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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故事


作者:李國文

  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閱人經驗來評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個很不錯的青年。然而,不知為什么,好多人一談到他,當面也罷,背后也罷,總是搖頭者多。一個人,能夠被人指著眼睛鼻子說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遜,就是他有任人評頭品足的雅量。沖這一點虛怀若谷,我認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嗎?”我們兩個本不甚見外,加之他的稟性坦直,故而敢這樣問他。
  “我又不聾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聰明的人,不過,不作出伶俐的樣子罷了。我從學術角度同他探討,“為什么?”因為他不至于如此。
  “隨人家便羅!”他說,“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邁著他那种特別結實的列兵步伐,走了開去。咯咯咯,像砸夯。我后來觀察到,這小子走路,腳后跟先著地,所以,總弄得樓板不同凡響。
  不過,我挺“待見”他。這是北京話,含有一點敬重的意思。一個人,好,不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張牙舞爪;窮,不垂頭喪气。他就像一個在隊列里行進的士兵,一步一步走著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失敗的路,讓我佩服。老實說,我并不贊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說,每個人的角色一半是天定的,沒法改變的,但另一半,是自己決定的,便不可能和別人一樣。你過你的,我過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過的了。
  想想,也是這么一個道理。這世界上有兩片相同的葉子嘛?他說得更絕,我這片葉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樣呢?沖這句話,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時賞臉到我這儿來,無什么特別的目的。來了就來了,走了就走了,這很好,無需我放下筆來陪著。他在我書房里像主人一樣地東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臉色是贊同,還是反對。他就這樣自信。若找到什么好書或新雜志,值得看,就自己倒茶,或者自己抽煙,仰臥在沙發上閱讀。看夠了,站起來,咚咚咚地离開。
  他走后,老伴就開窗放煙。莫合煙,自己抽得香,別人聞起來就奧,好一會,也放不干淨。“這個丁丁--”我老伴發表她的觀點,“太自以為是。”
  “難道對你一個勁地點頭哈腰,就好嘛?”我不大喜歡一些裝孫子的年輕人,因為一旦幫助他到了羽毛丰滿以后,就要把你當他的孫子。丁丁不,始終如一,不咸不淡,不近不遠。
  有一次,我忽發奇想;“丁丁,令尊給閣下起名字時,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學時容易書寫的一面,卻絕對沒有考慮到名字會對人的性格,所產生的微妙影響。”
  “至于那么嚴重吧?”這是他的口頭語,也是他對于整個世界的態度。
  我聲明,當然這是不可靠的感覺。不過,對他說深說淺都無關系,無需顧忌,他不像時下文壇一些想當領袖的年輕人那樣過敏,也不像一些神經兮兮的女作家那樣小心眼,總把別人看成很礙他事的絆腳石,甚至假想敵,其實,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地盤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歡把事情嚴重起來看,他認為,凡沒有一拳頭打在我臉上者,不必疑神見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線。所以,我對他說話放心。“因為,你這個‘丁’字,馬上讓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鐵釘的‘釘’,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說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有意會,不能言傳,好像這個“丁”字成了他性格的象征。后來,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楊菲爾瑪,認為我的直覺有道理。太棒了,她說,叫他了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這個丁丁,最合乎他這個認死理的家伙了。
  所以,楊菲爾瑪有時索性叫他“死了”。在她嘴里,這可以是愛稱,也可以是蔑稱,視其情緒而定。
  楊菲爾瑪,是中國人,不是外國人。他第一次說要帶位女朋友來我家,還以為他從外國拐回一個洋妞呢?一見面,她自我介紹,說我應該有些認識她,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較早的國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導游,陪同外國人到中國來玩。后來,她自己單挑一個旅游公司,組織中國人到外國去玩,越做越大發,現在,說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資界的巨頭,不算過譽之詞。
  “老爺子,這是一個能干人吃飽飯的時代。活得不好,別怪党和政府,怪自己無能。”
  不用說,她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寵儿。
  据我朋友講,她原來的名字叫楊淑珍。后來,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僅城區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婦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時派一點的楊陽。這位小姐是個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話下,所長善意地提醒她。這名字至少被兩千個男人和女人擁有。于是,當場來了靈感,她用了現在這個楊菲爾瑪。
  我估計,全中國也許就只有她一個人叫這樣的怪名。然而,也正因為這樣,誰要第一面見到她,和听到這個名字,便永遠也不會忘記。沖她設計出這個不中不西的楊菲爾瑪,她和丁丁維持目前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親密些的情人關系,就覺得她是個很有作為的女人。“這樣好,來去自由。”她說。
  楊菲爾瑪頭一次踏進我家的門檻,見面禮是一箱XO。
  丁丁從車的后背箱里拿出來,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廳里。我不是受寵若惊,而是嚇了一跳:“干嗎?”
  “這是老姐的一點意思!”
  送洋酒是時下的一种風尚,一般都是一瓶,送兩瓶者少。后來,我才知道,這是楊菲爾瑪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樣,一下子就給你留下一個絕對是刻骨銘心的第一印象。
  “厲害--”我服了。
  丁丁說:“幸虧你不抽煙,要不她會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條吧!”
  我一听,差點沒嚇死。
  他們不怎么避諱我目前兩人維持的AA制的同居關系,雖然她很有錢,但二一添作五,絕對公平負擔。小姐告訴我太太說,這樣誰不覺得欠誰的狀態更好些。太累的愛情,和太麻麻煩煩的婚姻,挺耽誤事,還挺浪費精神。更難得的是,她說,這兩年同居下來,我們兩個還算磨合得不錯。
  我老伴說:“磨合這個詞,我老在汽車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需要磨合的過程,不行,就得換零件了。”她說。
  我們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楊菲爾瑪的想象力。
  我初初認識丁丁的時候,他還是個文學愛好者,在新街口禮堂听過我的課。我之所以馬上對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為,他戴了一頂孔乙己的氈帽。現在,北京几乎沒人戴那玩意,至于孔乙己的家鄉,有沒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他這樣年紀輕輕的,戴氈帽頭的,大概就他一位。從那以后,我見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還帶到日本,帶到美國。我問過他,為什么要這樣打扮?
