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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今日到今天這一年中，文藝界几乎沒有任何熱鬧与活動。原因很簡單：寫家們鬧窮，文藝界抗敵協會也鬧窮。文協的進項，每月還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這點錢還不夠買一雙体面的皮鞋的，怎能維持一個團体的日常開銷呢！因此，會不敢開，連信也不敢發，就那么一聲不響的苟延殘喘。這個問題若不解決，則今后的會務便依然是“一夜無話”。 作家們個人呢，越窮便越想多寫文章，好換點錢買米吃。可是，文章寫好，稿費是那么低薄，任憑你怎樣努力，也換不來夠自己和家人吃飽的米。再加上，書業不景气，文藝刊物很少，報紙上的文藝副刊似有若無，有時候文章寫好而無從發表，作家們就只好對著文章發楞。這么一來，有的人便沒法不去另找職業，而在公余之暇寫點文章。人既不是鐵打的，白天辦公或教書，夜間寫文，怎樣吃得消。于是因勞成疾，人文兩敗。因貧而病，因病而更貧，文人們乃陷于苦海中。公教人員雖然也很苦，可是到底還能得到米和合作社分配的油鹽，職業的作家無此便利。這個問題若不解決，則今后的文藝恐怕也要“一夜無話”了。 “文協”与作家們的貧困雖如上述，這可是一點沒有后悔抗戰的意思。抗戰是艱苦的，文人們早就知道。而且，文人們也并未因看見發國難財的人而眼饞，想放棄清苦的生活，去過反節約的日子。文人們只求一家大小能吃飽，有個安靜的地方去寫作。現在，這點最低的要求還難得到，所以為他們自己，為文藝，他們都不應當緘默。寫作与否雖然是他們自己的事，可是社會上有文藝与否卻是大家的事。誰也不能否認，我們的軍隊現在很缺乏精神食糧，我們的百姓，儿童，都缺少适當的讀物。我們的盟國都需要中國的抗戰文藝，以便洞悉我們在抗戰時期的民族心理狀態。文藝在今天還和戰前一樣重要，或者更重要。那么，文藝工作者的生活問題便不應當由他們自己處理，任憑他們自生自滅，而是應當被視為一個社會問題，由大家去設法解決的了。 解決這個問題，自然不是很簡單的事。舉例言之：（一）作家們可否象陪都的新聞界那樣由政府給米？（二）文藝刊物能否增多？（三）稿費怎樣提高？（四）對書籍版稅与劇本上演稅如何保障？（五）書价如何因郵費与稅捐的減低而減低，以廣銷行？（六）怎樣創辦合作社，使作家們能買到廉价的文具与圖書？（七）怎樣建造“文藝之家”，收容無家可歸的作家……問題很多，而且都不是作家自己所能解決的。這都須由社會上大家的關切与注意才能想出辦法來——我相信，假若大家肯幫忙，一定會有很多的辦法的。 在過去的數年中，我們的政府很垂念文人生活的困苦，而時予以精神上的鼓勵与物質上的援助，這是文人們深深感激的。立法院因文人的呼吁而修正了出版法，中央党部的出版事業委員會時時把出版家与作家召集在一處，商討增加稿費和其他的問題。文藝獎助金委員會很公正的給予文藝家以獎金和助金，并且代作家印行書籍。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也想出許多方法，隨時的給文人們以种种便利和助援。此外，如社會部、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對文藝團体和作家個人時時加以鼓舞和獎勵。不，這些使文人們感激的辦法与實惠，都似乎未能統籌全局，為根本的解決；以致文人們受了惠而仍极貧，依然寫不出文章來。為今日之計，政府似乎應該把獎勵与救濟文人們的款項集中，把辦法也統一起來，或者化零為整，能收到較大較好的效果。 頭昏，不愿再寫下去。我只愿再說一句：今天社會上若仍然不替文人們的生活想辦法，文人們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就只好另謀枝棲，而放棄了文藝！社會無“文”，雖富亦貧！載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新蜀報》“文協成立六周年紀念專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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