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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說明：對于話劇的一切，我都外行，我之所以要寫劇本是因為（一）練習練習；（二）戲劇在抗戰宣傳上有突擊的功效。因此，我把劇本寫成，自己并不敢就視為定本，而只以它為一個輪廓；假若有人愿演，我一點也不攔阻給我修改。導演者改動劇本，我想，大概有兩個理由：（一）著者對舞台技巧生疏，寫出來的未必都能适合于舞台條件，或未必發生效果；（二）著者在某一處的設意遣配混含不清，導演者有設法使之強調明晰的必要。前者事微，只要導演者不是處心要以低級趣味博觀眾的歡心，就無所不可。后者，卻不這樣簡單；因著者的混含，頗足引起誤解；不幸，導演者而誤解了劇本原意，則難免驢唇不對馬嘴，越改越不象樣子了！ 按理說，劇本根本就不應有混含之處，使人為難。可是，在實際上，這卻很難避免。劇著者未必都技巧純熟，百發百中，難免不東搖西擺，自陷迷陣。還有，客觀上必要的顧忌，不許寫者暢所欲言，遂爾隱晦如謎。 我這劇本，因為缺乏舞台的經驗与編劇的技巧，自然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必須改正，而且歡迎改正，不在話下。我最不放心的倒是那些不甚清楚，容易引起改正的善意，而未必不改錯了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有寫出几句來的必要。從一方面說，這是個歷史劇，雖然我不大懂戲劇，可是我直覺的感到，從問題与掙扎中來表現歷史的人物，一定比排列事實，強加聯系更有趣味与意義。以中心問題烘托中心人物，自然是如魚得水。但是，我不能這樣作；以中心人物逝世未久，人与事的切近反倒給我許多不方便。問題，足以使人格逐漸發展的問題，的确能找到，但不便采用。比如說，在抗戰開始的時候，許多的誤會把張將軍遮在黑影里，這里很有“戲”。可是我不敢用。我把這黑影點化成了墨子庄先生。這里虛擬，不是事實。因此，墨先生這個人，与他所代表的一切，好象是可有可無；而且第二幕仿佛与其他三幕殊少調諧——它似乎要提出問題，而剛一提出就自行結束了。假若第二幕完全是寫臨沂之戰，我想一定較好，至少也有四幕一致的好處——都寫事實，根本不許問題露面。可是，臨沂之戰的寫出，以我這點才力，必与第四幕相同；兩幕同調，恐怕不易寫好，故棄而不取。從另一方面說，這是個抗戰宣傳劇。在實際抗戰中，我們有許多困難与問題。這時代的英雄無疑的就是能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人。假若我沿著這條路走，也許能使劇本更生動深刻一些。打一個胜仗絕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專靠主將勇敢是辦不到的，張將軍打過許多次胜仗；他的确是勇敢，可絕不會單憑勇敢。他一定是克服了許多困難，解決了許多問題。可是，我又不能寫！一談困難与問題就牽扯到許多人許多事，而我們的社會上是普遍的只准說好，不准說坏的。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襯托不可的地方，我只好混含。因此，我既沒把張將軍表現得象個時代的英雄，又沒能從抗戰的艱苦中提出教訓！我希望導演者勿以為我把問題都可惜的混含過去，而須細細考慮一下，我之混含自有理由。除非你有既能使之明顯而仍能不失含蓄的手段，千万莫輕易改動。 張將軍在抗戰中几乎是每戰必胜，按照他的戰功來說，應當納入劇本的至少有（一）臨沂之戰，（二）徐州突圍，掩護退卻，（三）隨棗之役，（四）殉國。以此四題分入四幕是個很不錯的辦法，可是四事皆為戰爭，即使每戰各具特色，恐怕在舞台上也難免過于單調，我沒敢這樣辦。 戰爭而外，他的治軍方法，對百姓的態度，和他自己的性格，自然也都須描寫，否則只有“開打”而無人物。有這么兩層——戰功与人格——都須顧及，所以我取了交織的辦法：第一幕寫他回軍，表現他怎樣得軍心。第二幕寫臨沂之戰及徐州掩護撤退。這兩件大事可是全沒由正面寫，為是給第四幕留地步，使各幕情調不同。第三幕寫他自己由徐州撤退，好把他怎樣對部下對百姓，和与士卒共甘苦等等，略事介紹。第四幕正面寫戰爭，他戰，他死。這樣布置的好坏，我不曉得；我只覺得第一二兩幕中有不少墨先生的戲，使全劇站立不穩！而且，二幕中由側面寫臨沂之戰与掩護撤退，也嫌纖弱無力！有了第二幕便使人弄不清著者到底是要干什么！可是，我沒法子再改，因為一丟開墨先生，就必定要以一個戰爭——臨沂之戰或掩護撤退——或一些問題——關于友軍的聯絡或某种困難——來代替。用戰爭，則与第四幕雷同。用問題，則极易惹起反感。顧及与避免單調，逼我取了一條不甚好走的道路，而且是勞而無功的亂跑一遭！ 