  他說不為什么,然后,反問我,為什么一定要為什么?他又接著問:犯法嘛?不犯法。我礙著你什么了嘛?不礙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頭上戴什么呢?
  我無言以答。
  楊菲爾瑪說,別理他,他就是這樣一個認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著,他也不上轎,這氈帽頭就是一例。
  她是在日本認識這個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給了他。
  不過,丁丁說她其實并不浪漫,她是個做大事的女人。對于愛情,婚姻,家庭,性生活,不會太投人的。她是個事業上具有攻擊型的女人。他承認,他被她的性格所吸引。
  那時,她剛開始帶中國的有錢人到外國去度假。在箱根,一個錢多得不知怎么花的燒包,說是受不了旅館里溫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換個地方。這种國外旅游,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為他一人單獨服務。那時,丁丁給她打工,說,“你把他交給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輕人!”她比了丁大兩歲,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說“你只有這條道好走。”楊菲爾瑪無奈,由他帶走這位刁鑽的暴發戶。她領著其他人轉了一圈日本列島回來,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團成員很高興地歸隊了。她問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讓他眼貼的?丁丁說,完成任務就行了,何必盤根問底。她又去問那個暴發戶。那家伙倒也坦率,這個丁丁,把我帶到東京,在新宿的紅燈區吧,我們走散了。甭提那個倒霉了,挨了接別說,還弄到警察局,大丟人了。后來,丁丁找到我,把我帶到四國島的今治港,住的是沒有那硫磺味的溫泉賓館,整整在海上釣了三天魚,別提那個開心了,這錢花得太值了。她的結論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魚真傻。
  她終于還是從下了嘴里掏出了實話。他說:“是我雇了兩個日本人小流氓,新宿街頭有的是這樣的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這個暴發戶好好修理一頓。然后,弄他到今治釣魚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這一好?”
  “他每從魚具店門前走過的時候,腳步總要放慢。”
  我對楊菲爾瑪說,這就是丁丁想當作家,學會了觀察人的結果。
  “得了吧,老爺子,文學不怎么偉大,只有生活讓人聰明。”她的話,我不愛听,但卻是事實。
  那次講課前,有個文學界朋友的聚會,隨后飯局,主人殷勤,勸吃勸喝。結果,上了講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幫助消化了,腦袋里呈空白狀態。我也不曉得怎么結束那堂課的,主持者不滿意,臉嘟嚕著,听課者也失望,掌聲稀落。他是比較個別的一個听眾,站在禮堂中間,給我拍巴掌。他認為我講得好,而且絕不是為了安慰失落的我。他說他曾經遞上來一個條子,我回答,一個人當作家好,還是當評論家好?這絕對是個傻問題,我想我不會答复的。他告訴我,我回答了,就三個字,都不好。“有什么比講實話還好的呢?”他說。
  我不相信我會說得那樣直率,不過從那以后,凡有講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這“都不好”三個字,打消了當作家或者評論家的念頭,放棄了還差一年就畢業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這期間還到過美國,后來還到過澳大利亞,因為他有一張与毛利首領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氈帽与土著的服飾,很般配。等再見到他時,他已經一邊打工,一邊留學,從日本和美國拿到學位,學成回國了。他來看我,并謝謝我几年前的三個字,弄得我很尷尬。作為我那番話的報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寬大和服。當時,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隨意接受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強。后來,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國來,他招待,我作陪。在長富宮,為了好玩特地穿起這件日本袍赴宴。楊菲爾瑪恭維我,說,老爺子挺像《紅燈記》里的鳩山。從高田的話里,才知道丁丁的禮品,非同小可,第一,真貨,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兩三個月的工才能買到。日本,凡机器能生產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絕對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錢,何必呢?出門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嚴重嘛!”他一邊給我倒月本清酒,一邊說。我也就不客气了,這正是他們這一代人的觀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脫口而出的三字經,竟改變了一個年輕人的一生,我多少覺得抱歉。倒不是怕中國少了一個作家,或一個評論家,那沒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為了后來這种不良不莠的樣子,我覺得有責任。所以,他回國后不久,我把他介紹給我一個當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權貴吧,在他主管的國營公司里,搞日文翻譯。楊菲爾瑪,早年經常帶日本團逛中國,以后又帶中國人逛日本;也是半個日本通。她說丁丁的日語,一級棒。
  一開始,他對謀職不怎么積极,說“第一、我還沒有玩夠,第二。我目前還能活,第三、我還沒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楊菲爾瑪接著說;“我想,他應該進入政壇!”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問她。
  她說;“當然有。”
  一了丁是當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說:“他這种性格不适宜當小官,他不是隨著別人的意志轉的蹦蹦車,而是那种能讓別人按他的意志轉的推土机。”
  我嚇了一跳。
  “這張牌怎么打,我還沒有想得太好,看運作的情況再定了。”楊菲爾瑪那對眼睛,不漂亮,但神采奕奕,總在洞穿人似地琢磨你。誰第一眼看到她,馬上會產生被她大卸八塊的感覺,哪塊剁餡,哪塊紅燒。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夠利用的部位,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評論,是個人物,丁丁斗不過她。我說,也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腦袋。這位很難說是個美女,最好的評价,是不丑而已的楊菲爾瑪,有一股勁。用气功的話說,帶功,用物理學的術語形容,具有磁場,把丁丁拿住了。其實,丁丁不愛听人擺.布,對她的興趣從經濟領域往政治層面轉移,要讓他走仕途,當大官,竟然沒有表示异議。看來,一物降一物。這話不錯。
  我估計丁丁在日本,掙了一點錢,不多,也不會少,還能買得起一輛吉普車代步,就比我強得多。但看見刷卡的時候,不像小姐那樣滿不在乎。“你會坐吃山空的,何況你們的調費采用AA制,老弟!。”我說。。
  “到時候再說。”他說,他一向把生計啊,錢財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那么重。實際上,這小子還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往四十奔了。作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曉喻:“還是去捧這個鐵飯碗吧!”
