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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戲劇，我是個外行。不懂而假充懂是要不得的態度，也是我一向力求避免的。現在，我要談一談有關于戲劇的事；請放心，我決不是以一個劇作家和劇評論者自居，而是就著所看到的一些事實說几句外行話；這，与其說是發表意見，倒還不如說是請求指示；善意的外行話，我希望，有時候也許能“歪打正著”的有些意思。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在我到大江以北去勞軍的時節，到處都得到了看戲的机會。我說不上來，現在我們一共有多少個劇團；我沒有資格去批評表演得好坏；我只知道到處有戲看。 我去看戲，軍民人等也去看戲。我說不出什么來。可是，我与他們都承認了戲是值得看的，而且都因為看戲受了點感動，得到了些新知識，認清了一點抗戰的意義。這恐怕就是所謂的什么效果吧？我不敢多說，我心中卻暗暗的記牢：抗戰戲劇已不是書舖子里的擺設，而是在軍民心中活動著的東西。我所見到的劇團多數是隨著軍隊的。當上演的時候，我看到軍官們的笑容，仿佛他們覺得軍隊中有劇團是件足以自傲的事，象打了次胜仗那樣。是的，軍官們已經認識了戲劇的价值。大概他們是這樣想：演戲給軍民看，從而增強軍民的抗戰心气，自然就會打胜仗的。倘若我猜測的不錯，那就無怪乎他們面帶笑容了。 有時候，他們的笑容可是一种無可如何的，啼笑皆非的。比如說，他們得不到真正的劇團，而不能不東拼西湊的，弄起個可以勉強登台的小組織來；或是，找不到話劇人才，而硬教地方上的秦腔班子或二黃班子來演抗戰的文明戲；或是，有劇團而因為一點什么事不能演戲，只好教演員們暫且唱些抗戰歌曲，或說一段相聲……有一于此，軍官們的笑容便無法不顯出怪不得勁似的了。因此，截留別處的演員等等的笑話也是時有所聞的。 上述的情形，令我想起戰前的戲劇運動來。那時節，各地的活動總是在都市里打圈子；結果呢，熱鬧過几天便又依然沉寂。抗戰以后，戲劇要負起喚起民眾的責任，于是就四面八方地活動起來，到今天已經是抗戰需要戲劇，戲劇必須抗戰，二者相依相成，無可分离。這是多么使人興奮的事呢！有些人或者還不相信文藝到底有什么抗戰的力量，因而也就以為設若文藝躲開抗戰也許更委婉漂亮一些。我說，這是閉著眼瞎講，完全与事實不合。對戲劇，我是外行，不錯；但是我所看到的事實，至少也使我沒有造謠扯謊的罪過。 我還看見一點事實；這可不象前面所講的那樣使人高興。因為到處有戲看，我已和《放下你的鞭子》等戲成為老朋友了。到處表演這几出老戲。一點不錯，戲劇工作是熱情的想盡到責任，可是他們不能不因為又是《放下你的鞭子》而皺著眉；一點不錯，軍民都早早的坐好，眉開眼笑的等著開幕，可是幕一開，大家不能不因為又是那一套而泄气。是的，一出好戲是百觀不厭的；不過，我們演戲是為了抗戰宣傳。因此，我們的戲劇就必須与軍事及其他一切建設的進展配備。我們不能老演《單刀赴會》，正如同我們不能老唱《九一八》。 沒有劇本；尤其是沒有一兩幕的适用于舞台設備苟簡的地方的劇本！這個災荒要是無法救濟，廣大的抗戰戲劇運動大概很有塌台的危險。我不是個劇作家，想不出怎樣才能多產生劇本來。我只能把這個事實提出，使大家注意，赶緊想辦法。同時，若有人以為抗戰劇劇本已經太多，看著已有點頭疼，我可負責的告訴他：“那是您自己的頭有毛病！” 說到這里，真是應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那句老話了。我希望劇作家們能使我們轉憂為喜，使得廣大的戲劇運動不至于中途失敗！ 外行話大概也和別的話一樣，說起來便不易停住；我還得說下去。關于話劇，于劇本荒而外，我還看到兩個困難：第一個是各地方演劇的設備太簡單。為補救這缺欠，當然最好是大量的置備一切應有的東西送到各處去了。不過最好的方法，在抗戰的今日，可不見得就是最容易辦得到的。錢，運輸，都不是一想就能解決了的。抗戰的宣傳是不容稍緩的事，我們不能等著諸事具備再從容出台。反之，我們應該于沒辦法中想辦法，于极度困難中克服困難。別的暫且不提，當我們每個劇作家寫作的時候，就該把演出的困難放在心中，記住了前方的營中与村里并不是上海租界。我們須寫能夠在窮鄉僻壤演出來的東西。第二個困難，是劇中的言語。到如今，各地演戲還有不易使觀眾完全了解的毛病，而許多觀眾還抱著看大畫（布景）的態度而來立在台前。我所看到的話劇，差不多完全是用官話；在北方，普通官話本可以到處通用；不過，在永沒有机會离開本鄉的人，便未免听著耳生；戲劇中的對話，一表就過，又不能一句听三遍，那么一句沒听清，便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了。