全劇既顯著雜亂無章，我只好希望在演出的時候每一幕都有個情調，以免亂上添亂——假若導演者忽略了這一點，而專注意到小的動作上，一定非大亂不可！第一幕，在我的設計上，是由苦悶而狂喜，等張將軍一露面，即立刻顯出嚴肅与緊張。苦悶与狂喜都是烘托，嚴肅与緊張才是正筆；假若前者表演得太火熾，則后者即變為沉悶，失其重心矣。第二幕是平列的三件事：臨沂之戰，接受徐州掩護退卻的命令，及結束墨先生。由事實上說，前二者宜占重要地位；由我的寫法上說，末一項倒很有“戲”。假若太注意了“戲”，則不但破坏了事實的正确，而且也破坏了全劇的調諧。我不曉得怎辦好，我只能對導演者放“警報”，這幕不大好辦！第三幕和第一幕在情調上很調諧，是老老實實的表現事實，沒有什么可說的。不過，這一幕也許要大失敗，假若各場的角色找不到适當的人來演。有好几位角儿只在這一幕里露一場就完，恐怕好演員不肯來擔任；而這几場若無好手扮演，則全幕等于虛設。還有一件該注意的，就是必須表現出士兵是怎樣的疲憊。在那么疲憊殘缺之中，還能那樣守紀律，才能暗示出治軍的有力，并補釋了第二幕接受掩護任務的勇敢沉著！第四幕最難寫，因為許多事都得“混含”。要混含，所以不能一開幕便把困難擺出來——假如先說困難，而后以殉國作結，有多么順當呢！因此，我只能由靜而動，慢慢的緊上去；自然，我也就只寫了英勇，而放棄了克服困難！我希望導演者別再特別加重英勇這一點——那樣，就是表現了一位猛張飛，而不是屢建奇功的大將軍了。還要注意：張將軍是越到險境越從容，可是不許因從容而失去嚴肅。后半部緊張，可也勿顯出慌亂。 真的材料，因為小心，未能采用。表現出些“意思”，人物与事實乃不惜虛构。真的人只有張將軍，張高級參謀，与賈洪馬三副官，他們是与張將軍同時殉國的。在事實上，張高級參謀是新任的，應在第二幕就出來；為了人物的不都出沒無常，故違背了事實。丁順實有其人，可是今猶健在，所以未使用真的姓名。胖火夫也是真的，可是我覺得寫出姓名，不如“胖火夫”有力。這些真人物的性格事跡，除了張將軍，都是多半出于虛擬，便易于作“戲”。 可是，談到作“戲”，這劇本著作又碰到了個難以克服的困難：軍隊中只有服從，不許質問辯論。不錯，一位軍長或司令對他的秘書或顧問是可以隨便的談談；可是對他的師長旅長便要保持個相當的距离了。他說怎樣，便是怎樣，別人不能隨便開口，也就沒有了“戲”！所有的“戲”几乎都在無所表情的服從里，即等于沒有“戲”！在初稿中，我甚至連一個勤務兵都給了表情的机會，可是在修改的時候不能不勾去十之七八！越改越單調，這劇本直象一株枯樹！ 以上所述，都是我自己在寫作時所感到的困難，和怎樣因為困難才取了明知笨拙而無法避免的路子。此外，大概還有我未曾想到的許多缺欠与漏隙，都請指正！ 劇中重要人物說明 張自忠將軍——山東人。年近五十，無須，右腮下有痣，痣上生數長毫，時以指弄 之。身高，不胖。鼻目皆闊，眼极有威。語聲稍粗，不喜多言，但 時有妙語。記憶力甚強。性烈如火，疾惡如仇；作戰時則鎮靜异常， 面帶笑容，且稍喜講話。遇事必詳為考慮，而后与部下商議，擇善 而從；主意既定，絕少更改，見客時衣裝整齊，然不尚修飾；遇戰 事，衣上生虱，一如士兵。自奉甚儉，尤不擇食。遇下极嚴，而共 甘苦，故受部下畏愛。袋中多小紙簿，隨時記事。 張 敬 高級參謀——廣東人。三十多歲。身小，勇敢活潑。曾為十九路軍團長。作戰 時，与張將軍來往最前線，督勵士兵。与張將軍同時殉國，身已 受傷數處，仍發槍斃敵。 洪上校副官——河南人。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稍胖，性忠厚。原為團長，因事离 職，抗戰后复歸軍，為副官。自請隨張將軍赴戰，死于難。 馬副官——河南人。四十多歲。身高，辦事認真，為主任副官。与張將軍同殉國。 賈副官——山東人。二十多歲。身高，整洁。与張將軍同殉國。 尤師長——河北人。四十歲。忠勇有幽默感。 范參謀——廣西人。三十歲。性烈而多智。 墨先生——天津人。五十八歲。精神很好，不胖不瘦，穿西服而走方步。心地卑鄙， 而自詡多才，与張將軍有舊，与一切有勢力的地方都多少有關系，連東 洋勢力亦不忽視。 葛敬山 ——十九歲。河南人。富感情，愿學習；雖幼稚而有出息。 戚瑩——十八歲。河南人。天真喜動，不怕吃苦。可作摩登玩物，亦可作英勇女 兵，視環境如何耳。 丁 順——河北人。五十多歲。性忠誠，曾單身冒險入北平探視張將軍。服裝古怪， 有創造性，言行如一。 楊柳青——二十多歲。江蘇人。很勇敢的青年記者。 王得胜——二十九歲。山東人。壯如熊。第三幕中之難婦，茶館女主人，小兵，老 驢夫，招弟，雖只露一場，而有相當重要的“戲”作，其面貌年齡服裝 可依劇情決定。 其他人物，看著辦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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