  他去了,純粹是為了給我面子。過了月把,我打電話問我那位朋友,“徐總,這個丁丁在你的机關里表現如何?”
  “你介紹的人,有錯?”他很滿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過了些日了,見到徐總,他試探地問起我來,你完全了解你介紹的這個年輕人嘛?
  我嚇一跳,不知這小子闖了什么禍;
  “很能干,很賣力,但大家弄不但,他干嘛要把一戶的翻譯任務,在一個月里急急忙忙赶了出來,然后就不知下落,為什么?”
  那位技術官僚,一張刮得鐵青的瞼看著我,希望從我這儿得到解釋。我能告訴他什么呢?
  顯然,丁丁被該死的垃圾引走了。
  這也是命運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樹,人就像一個小螞蟻在這棵樹上爬,誰也無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個彎,便在一個樹權上一直走下去,而回不了頭。我只好對徐總解釋;年輕人啊,吊儿浪當,任性而為,我也拿他沒法。徐總是在美國進修過的,見過世面,有點器度,和正經八百的政府官員,還不盡相同。一個上千人的部門,別說少一個,就是少一百,不也照常運轉?笑笑,也就不再追問了。
  丁丁在東京,有机會結識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長富宮一塊喝得昏天黑地的高田有司。我結識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過交道的鬼子,都饞酒,都愛耍酒瘋。那天,我真佩服楊菲爾瑪,不知這位小姐用什么辦法,把我們三個醉成一灘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處,還不影響她工作。
  她是個极能干,极聰明,或者說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這評語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她反對別人恭維她是女強人。她討厭這個詞。她說,影視上的女強人,都是准備隨時賣肉的貨色,給我提鞋我還嫌埋汰呢!至于處理几個醉鬼,還不是旅游業手到擒來的本事,打去一個電話,弄來一輛急救車,花一點錢,就全拉走了。“那時,是凌晨三點,長安街上,你們三位在唱《拉网小調》,好來勁!”
  楊菲爾瑪一邊料理醉鬼,一邊還利用時差,与西亞她公司辦事處的下屬談業務。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數落的時候,她把歐洲某地她的一間代理店雇佣的當地經理人,炒了魷魚。我老伴說,她訓起人來,像一頭凶猛的母獅。媽拉巴子的村話,都像沖鋒槍似地掃射。但關掉手机,又像可愛的小姐了。對不起了,師母、是我的錯,把老爺子灌醉了。看來,你還得給他喝一點酒,他才能醒過來,并且頭疼得不會那么厲害。她溫溫柔柔地對我老伴說。
  我不相信我會如此失態,竟然醉得要用酒來解酒。看來,人老以后,最可怕的自我感覺失靈症,開始降臨了。一旦失去檢點自己的能力,便難免要發生失態和出洋相的笑話了。這個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畢露,比我們更加暴露無遺。這時說他是學者,鬼都不信。他說他在溫泉浴場打過工。然后用手帕裹住額頭,學浴室小廝擦洗澡桶的樣子。他還說他是一家小酒館老板娘的秘密情人,每次風流以后,總可以吃到可口的壽司,還有兩千日元的路費。那位太太,最叫他沉醉的是刺青,也就是文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訴我們,你們簡直猜不到刺在什么部位,刺的什么花紋,他要我們回答。活見鬼,純粹是酒喝多了,這种謎讓人怎么猜,何況還有小姐在座。不過,稍微想象一下,無非陰部或者臀部,于是也就不想再談這個話題。他見我們反應不太熱烈。便說了,是在后背上刺了愛神邱比特的箭和一顆心。看起來,這就是小地方人的少見多怪了。不過這番酒后胡言,倒也令人了解到高田未發達時,在他家鄉求生的卑微狀況。
  以后,他就從北海道到東京謀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
  因為兩個人年紀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來。這個日本人,別出心裁,寫了一部關于東京垃圾的書,在什么雜志上連載過,很受歡迎。后來由于這部專著,丁了忘了是哪座大學,或者還是什么研究部門,居然禮聘他去做客座教授,專門從事都市垃圾的研究。還給他配了助手,還給他裝備起實驗室,還給他一筆數字不小的撥款。“媽的,這日本國,財大气粗--”有錢人對錢特別敏感,楊菲爾瑪發表感想。“中國不會有這好事。”從此,發達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樣的地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測,像丁丁這樣的呆子(說得好听些,叫做執著,說得實際些,就是比較地缺心眼或者二百五),還會不被這個日本人抓大頭?可能在高田有司發跡的早期,像三孫子一樣當垃圾虫的辛苦階段,多少幫過忙,效過力,于是在丁丁回國去辭行的時候,高田突然慷慨起來,授權他將其著作翻譯成中文,允許在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發行。
  丁丁問我,能不能聯系一家肯接受他譯稿的出版社。就從這儿開始,這只小螞蟻离開楊菲爾瑪要他當官的樹權,爬上了另外一個樹權,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條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樣的棒,我有點怀疑。雖然他想當作家,但插隊的時候,連中學也未念完,對于漢語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應手,我有些信心不足。楊菲爾瑪很認真地說,你對于丁丁的了解,太過于表面。她認為死丁特別值得贊許的地方,就是不達目標,死不休止的勁頭。你如果讓他造原子彈,他如果答應了,當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個給你看看的。
  “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說她手下雇有數百員工,凡中層以上的骨干,都得她來口試決定錄用,截至目前為止,百分之百的看准,法蘭克福那個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經我過目的一個。“我說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當初要寫小說,老爺子,不但你沒戲,那些爛蒜,全斃!”她回首問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為這家伙起碼要謙虛一些,但他不怕大風問了舌頭,堂而皇之地默認:“或許吧?如果我當初真打算干的話。”
  楊菲爾瑪說:“看--”
  這就只好一笑了之,誰讓上帝給年輕人這种傻狂的資本呢!但言歸正傳,我還是要問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著請假,還是辭職不干了呢?”
