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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构成民族風格的最重要的成分。民間文藝，不管多么粗糙，還是多么細致，總是運用民間語言的。這一點就值得我們用心學習。假若我們不肯學習，即使我們按照民間文藝的形式寫作，我們也不會寫好；即使我們能寫出很有思想的東西，也不會教人民一听就懂，而且喜愛它。人民喜愛自己的語言。 民間文藝的語言，一般的說，是簡短明快的，因為民間文藝多半不是預備悅目的，而是悅耳的——要說得出，唱得出。記住這個，我們再寫東西的時候，就會不止在紙上推敲文字，而要用耳朵考驗考驗了——不管寫什么形式的東西，能這么作也不吃虧。經過耳朵的考驗，我們才除了注意文字的意義而外，還注意文字的聲音与音節。這就發揮了語言的聲韻之美。我們不要叫文字老爬在紙上，也須叫文字的聲響傳到空中。耳朵不像眼睛那么有耐性儿，听到一個不受听的字，或一句不易懂的話，馬上就不耐煩。所以我們必須寫得嘹亮干脆，不能拖泥帶水地拉不斷扯不斷。我們曾經提倡過朗誦詩；其實，人民早就不但朗誦詩，也朗誦散文。舊戲中的道白，評書中的一部分散文，都是有滋有味的說出來的，并不平舖直敘。人民不但朗誦詩，而且給詩配上音樂；大部分民間曲藝是唱出來的。音樂是感人的，詩是感人的，音樂与詩合在一塊儿就加倍的感人了。人民早就發現了這個道理。有些知識分子，自視甚高，卻忽略了這個道理，硬把詩作得与散文相近，不嚴格地追求音節聲韻之美；硬說有思想就夠了，不必力求語言与音樂的密切結合；硬說詩應當有含蓄，甚至可以隱晦一些，不必爽朗明快；怪不得好多人民不大喜愛新詩呢！ 我們往往發現，一段民間文藝在讀起來的時候，并不怎么美好，可是一經藝人唱起來就變了樣子，變得悅耳好听。這是什么道理呢？原來藝人們不管詞句怎么不好，也在文字的“平上去入”上用過一番工夫，所以能用聲音的美好補足了文字的缺欠。我們作新歌曲的人呢，有的就不辨平仄；万一再遇上個不辨平上去入的音樂家給制譜，那就難怪字不響、音不順，難以听懂了。 在這里，我并不是說，民間文藝中的粗糙字句是可以取法的；也不是說，我們作歌詞，制樂譜，只須注意文字的平上去入，而不管別的。我是說，我們既是搞文藝与音樂的，就須了解我們的文字特質，我們的文字既分平上去入，我們就不能不注意。以前，因為我們不注意，所以我們寫出的東西，就往往被藝人拒絕，不肯演唱。這不怪藝人，而應當怪我們自己。至于有的人寫出平仄不辨、音節不調的東西，而硬說是突破形式，就未免太不虛心了。連自己的語言的聲韻音節還沒把握到，還談什么突破形式呢？ 民間文藝的語言既多半要能說能唱，它就必須選擇現成的字。好的戲詞曲詞，用字是那么現成，几乎能使人听見上半句，就猜到下半句。這樣，唱的人的詞句便能脫口而出，而听者也能感到不費力就領會了全句；于是歌者与听者就打成一片。這就是說，民間文藝會從人民的語言找到竅門，使人听了歡喜，也要跟著唱。我們所寫的通俗文藝呢，往往不細心地去找這個竅門，想到什么字就用上什么字，結果是我們的句子別扭，連念起來還不順嘴，更不用說唱起來了。我們必須記住，我們必須用現成的活語言，給人民服務，而不該生拉硬扯，湊成句子，把人民嚇跑。我們要下很大的工夫，才能使我們的文字清淺活潑，像一條活的溪水似的。 在民間文藝里，也有許多不好的句子。一种是民間藝人只顧很容易地湊成句子，就不假思索地謅出來：“把話明”，“把話云”，“把話言”……。另一种是文人給加過工的，把原詞加上或換上許多表面文雅而實際庸俗的字樣，弄得驢唇不對馬嘴——這樣說，并不過分，人民的語言是与人民的生活分不開的；用文雅而庸俗的語言去描寫人民的生活，當然是驢唇不對馬嘴。我們學習民間文藝，必須留心剔選，既不偷懶學那“把話云”什么的，也不濫充文雅，隨便安上腐爛的修詞。我們首要的是把文字寫得明朗康健，現成易懂。假若我們能寫出這樣的語言，即使不預備寫通俗文藝也是有好處的。通俗化的傾向是該貫徹到一切文藝作品中去的，不是只有鼓詞与相聲才須通俗。我們將來的文學作品必須是像《水滸傳》那樣的既通俗又有很高的藝術性与思想性的。 載一九五二年《中國語文》七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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