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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劇”是個新名字。北京在解放后才有了“曲劇”。“曲劇”是用民間曲藝的各种曲牌子与腔調來表演歌劇的。有的歌劇劇本附有樂譜,有的歌劇劇本只有歌詞沒有樂譜。北京的曲藝藝人對上述的兩种歌劇劇本都用自己唱慣了的牌子与腔調去表演。他們管這种劇叫作“曲劇”。 在三四十年前,曲藝在北京极盛行的時候,“曲劇”已經有了萌芽。那時候,就已經有了拆唱快書、拆唱單弦牌子曲和彩唱蓮花落。拆唱快書是由兩個藝人拆唱一段快書,他們還是唱原詞,不過是由兩個人分開了唱。假若他們唱的是《草船借箭》,就由一位藝人演孔明,另一位藝人充魯肅。這樣的拆唱還沒有戲劇的形式,因為除了二人彼此唱和,并不化裝,也沒有多少身段,只是角色分擔顯著更火熾,兩條不同的嗓音也多少能使角色的語言更明确一些。 拆唱牌子曲就比拆唱快書更進了一步。一個故事可以由三四個人拆唱。比如唱《翠屏山》,就可以由藝人們分扮楊雄、石秀、潘巧云与迎儿等。他們也化裝。雖然他們的化裝很簡單,可是到底有了一點戲劇的气氛。他們的樂器在“拆唱”的時候也增加了一些。這种演唱与方法還不能就算作戲劇,因為演員們都站在一張桌子后面,手中還敲打著樂器,所以不能自由地動作。這种辦法,只能教觀眾一目了然地認識不同的角色,或者也更多了解一點人物的身分与性格;除此以外,并不比原來的形式增加多少戲劇性。 彩唱蓮花落就比拆唱單弦又多了一些戲劇气氛。演員們增多了,都有簡單的化裝,而且在舞台上自由地活動。可惜,他們所表演的故事反倒比拆唱單弦更簡單,所唱的腔調也很單調。這种“曲劇”雖然想戲劇化了曲藝,可是并沒把曲藝的長處盡量地發揮出來。這种演法是采用曲藝中某一個調子重复地歌唱,不像是由复雜的民間曲藝發展出來的。 后來另有一种類似文明戲的小歌劇,雖然由曲藝藝人表演,可是他們并不采取曲藝的唱法与腔調。他們投降給半話劇半京戲摻合起來的文明戲。這,不能算作“曲劇”,就不多談。 解放后,北京的曲藝界的藝人普遍地爭取演唱配合政治任務的新曲子,同時也想突破舊形式,把曲藝由舊形式中解放出來。很顯然地,由一位藝人演唱一段鼓詞或琴書,就不如几個人合演一個故事那樣具体、明确,能收到更大的教育效果。一個人唱總是由一位第三者述說几個人的事情,若是几個人合演一個故事,便能張三說張三的話,李四說李四的話,用活人表現活人。因此,藝人們就選用了流行的小歌劇或評戲,由几位藝人扮演出來。他們認真地化裝,不像彩唱蓮花落那么苟簡,也不像文明戲那么半新半舊了。他們也有燈光和布景。從形式上看,他們所演的真像一种歌劇了。可是,在他們頭几次試驗的時候,他們對自己原有的曲藝還沒有十分的信心,所以演員們出場下場還用京戲的鑼鼓點。他們所唱的腔調也一部分是曲藝,一部分是評劇的唱腔,或別的流行歌調。這樣,曲藝雖然戲劇化了,但不完全以曲藝為基礎。這种“曲劇”是話劇、歌劇、京戲、評戲和曲藝摻合起來的東西,有點“四不像子”。后來,他們試演小歌劇《柳樹井》,他們才放棄了“四不像子”的辦法,而完全采取了曲藝的腔調。他們把劇中的故事分析了一下,然后按著每一情節的感情,配合适當的曲牌子。上場下場也不要京戲的鑼鼓點。在《柳樹井》里,他們選用了十四個不同的曲牌子,除了因牌子格式的限制非把原詞增減字數不可,其余的他們都很忠誠地按照原詞歌唱。這十四個牌子中有一部分是不很合适的,其余的都相當妥當,效果很好。假若他們能再加工,把歌唱的牌子更用心地選擇,牌子曲既是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再加以适當的安排,一定會有更好的效果。在歌唱与歌唱之間他們沒能用音樂配合演員的動作,這是一個缺點。他們若能用心地選擇一些老牌子,來配合演員的動作,就能彌補這個缺點。在演員動作与舞台地位上他們也需要專家幫忙導演。 總起來說,“曲劇”的試驗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一,舊的曲牌子是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人民對它們素有好感,用它們來演唱一個故事,很容易被群眾接受。第二,各种曲牌子是說唱形式的,說也是唱,唱也是說,很容易教听眾听得懂。在這一點上,它很接近評戲,但是比評戲的腔調更美好复雜一些,不像現階段的評戲那么單調。第三,在評戲里女演員的“弦儿高”,男演員的嗓音若無訓練,就不易跟上,所以在評戲里往往女角突出,男角配搭不上。“曲劇”中的男女演員都是能夠獨立地表演某种曲藝的,所以合演“曲劇”的時候,大家都能發揮所長,不至于配搭不勻。即使嗓音的高低不同,若能巧妙地把曲牌子安排好,噪高的唱高弦,低的唱低弦,也還不至于顯著不諧調。有了上述的三個長處,若再加上音樂的加工和舞台經驗,“曲劇”的确能夠成為一個新的劇种,而且是由民間文藝發展出來的一個劇种。我想,在目前我們應當盡量地發掘老牌子,利用它們丰富現有的“曲劇”,然后再逐漸地把具有民族風格的新音樂介紹進來,使它有更好的發展。 載一九五二年《說說唱唱》九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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