  他好像早知道我有此一問,“這位徐總也太上了,你不是說他在美國普林斯頓進修過,他該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還用得著天天坐在辦公室看電針指針跳格子玩么?”
  “可這是中國,老弟,入鄉隨俗呀!”
  “我把這部書拿給他看過,他也認為,垃圾是工業社會的產物,愈發達的國家,垃圾的拋棄量也愈大,是一种社會公害,是一种人類自身造成的災難。那么,我把它翻譯出來,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國公司,不是環保局,也不是環衛局。”
  他理直气壯:“我沒有耽誤工作,再說,環保是每個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爭也無益,這個死丁,他不是不會認錯,而是他不相信自己會錯,只好歎气;“那個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長富宮,還沒有被日本清酒將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著矮桌對面坐著的這兩個年輕人,性格上的差別,非常明顯,一個是認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不顧一切地走下去。一個是精明机靈,走一步看一步,不時調整自己。一個是我既然請你客,就不能讓你覺得我寒磣,表現出中國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個總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蘊涵著需要付出更高回報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鬼聰明。
  我在餐桌上講,做學問,有時出冷門,也是制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這個人人都碰到,天天要產生的垃圾上,這位日本鬼子稱得上十二万分的聰明,還虧他下力气寫出偌大一部資料齊備,印刷精美的書來。“敬佩,敬佩!”這是我的真心話,不完全因為那部書有一公斤重。因為在座的丁丁和楊菲爾瑪都通日語,所以,我的話高田絕對領會。我問他:“高田君,你從你們扔的垃圾;來觀察國民性的弱點,別出蹊徑,做出這一篇絕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靈感是從何得來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來向我鞠躬,感謝我的夸獎。但回答我的問題,卻故意扑朔迷离,不著邊際。“日本是發達國家,東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個大問題。”其實這個鬼子,也是精明過頭了些。他應該了解,冷門,作為特例,只可一,而不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籌,后來人怎么努力,也難免被人譏作東施效顰的。更何況,敝國的垃圾比起貴國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寫不出這么一大本書的。
  丁丁就是中國人的寬厚了,他代他說,高四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簡直是水滴石穿的功夫,春夏秋冬,從不間斷,每天零點起,隨著一輛垃圾車,逐街逐巷,挨門挨戶,在人們還沒有醒來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來,拉到郊區的垃圾處理場去。有的還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遠。他就在那里,在這些垃圾還未送進焚化爐,或倒進大海里,逐一的翻檢,予以登記,照相,然后回到他們共同居住的廉价宿舍里,整理資料,輸入電腦。從銀座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紅燈區,從國會大廈,官員私邪,到商社大樓,富豪公館,從平民居所,學生宿舍,到小商小販,魚市菜市,無處不留下高田的足跡。因為東京住著各式各樣的人,所以也就產生各式各樣的垃圾,憑這股堅韌的毅力,寫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們向他敬酒。
  他也一個勁地站起來向我們鞠躬,并且一疊聲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謝。
  出冷門,在文學中也是過好的一招。不過,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過江之鯽,獨具慧眼,領先一步,又是談何容易的事啊?敬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應該的。也許高田那時從北海道到東京,土頭土腦闖天下的時候,丁丁還在新街口禮堂听我的文學講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講不了當初他怎么萌生出這最早的創作靈感,而高田又諱莫如深,寫書的緣起也就只好付之閒如了。
  現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時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東洋人,和青少年期間逃難蘇北時所見到的皇軍,到底不大相同了,變得特別的精明。他到中國來,后來知道,不是特為逛故宮和爬長城來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途著的便宜,在中國再重复一次。所以,這個不留仁丹胡,不帶戰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是幫過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給我答案,使我瞼上挂不住,楊菲爾瑪看出來了。她雖然賺日本游客的錢,但并不喜歡他們,正如日本商人點頭哈腰,一個勁地“哈依哈依”,其實心里怎么想你們這些支那人,說出來你會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業界出人頭地,臍身諸強,能在蕭條的時候挺住,并從銀行貸出款來,能在國際旅游業的年鑒里,有她楊菲爾瑪的芳名,甚至能夠弄個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來給她剪彩的非凡之輩,調理這個高田,還不是手到拈來的事,也沒看她怎么費力,和他碰了几杯酒后,這位鬼子的謹慎,謙遜,禮貌統統扔進東京灣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還是那個德行,挨宰到底,絕不孫子,四個人至少刷掉他兩三千元,盤子碟子倒端上來百十來件,但基本沒有吃到什么東西,這就是日本菜的特點了。而高田有司,這位据他自己說,昭和多少年還拿到過文部省一個什么獎的垃圾學者,漸漸地不那么拘束,漸漸地有些放肆。顯然,他想起了北海道$11路市的那間小酒館,想起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說她的丈夫到齒舞,色丹島附近打魚,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單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邊的楊菲爾瑪那纖纖細手,問:9你們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輕視外地來的本國同胞?”
  楊菲爾瑪對于這類愛捉住她手的色迷迷的游客,有很多辦法讓對方不能如愿。或是給他敬酒,或是請他挾菜,或是建議他松一松領帶,或是求他點煙。每次得到一親芳澤的机會,總是不出五秒鐘,又得放手。這位小姐,我眼了。
  “東京人很驕傲的,尤其在地鐵里,對那些搞不清該搭哪條線的外鄉人,很卑視的。”
  “我們這里,也有那么一點點對外地人的自大情緒。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日子里,東城西城的貴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女孩子,不愿嫁給下只角的男人。”楊菲爾瑪的旅游系統,所舉辦的什么星馬泰十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對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開始有些積累的小開,洋房買不起,花個几千塊,上万塊,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還是敢掏腰包的。所以,她對上海不陌生。不過,這些太中國色彩的引證,我不知道怎么用日文講給日本人听?
