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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 近來有許多年青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于魯迅的文字。為什么他們要我寫呢？我揣想他們的動机大概不外几點：一、現在在台灣，魯迅的作品是被列為禁書，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點這個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們在大陸時總听說過魯迅這個人的名字，或讀過他的一些作品，無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產党及其同路人關于他的宣傳，因此對于這個人多少也許怀有一點幻想。三、我從前曾和魯迅發生過一陣筆戰，于是有人愿意我以當事人的身分再出來說几句話。 其實，我是不愿意談論他的。前几天陳西瀅先生自海外歸來，有一次有人在席上問他：“你覺得魯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從旁插嘴，“關于魯迅，最好不要問我們兩個。”西瀅先生和魯迅沖突于前（不是為了文藝理論），我和魯迅辯難于后，我們對魯迅都是處于相反的地位。我們說的話，可能不公道，再說，魯迅已經死了好久，我再批評他，他也不會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書，何必再于此時此地“打落水狗”？所以從他死后，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我首先聲明，我個人并不贊成把他的作品列為禁書。我生平最服膺伏爾德的一句話：“我不贊成你說的話，但我拼死命擁護你說你的話的自由。”我對魯迅亦复如是。我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還曾經搜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一冊，我覺得那是個好辦法，讓大家看誰說的話有理。我曾經在一個大學里兼任過一個時期的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我覺得這是有損大學的尊嚴，于是令人取去注銷，大約有數十冊的樣子，魯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內。但是這件事立刻有人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我把魯迅及其他左傾作品一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一虛偽情報，派作我的罪狀之一！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一回事。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實。 魯迅本來不是共產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頗為反對當時的左傾分子，因此与創造社的一班人齟齬。他原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務員，在北洋軍閥政府中的教育部當一名僉事，在北洋軍閥政府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一來因為職位低，二來因為從不強出頭，頂多是寫一點小說資料的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一點歐洲作品。參加新青年雜志寫一點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后，才漸為人所注意，終于卷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行嚴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廁身于學界，在北京，在廈門，在廣州，所至与人沖突，沒有一個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以至于死。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里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确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气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极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极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只是一個消极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于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并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干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么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魯迅如果不贊成這個辦法，也可以，如果以為這辦法是消极的妥協的沒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總得提出一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而魯迅的最嚴重的短處，即在于是。我曾經寫過一篇文字，逼他攤牌，那篇文章的標題即是“不滿于現狀”。我記得我說：“你罵倒一切人，你反對一切主張，你把一切主義都褒貶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樣呢？請你說出你的正面主張。”我這一逼，大概是搔著他的痒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節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說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魯迅大概是忘記了紅樓夢里即曾把“褒貶”二字連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語至今仍是如此。）隨後他聲明，有一种主義他并沒有罵過。我再追問他，那一种主義是什么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為魯迅自始即是處心積慮的為共產党舖路。那不是事實，他和共產党本來沒有關系，他是走投無路，最後逼上梁山。他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著這樣一個后門。所以后來共產党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于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后來得到共產党的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党的“文藝政策”。這一本“文藝政策”的翻譯，在魯迅是一件重要事情，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于共產党了。可是我至今還有一點疑心，這一本書是否魯迅的親筆翻譯，因為實在譯得太坏，魯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這是共產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這一文件的壽命并不長，因為不久俄國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跡銷聲，這一段戲劇式的轉變之經過詳見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藝術家”一書。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党的陣營了。 在這個時候，我國東北發生了中東路抗俄事件。東北的軍閥割据，當然是誰也不贊成的。可是當我們中國的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了沖突，而且我們的傷亡慘重，國人是不能不表關切的。這對于中國共產党及其同情者是一個考驗。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干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一考驗，魯迅的立場是很明顯的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气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听從蘇俄及共產党的操縱。 魯迅死前不久，寫過一篇短文，題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覺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話奉勸青年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也不必以人廢言，這句話便是：“切莫作空頭文學家。”何謂空頭文學家？他的意思是說，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這句話說的很對。隨便寫過一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怪不得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話說回來，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后，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他們原是有組織的、有人、有錢、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紅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冊我記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冊到二十冊的光景。這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然而呢，按其內容則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魯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張，我當然不知道，不過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里面了。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价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的。所謂諷刺的文學，也要具備一些條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在這一點上魯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雖然盡可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還是一股愛，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在這一點上我很怀疑魯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一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至少不是個人的攻訐，這樣才能維持一种客觀的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將來時移勢轉，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价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雖然沒有固定体裁，也要講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樣，有适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一整体。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以上所講也許是過分的苛責，因為魯迅自己并未聲明他的雜感必是傳世之作，不過崇拜魯迅者頗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們。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Ｑ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Ｑ正傳”，其余的在結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Ｑ正傳”是很有价值的，寫辛亥前后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夸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一個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适當的分量，像“阿Ｑ正傳”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它的作者造成一個偉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志上刊出來，一邊站著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須發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發蓬□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 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使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面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面的好書。我以為，至少這一本書應該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別的貢獻。有人說，他譯過不少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我的知識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評那些所謂“弱小民族”的文學究竟如何。不過我想，魯迅的翻譯是從日文轉譯的，因此對于各民族的文學未必有适當的了解，并且魯迅之翻譯此類文學其動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對被壓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學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他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于被共產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一個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的胸中的積憤与塊壘，但是，有一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沉靜的觀察人生，并觀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這一句話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評英國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時所說的話。他說巢塞沒有能做到這一點，他對人生的觀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膚淺的。我如果要批評魯迅，我也要借用這一句名言。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所以他立腳不穩，反對他的以及有計划的給他捧場的，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支筆，但他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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