷。對軍隊，還有些辦法，因為軍隊既有組織，找到軍部成長官便可以交涉。鄉間可困難多了，書局不代往鄉間發行，我們又無從親自去贈送或推銷，簡直想不出主意。我們希望能將刊過的通俗文字匯編起來，另印小冊，送到軍隊与民間去。自然我們沒有夠用的金錢去實現這理想，我們只希望有錢的人能幫忙，使我們如愿以償。一首歌能使戰士忘了疲勞，一出戲能使受傷的將士再赴前線。我們深信文藝的力量并不小于槍炮，因為我們曾親自試驗過，曾与軍士和老百姓有過文字之緣的。 在复刊后，用不著說，我們的立場還是照舊，我們收稿的態度還是嚴肅而公開，我們最大的努力處還是在通俗文藝上！并且愿得到幫助，把這种文字送到軍民与百姓的眼前。最后，我們希望在复刊后，能得到各界的批評与指導，使《抗到底》的文字真能作抗戰到底的精神与力量的發動与發揮者。 載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抗到底》第十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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