  丁丁說;“這就是人的可怜之處,在紐約你說你是住在曼哈頓,你說你是住在哈萊姆,人家對你的眼神是不一樣的。讓我來跟高四講--”
  這回,他明白了,憤然拍起桌子來,自然是酒的力量:“憑什么?大都市的人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現的?可就是他們,一年扔掉的垃圾,是整個日本垃圾總量的四分之三。我為什么要寫這部書,就是要他們丟人。”然后,罵了一通連丁丁都翻不出來的可能是北海道漁民的土話,接著又要去捉楊菲爾瑪的手,可每次都因為酒喝得太多,動作失靈,等好容易伸過桌來,她將酒壺或面巾塞在他的手中。
  雖然高因賭咒發管地說,我不會告訴你們寫這部書的動机,絕不會,永遠不會,打死我也不說。結果,他不打自招。喝醉了的日本人,耍比不喝醉的日本人,更可愛些。
  于是,不光高田,不光丁丁,連我也醉得不知所云了。楊菲爾瑪后來告訴我,老爺子,你竟然對那位垃圾學者,說出了《水滸傳》里孫二娘的話,“饒你奸似鬼,喝了老娘洗腳水。”
  憤怒出詩人,這是一點也不假的。
  受到都市擠兌的這個外鄉人,提起筆來戳穿文明人的大量拋棄排泄物的行為,本來應該寫得多一點憤懣,多一點激情才是。但是,高田不喝酒的時候,就過于清醒,和過于計算了,不免寫得太穩當,太專業了一些。好几家出版社一听選題,雖然馬上感到濃烈的興趣,可當真地閱讀了譯出的部分章節,真要投入,不免遲疑不決。因為,垃圾這東酉,終究上不得台盤,值得當回事嗎?更何況,富裕型國家的垃圾,和溫飽型國家的垃圾,不完全是一回事,隔靴搔痒,估計中國讀者不一定感興趣。所以,談判下來,面有難色。我對丁丁說明底細以后,這個年輕人倒也爽快,沒關系,我先寫一部關于中國垃圾的通俗小冊子,讓他們覺得這個選題的价值所在,我再翻譯不遲。這樣,他就從那樹權越爬越遠,簡直沒有回頭的路了。
  當時,我大概犯了老人的感覺失靈症,不曾注意到身邊小姐的臉色,覺得這小子生出高田式個人奮斗的想法,也不錯,便投了他的贊成票;“好哇!”
  丁丁把手中的莫合煙掐滅,證實地叮問了一句:“老先生,你不反對?”
  “我想,這是件對社會,對你個人,都說得上是有益的事情。”
  他很高興,對他的老姐說:“你看,你說在中國不會有人支持我,放著好生生的路不走,去干這种賠錢賺吃喝的傻事,這不有了第一個。”
  听到這里,我馬上失悔了,因為楊菲爾瑪剛才向我使過眼色,我不該匆忙表這個態,看來,這就是討嫌了。事后她埋怨我,你當年一句話,他上了日本。現在,你老爺子火上加油,他該更來神了。他這個人,就怕當真,你也不是不知道。
  “至于那么嚴重么?”我用丁丁的口頭禪,回答她。
  “他是死丁,你該了解他。”那張臉,馬上連最后一點笑容也消失了。据我朋友講,她早先起步當導游的時候,能夠在那么多漂亮的競爭者中,以其并不出眾的姿容,獲得親善小姐的稱號,可見她的和藹溫馨的笑容,是很贏得游客贊許的。后來,她成了老板,而且是越做越大的老板,分支机构遍布沿海各省,直到東南亞,日本歐美,就不大見著那芳馨可愛的微笑了。永遠一副說笑不笑,說不笑又笑的標准面孔。你不覺得她多么親近,也不覺得她多么疏遠,我真佩眼她面部表情保持皕讀漸豪ヾC哪怕她不景气的那兩年,被人家擠壓到傾家蕩產,差一點要自殺的時候,哪怕后來,她翻過身來,又把別的對手逼到角落里,非跳樓不可的時候,她那張“任是無情也動人”的臉,永遠是那張不冷又不熱的標准面孔。現在她完全用不著采用這副面孔,來對付這位不算合法丈夫,也不算普通朋友的丁丁:“你要是想玩玩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是當真投入,我覺得好像不怎么行。死了,我認為做什么事,三思而后行,特別算一算回報率,也許就不那么沖動了。”
  丁丁有种本事,不想听的話,他可以充耳不聞。但這一次,他反應了:“我絕不是腦袋一熱才干什么的。”
  “我希望你不要打亂我的計划,因為你知道我在想辦法活動,把你弄到一個相當重要的中央机關,那才是你大顯身手的地方。”
  這個年輕人馬上表現出來對前途等等題目,不感興趣。他說他崇尚現實,不想得那么遙遠浪漫,像他走路一樣,走一步,是一步。只有幼儿園孩子,才想將來長大了要當海軍,要當警察,那是可愛的童話。他認為:高田能做的事,我也能做,高田在日本的成功,我也能在中國獲得。
  “回報率要看你怎么個算法!”
  他的話擲地有聲。我本來應該給他鼓掌的,但一看小姐的面孔,便只有緘默了。她太了解丁丁,是個強按牛頭不喝水的強种,只好退一步海闊天空了。丁丁,我支持你譯這部垃圾的書,老爺子找不到出版社,我掏錢買書號給你出。小姐勸喻這個死了;這十几年來,我是把這個世界不能說看透,至少我明白,如果需要做有价值的事,而且這樣會使你活得更滋潤的話,我也不反對。如果你去寫書,當垃圾虫,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回報率极低的話,那就不值得了。這么辦,當著老爺子,把話說死,玩一把,然后收心。
  “至于那么嚴重么?”