再說，對話的動人不在乎字字吐清，如報賬目，而在乎用語巧妙，使人在話語中領悟到生活的趣味与意義。清楚遠不如親切。要親切，恐怕就非土語不行了。所以我們是不是應當盡量的采用土語呢？這一定有不少的困難，可是，据我看，實在值得我們實驗實驗。想用土語，便能想到怎樣了解民眾生活，從而由民眾生活中擇取戲劇的資料；能做到這一步，抗戰戲劇或者就不僅是瞪著眼教訓大家，而是能以同情与諒解去感動了。 談到舊劇，問題似乎比話劇還要多一些。以劇本言，它比話劇劇本更難獲得，因為把新內容恰好合适的裝入舊形式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在西北所看到的，除了易俗社的几本新戲，便只有歐陽予倩先生編的《梁紅玉》了。易俗社的劇本，先不管它們的好坏，是按照秦腔的規矩作成功。西北是秦腔的地盤，所以這些戲倒能順利的流行。至于別處所編的劇本大多數量依照二黃戲的規矩的；二黃戲腔多字緩，有時候十几句就可以唱几分鐘。此种劇本，因此，就往往很短；要想把它們用入秦腔，便嫌過于短促；秦腔中每每很快的一气就數下好几十句去。所以，此后要作舊戲，無論是利用哪一种劇形，必須作得長一些，以便各地方的改用，長了有法子改短，短了可不易加長。 行頭問題是頗有趣味的。易俗社的新戲中的人物，即使是演目前的事實，都穿行頭。煙俊六，我記得，是綠臉，插雞翎的。雖然我自己也曾主張這樣辦過，可是頭一次看這樣臉的煙俊六，我也不免有點不得勁儿。但是，及至去看第二次，我又不覺得怎么難過了；大概這与看得慣不慣有點關系吧？易俗社終年在唱這路戲，若是沒有很大的號召能力，恐怕演員們早已餓死了吧？ 在我看，穿行頭的問題与其說是在合乎情理与否，還不如說是在大家看得懂看不懂。鄉間的老百姓知道煙俊六不知道，我不能回答；我的确知道他們不曉得許多我們自己的名將。那么出來一群紅臉，白臉，而使大家莫名其妙，就太不上算了。因為，有人主張，抗戰舊戲劇須用古代的故事，既便于穿行頭，又易于認識。可是，古事是否全然与今事相合，又是個問題。勉強使梁紅玉說一套抗戰的口號總多少有點別扭；古代的人与事很難，恰好反映出我們今日所能解決的一切，它至多也不過能給些一般的教訓而已。教訓是籠統的，一定不能解決問題，而我們今日恰恰需要能明白指出怎樣抗敵怎樣堅強自己的辦法來的戲劇。 為了明白指示出辦法，就非演目前實事不可。于是，就有些地方演舊戲而不穿行頭。事是目前的事，打扮是時代服裝，可是打鑼，拉琴，歌唱，又都与舊規矩一樣。這樣辦，在一方面老百姓會批評：“戲不錯，可惜沒有行頭！”而且連演員們也感覺到，沒有行頭的确損失不少動作身段之美。在另一方面，可是，不要衣箱可以減少經濟上的困難；不穿行頭，又可以減少松裝的麻煩；實在是合算的辦法。同時，既穿時裝，便可充分的具体的表演目前的事實与問題，使觀眾得到親切之感！——他們不象看《長板坡》那樣只為古人擔憂，而且為了自己的安全与國家的興亡而受感動，而去深思默慮。 這樣，穿便衣，表演時事；确是個好辦法。它把舞台与觀眾之間的距离縮短了許多。用行頭的時事劇未必不叫座，用行頭的古事劇未必沒效果，可是無論怎樣說，總都顯著觀眾与舞台距离太遠。去了行頭，這點障礙，再加上所演的事實就是本鄉本土的，腔是熟腔，話是土語，台上的人也就仿佛是台下人的親戚朋友。當然成功。要穿行頭，就得一切都有規矩。穿著肥大的袍子而不會走台步，是多么難堪的事。利用舊形式便很容易被舊形式拘束住。是的，舊形式中有許多优美之處理當保存；不過，你一愛它，就舍不得割棄任何一點，而戲劇的改造也便因而停頓。假若先打倒了行頭（或先打倒任何一樣東西；在我的私心上，我是愛行頭的）以便自由表演時事，則許多的新東西都可以漸次加入——比如說，于舊歌腔而外加入抗戰新歌，于舊舞姿而外加上新的跳舞等等。這樣增加新的成分，還或者不至于象古裝的王寶釧手提帶有小電燈的桑籃那么刺目。一旦得到新的血液，舊劇便可以走上改造的途徑了。 新血液的輸入，一定先要把舊東西抽掉一些去，否則舊的套數不減，而新的花樣日增，就恐怕吃得太多，不易消化了。我們須客觀的檢討舊有的那一大套，以定去取。無論是哪一种舊劇，從服裝上，歌曲上，姿態上，故事上，都有它的缺點。我們若不明白它原來的缺陷，便不易給它輸加新血——本來它的眼不好，而我們卻先給它安上個假鼻子，豈不更加難看？所以我們必須費些工夫認識它，研究它，檢討它，而后才能改造它。 好，外行話至此告一結束。 載一九四○年一月一日《掃蕩報》“元旦增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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