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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癸亥


  我是清華癸亥級畢業的。現在又逢癸亥,六十年一甲子,一晃儿!我們以為六十周年很難得,其實五十九周年也很難得,六十一周年更難得。不過一甲子是個整數罷了。
  我在清華,一住就是八年,從十四歲到二十二歲,回憶起來當然也有一些瑣碎的事可說。我在清華不是好學生,功課平平,好多同學都比我強,不過到時候我也畢業了,沒有留級過。品行么,從來沒有得過墨盒(只有品學俱佳熱心服務或是奉命打小報告的才有得墨盒的資格),可是也沒有被記過或進過“思過室”(中等科齋務室隔壁的一間禁閉室)。
  級有級長,每年推選一人擔任。我只記得第一任級長是周念誠(江蘇籍),他是好人,忠厚誠懇,可惜一年未滿就病死了。最后一位是謝奮程(廣東人),為人精明,抗戰期間在香港作寓公,被日軍慘殺。
  每一個中等科新生,由學校指定高等科四年級生作指導員,每周會晤一二次,用意甚善。指導我的是沈雋祺。事實上和我往還較多的是陳烈勳、張道宏。我是從小沒离開過家的人,乍到清華我很痛苦,覺得人生最苦惱事第一件是斷奶,而上學住校讀書等于是第二次斷奶。過了好几年我才習慣于新的環境,但是八年來每個星期六我必進城回家過一個溫暖的周末。那時候回一趟家不簡單,坐人力車經海甸到西直門要一個多小時,換車進城到家又是半個多小時。有時候騎驢經成府大鐘寺而抵西直門車站,很少時候是走到清華園車站坐火車到西直門。在家里停留二十四小時,便需在古道夕陽中返回清華園了。清華園是我第二個家。
  八年之中我學到了些什么?英文方面,作到粗通的地步,到美國去讀書沒有太大的隔閡。教過我英文的有林語堂、孟憲成、馬國驥、巢坤琳諸先生,還有几位美國先生。國文方面,在中等科受到徐鏡澄先生(我們背后叫他徐老虎,因為他凶)的教誨,在作文方面才懂得什么叫做“割愛”,作文須要少說廢話,文字要簡練,句法要挺拔,篇章要完整。五四以后,白話文大行,和聞一多几位同好互相切磋,走上了學習新文學的路子。由于積极參加《清華周刊》的編務,初步學會了撰稿、訪問、編排、出版一套技巧。
  五四的學生運動,清華轟轟烈烈的參加了。記得我們的學生領袖是陳長桐。他是天生的領導人才,有令人傾服的气質。我非常景仰他。他最近才去世,大概接近九十高齡了。陳長桐畢業之后繼續領導學生自治會的是羅隆基。學生會的活動引發好几次風潮。不一定是學生好亂成性,學校方面處理的方法也欠技巧。有一晚全体學生在高等科食堂討論罷課問題,突然電燈被熄滅了,這不能阻止學生繼續開會,學生點起了無數枝蜡燭,正群情激憤中,突然間有小鑼會(海甸民間自衛組織)數人打著燈龍前來鎮壓,据說是應校方報案邀請而來,于是群情大嘩,罷課、游行、驅逐校長,遂一發而不可收拾。數年之間,三赶校長。本來校長周寄梅先生,有校長的風范,亟孚人望,假使他仍在校,情勢絕不至此。
  清華夙重体育。上午有十五分鐘柔軟操,下午四至五強迫運動一小時,這個制度后來都取消了。清華和外面几個大學常有球類比賽,清華的胜算大,每次重要比賽獲胜,學校若狂,放假一天。我的体育成績可太差了,畢業時的体育考試包括游泳、一百碼、四百碼、鉛球等項目。体育老師馬約翰先生對我只是搖頭。游泳一項只有我和趙敏琱G人不及格,留校二周補考,最后在游泳池中連划帶爬總算游過去了,喝了不少水!不過在八年之中我也踢破了兩雙球鞋,打斷了兩只球拍,棒球方面是我們河北省一批同學最擅長的,因此我后來右手拾起一塊石子可以投得相當遠,相當准。我八年沒有生過什么病,只有一回感染了腮腺炎住進了校醫室。起碼的健康基礎是在清華打下的,維持至今。
  清華對學生的操行紀律是嚴格的。偷取一本字典,或是一匹夏布,是要開除的。打架也不行。有一位同學把另一位同學打傷,揪下了一大撮頭發,當然是開除處分,這位被開除的同學不服气,跑到海甸喝了一瓶蓮花白,回來闖進大家正在午膳的飯廳,把齋務主任(外號李胡子)一拳打在地下,結果是由校警把他抓住送出校去。這一鬧劇,至今不能忘。
  我們喜歡演戲,年終同樂會,每級各演一短劇比賽。像洪深、羅發組、陸梅僧,都是好手。癸亥級畢業時還演過三幕話劇,我和吳文藻扮演女角,誰能相信?
  癸亥級友在台北的最多時有十五人,常輪流作東宴集,曾几何時,一個個的凋零了!現只剩辛文錡(臥病中)和我二人而已。不在台北的,有孫立人在台中,吳卓在美國。現在又逢癸亥,欲重聚話舊而不可得,何況舉目有山河之异,“水木清華”只在想像中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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