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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大鼓書，我不十分懂行。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愿說几句： （一）從清末到今日，北方十樣雜耍班子中的各部門很有些變動。有的因用人較多，人不易湊，錢須多花，不利于班主，故漸被淘汰；經濟決定一切，太平歌詞与蓮花落等遂成沒落。有的因過于高雅，難學難唱不討好，自然也就不賺錢，也難免由大家的冷淡而銷聲匿跡。單弦牌子曲雖勉強掙扎，終是強弩之末，衰滅之象已成；若馬頭調等則已几成絕響。在這短短的三十來年的變動中，能日見崢嶸者，唯有大鼓。一人一鼓一弦，開銷較省；學徒——多是十几歲的小姑娘——上場，本是借地練習，車錢甚微，亦好賺錢。大鼓之盛，是為經濟的條件。由通俗文藝的价值上看呢，它既不太文，也不太俗，有雅俗共賞之妙。唱多激亢，亦能委婉，剛柔相濟，不至過于單調；五場大鼓相繼，因剛柔互异，不至于象五場“快書”之使人喘不過气來也。唱之外，加以形容，手揮目送，繪聲繪形，复無呆板之病，台下固喜玩藝儿活潑。有此數因，大鼓遂漸成為雜耍班之主干，別的節目只是陪襯。南京定都，北人南下，聞故鄉歌聲，當然欣快；大鼓在京滬也略見抬頭。講普遍，諸般玩藝，俱須讓它一頭。故寫大鼓書詞較寫別的歌曲，更為上算。 （二）大鼓本門中，又有多种：河北与山東民間有“怯大鼓”，腔簡詞俚，多唱整本故事；如《于公案》、《劉公案》等。在都會中的雜耍班里，因要作到“雜”，所以場場變換，以求醒脾；而每場以時間關系，亦只能唱獨立的一小段；稍長的，如《戰長沙》一類的曲子，且須分兩三次唱完。各种大鼓的混合奏演秩序，當然是按角色的聲譽与身分而排定，名譽最高的必須壓台，不管他唱的是什么。但是大概的說：今日的雜耍班中，除了單弦牌子曲的老手，能代大鼓壓台，其余的都已無此項資格，專就大鼓來說，梅花調大鼓、奉天大鼓、梨花大鼓等，又都爭不過京音大鼓（以奉天大鼓或梨花大鼓為主体的班子，自然須另說）。京音大鼓的所以取得此胜利者概有數因： （1）腔調：京音大鼓音調高亢，富于刺激性，容易引起听眾注意。梅花大鼓确是很好听，可是音樂之美（應配以五音連彈），把歌曲壓了下去，歌者就白費了力。奉天大鼓的詞句本与京音大鼓相近，但因腔調的限制，句中非多加虛字不可——“初一十五廟門開”，須變成“初一唉嗨十五喂唉廟門儿開唉。”方能唱出。這樣，它便接近小調，而失去激壯的气派。以此調去唱《單刀赴會》，或《長板坡》，遂不相宜。至于梨花大鼓，則慢處柔長，快處細碎，雖所唱多“三國”中節目，可是靡靡之音，不足以達英雄豪杰的情怀。京音大鼓的音調的運用，在抑揚高低之間，既無奉天大鼓之平板，又無梨花大鼓的弛緩与細碎，所以它挺拔可喜。因腔調挺拔，所以它极重視吐字的清晰沉穩。不管行腔的急或緩，吐字必達于听眾耳中。譬之戲劇，昆腔比二黃難懂，所以二黃取了优勢；二黃又比評戲（半班戲）難懂，所以評戲在最近又風行各地。京音大鼓之占代勢，亦非偶然，它清楚易懂，不以腔累意也。 （2）京音大鼓用字遣詞多半如《三國志演義》，力求整洁雄壯，故對歷史上可歌可泣的故事，頗能傳神。《宁武關》、《取滎陽》等都能盡情發揮。在另一方面，它吐字清晰，有時如直述，板穩而腔少，所以也能滑稽逗笑，或描寫儿女情腸。一硬一軟，它可伸可縮，不似別种鼓書之千篇一律，只顧腔而不顧情也。 （3）近來京音鼓書中，往往加入几句二黃，亦所以迎合听眾所嗜。若安排得好，象《馬鞍山》中之加几句反二黃，不但生動討俏，而且更能加深感動的力量。梨花大鼓近亦采用此法，但山東音調，忽然加入京劇，便顯著不對路了。 （4）二黃戲是國語運動的一大功臣，每見南方戲迷，勉強打著官話道白，雖頗可怜，但二黃戲宣傳官話的力量，正不可侮。京音大鼓亦出自平津，調句自然是以官話為主；于是，它在言語上也就比別种鼓書容易占有廣大的領土。二黃戲与《紅樓夢》若能通行全國，京音大鼓書詞便也不怕什么了。 根据上述的理由，下面要說出大鼓書詞在抗戰通俗文藝中的長處。 （一）用“打牙牌”，“歎五更”，或“媽媽好胡涂”的形式，把激昂慷慨的歌詞裝進去，恐難有圓滿的效果。調軟則詞亦隨著軟了。雖抗戰歌詞或不拒軟性，究當以激壯為主。大鼓書詞之能傳達并激起壯烈情緒，為已成的事實，拿來利用，自無毛病。据說《長板坡》、《單刀會》、《戰長沙》、《草船借箭》等名曲，都出自一家之手——惜忘其姓名——，詞句都极簡勁，而且沒有什么過于俗俚的地方，足作抗戰大鼓的模范。 （二）京音大鼓用官話寫，在宣傳上較易普遍。各地方自然應當用土語，就各地原有的歌調，編制抗戰歌曲，可是大鼓書仍然是個好東西。因為既是用官話寫成的，縱不知其調，仍可讀其詞。市上賣的小唱本，并不附著工尺字，而買的人也未必都會唱；唱物雖變為讀物，可是多少也要發生些作用的。我曾在《大時代》發表過《打小日本》一曲；按說，寫大鼓應有完整的故事，与典型的人与事，方能有聲有色；可是這篇東西，把日本之所以欺負中國，各地戰事的經過，及將來的希望，都給說明。這樣，第一是它太長了，一共六百多句，就是鐵喉的歌者，也不能一气唱下來。第二是缺乏具体的表現，而是用白話歌詞講國家大事，与大鼓書的寫法不合。可是，我卻另有個打算，長不要緊，不具体也無妨；我根本就是要利用大鼓書的形式寫個宣傳的小冊子；唱不了，那就哼著念好了。反正它通俗，它有勁，它能教民眾明白一些戰事的始末根由；這就有用。 （三）京音大鼓的句子，是以七言為主。在舊詩里，七古是善于講故事的，如《長恨歌》等。我們寫大鼓書，最好通体七言，力求整重。有了這個骨架，交給歌者，他就會把它活散開。以七字一句為原則，他會隨時加入“抬頭看”，“這就是”等“三字頭”，或于別處加字，使之變為八字、九字、十字、十一字，以至于十五個字的句子；長短相間，自然靈活。我們自然也可以這樣把它寫好，但一不留神，反倒弄巧成拙，難以入弦夠板。反之，我們抱定以七字成句的主意，雖有不少的困難，可是文字必能簡練有力；歌者每每會活用別人的文字，而自己卻不會創作出有力量的“底子”來。市上的小唱本之無特定的調子者，亦往往七字成句；故大鼓用此法，也算通大路；管他怎么念呢，反正七個字的句子有力量，有使人不知不覺而哼起來的作用。 （四）設若七字為句的作法能成功，則大鼓書實在是較比容易寫的。單弦牌子曲，一個牌子一個樣儿；牌子換了，詞調就須改變；太費事了。大鼓簡單，可以省下許多寫作時間。句之外，宜注意者，是全曲須用一韻。此等韻被呼為“轍”，即以官話發音為准，而把同音的字作韻也。中冬轍，不必分一東二冬；凡是北平話中可以与東冬拉在一處者，都可以用。這個，又沒什么難處。上下句可千万安排好。起首四句如七言詩，頭兩句的末一字都須用平音，如“周倉關平立兩旁，當中坐定大忠良”。以下就是一仄一平，一低一高，一直到底了。歌者最怕下句末字是個仄聲字，設法唱得響，遂罵編者為不懂行。此外沒什么重要的規矩。每一歌，以一百五十句至二百句為合适，過長則太費力，唱不了。非長不可呢，則可分為數大段，以一段為一本，分開來唱。既分了本，則轍可變，每本一轍，隔開去唱，自無犯規之弊。 （五）歌者于演唱之前，往往交待几句話，有時泛泛，有時介紹歌曲內容。抗戰鼓書，据我看，可以多加些話，以激動听眾。不過，按台上的規矩，未演唱前可以說話；既已開唱，則須一气唱完，不許中間攙話斷气。寫抗戰鼓書者，可在歌之前后附上一些演說詞，備歌者采用；若是宣傳隊到民間去唱，則可不必死守規矩，即在歌的中間加几句話，亦無不可。一段歌，一段話，頗有效力；山東的學生到四鄉宣傳，曾用此法，成績甚佳。 （六）京音大鼓書詞，拿到鄉下去用，可以改用各處原有的大鼓調子，將語詞略有改動即可，句子無須大變。黃河流域的各种大鼓，句法組織都与京音大鼓差不多。到南方來，此法很難利用，那就得設法改編以适合土調了。 雄壯、利落、普遍（較比的）、容易寫、活動、讀唱兩可，這些就是我所能想出來的京音大鼓書的長處。 載一九三八年二月《文藝戰線》“十月刊”第一卷第八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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