  “又來了,丁丁,你別太任性,別做大頭夢啦!”楊菲爾瑪警告他。
  這個不管你怎么看,怎么說,也要戴氈帽的家伙,是听邪的主嘛?“那也讓我先做做這夢看看--”
  事情就從這儿起了變化,他把那個來旅游的高四有司扔給了楊菲爾瑪,理由還挺充分,誰讓你是搞這一行的大腕人物呢?然后一拍屁股消失了。過了若干時日以后,小姐忽然給我打電話,才知道徐總對我所說丁丁失蹤的事情不假。這倒也不意外,他說了要去做他的夢,自然是必去的。但如果按楊菲爾瑪說的,玩得差不多,應該收兵了呀!從楊菲爾瑪嘴里听到,這小子一發而不可收拾。成天泡在垃圾山里,小螞蟻走得可是太遠了。
  “老爺子,死了跟你聯絡過嗎?北京有許多垃圾山。”
  真是滑稽,我不由得脫口而出:“你是他的太太呀!怎么問起我來?”
  我很佩服現代年輕人的不在乎,“我什么時候是他的太太呀!只能算一半或四分之三的妻子。”
  “不是前不久--我記得他從我那儿一甩袖子,咚咚咚地走掉的呀!”
  “這一猛子扎下去,再沒見他的影,反正,北京市最近沒有發現過無名尸体,估計他活著是沒問題的,但這個人在哪儿呢?我在找他!”
  她一張嘴,什么死不死的,讓人听了怪不舒眼。我不想批評這位小姐,就說“丁丁也太不像話,吭個聲總是應該的嘛!”
  “這就是他的風格啦!”
  “什么事害得你必須找到丁丁?”
  “我正在按我的計划目標前進,第一步,他得盡快到徐總那儿報到。”
  “哪個徐總?”我以為她說的是另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就是你的老朋友嘛!”
  我印象里只是為了謀職,曾經帶著丁丁去見過徐總,當時,她并沒有陪同,因為她認為我是多此一舉。既然丁丁不好事負我的一番好意,她也就沒有駁我的面子。她說按她的綱領把丁丁安插到她要讓他去的那個重要部門,是個早晚能成的事情,只要打通關節就行,按她的邏輯。這世界上沒有用金錢買不來的一切。怎么她對徐總產生興趣?這就透著蹊蹺,一,彼此不認識,二,她瞧不上那樣的技術部門,不是決策中樞,我不禁發愣,摸不清她走的一步什么棋。楊菲爾瑪是個人精,她感覺出我的詫异,連忙解釋:“前几天在一次飛往香港的飛机上碰見的,而且緊挨著座位--”
  “真是無巧不成書。”
  這女人,好了得。盡管我是個蹩腳的作家,我也能想象在那個几千米的高空,這個不漂亮但有股磁場吸力的女人,怎樣用她囅然一笑,把身邊的在普林斯頓留過學的老總,弄得五迷三道,她如果想要把誰擺平的話,是不費吹灰之力的。應該承認,這個楊菲爾瑪是女中之杰,杰就杰在她不是面孔或身体,而是靠她的頭腦和技巧,來贏得對方的絕對信任。若是她想讓你為她做些什么的時候,不致使你覺得她欠你什么,而是你很樂意地為她效勞,是一种朋友之間無須討价還价的義務,這實在是了不起的本領。
  “他其實我是應該認識的,徐總說他和我也有過一面之緣。”
  我不禁問她:“你到底認識多少個部長一級的朋友?”
  “你應該反過來說,還有多少重要的人物,不認識楊菲爾瑪?”
  “小姐,真有你的。”
  “生活,其實很像一面篩子,能留存下來的,都是体積超過网眼,也就我們所謂的龐然大物了。但這樣的人,在社會中是少數,大部分個頭小的,都存著被篩落的危險,但是,也沒有關系,只要你聰明,你能干,你或是吞掉小的變成大的,或是和個儿大的聯結在一起,就永遠篩不下去。”
  她還說:“有些女人,光漂亮,沒頭腦,有些女人,有頭腦,可不漂亮,她很坦率,我屬于后者。可我懂得該用什么最佳手段,來應付哪怕是最難對付的對手。你知道我經常出人旅游飯店,我經常見到那些賣笑的摩登女郎,我總對她們說,傻女孩啊,你如果很容易地就脫掉你身上最后一件衣服,然后呢,就再沒有什么可賣出好价錢的東西了。只有靠頭腦的女人,那天地才永遠寬廣。”
  我可以肯定,絕不是喝過洋墨水的徐總一定要找到了丁,而是這位女中之杰讓他生發出找到丁丁的愿望。她沒有這個把人玩得團團轉的本事,也沒法是那個只有一百多個會員的鄉村俱樂部里,說出話來別人不敢小視的人物了,。就憑這張只能算不丑的瞼,擁有俱樂部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請在美國也見過世面的徐總,到那里体驗一下貴族和富豪的生活,我的這位朋友會拒絕嗎?于是,她的什么要求,也就自然不會被拒絕了。
  她說,徐總的意思,想讓丁丁負責他們公司的信息中心。雖然她用不屑的口气說給我听,那僅不過是一個處級單位。但是,老爺子啊,在官場的運作中,階梯是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沒有處級這個台階,她就無法使丁丁在下一步,按她的計划,過渡到某個非常重要的部門,獲得局級的差使。當然,要做,也不是絕對不行,那肯定要費點口舌,不如這樣水到渠成的好。
  若是從達爾文“物競天擇”的進化論角度看,生活有點類似胜者為王,敗者出局的拳擊運動。那么,楊菲爾瑪就稱得上是拳王一流的重炮手,沒有她打不倒的對手,沒有她達不到的目標,我從心里替那位忘年交著急。這個死丁啊,你可以不在乎具体安排,卻不能不珍惜這樣一個關心你的女人呀?連招呼也不打一個,實在不像話了!
  我認為,從現實主義角度考慮,丁丁似乎不應該拒絕這樣的安排。
  “在飛机上,我發現你的老朋友,是個一點就透的明白人!而且答應,可以批准在他的部門,試點一下美國很流行的彈性工作制。”
  那天徐總對我談起丁丁的不辭而別,口气絕不是贊美的,很強調他們是相當于政府一個部的大公司,言下之意,倘非看我的面子,很可能要按公務員條例來處置的。但現在,不僅寬容,還在重用,徐總的這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使我想起楊菲爾瑪曾經發出過阿基米德式的狂言,要是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把地球撬起來。
  我与這個楊菲爾瑪的父母,有過一面之交,因為我原來也在鐵路上工作過,是朋友的朋友,多少知道這一對奉公守法的鐵路局員工。兩口子退休的時候,各捧回來一塊榮譽獎狀。楊菲爾瑪告訴我,她父母所以獲此殊榮,就因為查了考勤表,這兩位一輩子。未遲到,未早退,也未清過假,沖這一點敬業精神,就可了解是怎樣地謹小慎微,克盡厥職的人了。于是,當我知道她是他們的女儿,我一直怀疑,楊菲爾瑪究竟是不是他們的親生骨肉?一點不像。半點也不像。她父母生怕樹葉子打破頭,兢兢業業,如履薄冰,她卻想把地球當陀螺來轉。在她眼里,我們所有這些人,都是棋盤上由她驅使的棋子而已。
  “他怎么也得在公司里露一下面。”她這才想到要找丁丁的。
  當她把她的打算,怎樣安排丁丁在九五規划的頭兩年,要連跨三大步,由處而局而部的包裝計划毫不保密地告訴我的時候,我忽然發現,年過六旬的我,并不是很堅強的經得起誘惑的人。我眼紅了,我嫉妒了,我痛恨我為什么不年輕三十歲或四十歲,把這個女人從丁丁手中奪過來。她豈止是賢內助呢,簡直是靠山,是礦藏,是寶庫,得到了她,等于是芝麻開門,等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然而,“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早過了做美夢的年代。但是,那個中了高四有司毒的小伙子,竟去揭騰什么垃圾,這不是捧著金飯碗討飯嘛?如果此刻他在我眼前的話,我會揪著他的耳朵,教訓他:“你這個死丁啊?放著金晃晃的皇冠不戴,偏戴你那氈帽頭,難道你是神經病么?”
  可是,到哪儿去找這個杳如黃鶴的丁丁呢?
  失蹤的這段時間里,丁丁曾經浮出一次水面,我沒有當回事。早知道,我就用繩子綁住他,不讓他一去無音訊了。
  因為,他那种秉性,我太了解,讓他放下他感興趣的事回去上班,他也許會送上一紙辭呈。還不如讓他玩夠了,再干正經。他在我沙發上照例朝天躺著,再不是他那不太好聞的莫合煙气,而是散發出爛西瓜,和餿西紅柿的很糟糕的味道。不用分說,便曉得他是從哪里來的了。
  “還要去那儿?”我想他也玩夠了。
  “當然--”
  我潑他的冷水:“老弟,我以前被勞動改造洗面革心時,曾經罰掃垃圾,處理污穢,以示懲戒,對此稍有研究。中國人是這個世界上最會過日子的民族,克勤克儉,絕不敢暴殄天物。一塊布,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后,還要刷上漿糊,貼在門板上待它干了以后,再一針一線納成千層底鞋,讓它在腳下一點點磨成粉末,可見物盡其用的徹底性。只有絕對不能再度利用的廢物,才戀戀不舍地扔掉。所以,哪怕燒過的煤球,也要篩出煤核后,余下的灰燼才鏟進垃圾桶。文革期間,最多的垃圾,就是那些大字報了,也有人專撿這些賣給廢品收購站,而不無小補的。再早一點,三年災荒時期,連菜幫子都不扔的,大家都處于人比黃花瘦的境況之下,垃圾桶也就空空如也了。雖然如今日子好過多多,不少人家搬進新居,慶賀喬遷之喜。但是,到這些人家的晒台看看,無不裝得滿滿的。而這些東西,十之八七都不會再派什么用場了。然而決不會拋棄。”
  他反駁我:“你去看看吧!勤儉的中國人越來越少,浪費的中國人越來越多,而胡亂糟蹋人類自身生存環境的中國人,就更是可怕。如果從現在起不關心垃圾問題,我一點也不是危言聳听,中國會成為一個大垃圾箱。”
  這番話,有點宣傳品的味道,但听他說得這樣激動,我相信他是真誠的。這小子不玩虛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立刻心涼半截,這小子一認真,便不可救藥,看來,中毒太深了。只是說了一聲,徐總那儿要有個交待才好。
  他說沒有問題,開革就開革吧,吃了老伴給他做的四個荷包蛋,喝下兩大碗面條,跟我大談特談垃圾經。“老先生,你從我身上。是不是聞到了夏天快要過去,秋天已經來臨的气息了呀!”他苦笑:“這就是垃圾的四季,讓你領教領教!”
  “謝謝啦,你走了以后,我必須洒一瓶花露水,才能去掉這股惡心味。”
  “整個城市在垃圾的包圍之中,將來一直堆到你家門口,堆到你鼻子底下,你怎么辦?”
  “那大題目,就不是你我能做的文章啦!”我當時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不能再鼓勵他在垃圾里奮斗,而耽誤了他的前程。我固然不了解楊菲爾瑪非把他送到那樣重要崗位擔任要職,有什么特別的目的,但她并不是把他往火海里推,總是好意這一點上,我得讓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來。干嘛非要當高田有司,出垃圾風頭呢?
  這個年輕人心里有什么,臉上馬上有什么,他對我大失望了,在地板上咚咚咚地走著。他說,“沒想到你老人家也這樣勸阻我!”
  他向來是個不大認真的人,也一直是個很少把問題看得嚴重的人,這种發生在他身上的不知是好,還是坏的變化,使我說話不得不更慎重。那張楊菲爾瑪的臉,我是記得牢牢的。她不贊成他熱衷垃圾,而是要讓他走仕途發達之路。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勸他适可而止。“你不能力挽狂瀾。”
  “要人人都這樣想,這垃圾早晚不把大家活埋了嘛?”了丁在我書房里,很激動。”總得要有人站出來,不能都縮著脖子,裝著看不見。”
  “想不到,你現在比高田還高田--”
  “我和高田不一樣,他把垃圾當作手段,達到他的目的,我沒有其它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垃圾。”
  我看他有點走火入魔了。
  “你簡直想象不到,人這种動物是多么不負責任,在消耗掉地球的大部分資源的同時,又把地球糟蹋得不成樣子。你知道宇航員在太空中最大的苦惱是什么嗎?就是他們必須生存在自己糞便的臭气中。人類也會有一天,只好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垃圾堆里。”他從沙發一躍而起,你老人家不要老關在屋子里寫小說了,我先陪你到垃圾長城去觀光吧!”
  “謝啦,你身上的气味,我已經領教了。”
  “不到長城非好漢,你要不到垃圾長城,你絕不會坐臥不安的。”他警告著。
  后來,楊菲爾瑪陪著高田有司一塊到我家來,要我為他的《東京垃的研究》一書寫一篇序,因為她計划為這本書在中國問世,開一次新聞發布會,我也弄不清楚鬼子是一直沒有走,還是從日本又來了?更弄不清楚這本書是出版社打算接受,還是她有辦法來滿足丁丁的愿望。總之,這一切,對她來講,輕而易舉,小事一樁。著來,這位小姐說話算話,玩玩是可以的,那就讓你丁丁玩個夠,然后,收心,走我為你安排好的路。
  既然我答應寫序,就不能不和高四談談垃圾問題,他證實了丁丁的一席話半點也不過份,城市的排泄物,是城市的災難,几乎所有人口超過一百万以上的城市,都能看到這种被垃圾包圍的嚇人景象。在直升飛机上,最能看清這种場面了。因為他后來成了垃圾學者,還被科學廳的一個什么排泄物課,聘為顧問,就可以擺譜,要求自衛隊弄一架直升机來,到天上去兜兜風了。你不由得不歎服,外國人只要認真起來,能把雞毛當令箭,絕對把事當事辦,不怕小題大作。而我們,對不起,完全有可能把令箭當雞毛,大題小作,無論什么都可以稀里馬虎,而不當一回事的胡弄過去。
  待楊菲爾瑪拉著我找丁丁,到三家店去一趟,才相信垃圾成災不是夸大其辭,這也是我一心要寫這篇垃圾故事的緣起。雖然不免牽強附會,為明公所搖頭,但我親眼看到丁丁,以及和丁丁差不多的年輕人,甚至還有些女孩子,一頭扎到城市垃圾這個難題中的熱忱,我姑且垃圾一回,即使貽人笑柄,又何妨呢?我們每個人都是地球村的公民,如果置若罔聞下去,等到垃圾埋住脖子,那時,誰也救不了誰啦!
  丁丁繼續教育我,老先生,你坐在家里,不知道堆積如山的垃圾,會帶來怎樣的災難?恩格斯說過,原始人是無意識的使他們的排泄物,起到肥沃土地的作用。而現代人,同樣也是由于無意識地制造出無數垃圾,最終將人類自己埋葬。他搖頭,他認為我不應該無所謂,不應該和常人無區別,他不喜歡我的冷漠態度,他簡直朝我吼了:“你是作家,作家應該吶喊!”
  我謝謝他對作家的高看,但我也注意到他在說出“吶喊”這兩個字時的臉色和手勢,帶有一點宗教傳道士的狂熱。雖然,我還是怀疑,唱高調對這些年輕人來講,不是一件難事。但是碰上丁丁這种悲劇色彩的性格,他一旦執著干什么,進入了角色,大概輕易退不出來的。于是,我設想他的后果:或者成就事業,或者狗屁不是,或者一意孤行,或者把自己前途毀了,都是有可能的。他就這樣把一個最好的當官机遇,錯過了。如果,換上丁甲、丁乙、丁丙,經我們苦口婆心的開導,都不會認死理到底,就這個丁丁,像那個從北海道到東京的高田一樣,一頭扎進郊區的垃圾山里,不但不出來,而且找不到了。
  我們當然沒法按那位日本國垃圾貴族的話,租一架直升飛机從高空發現丁丁。高田君這個建議,透出日本人的聰明,我們常說小鬼子的鬼,有時是并無貶意的,因為他們總是能夠琢磨出更出色,更高明的點子。譬如茶是從中國傳去東瀛的,可經他們一喝,成了茶道;譬如半導体是美國發明的,可日本用以制造的電器產品,卻把整個世界覆蓋。他說,那是最佳的找到他的辦法,只要發現垃圾堆上有個戴氈帽的家伙,就降落下來,除了他,不會是別人。
  大家轟然叫絕,這當然是非常好的想法,如果不是首都,而是別的城市,法力無邊的楊菲爾瑪說她有門路做到這一點,雖說直升机,波音747她都經常租來作包机的。但在首善之區,她只好用她的私家車,載著我到北京市郊區的各個垃圾處理場去,尋找那個馬上要當處長,很快要當局長,不久要當部長的丁丁。
  我欽佩年輕人認准了一門的堅定性,女的偏要男的按部就班走她規定的當官之路,男的偏要投入女的絕對反對的垃圾事業,兩口子在不宣而戰,看誰拗得過誰?我早說過的,如果讓我投票,我是庸俗的現實主義者,有這樣的好事等著丁丁,卻去和垃圾打交道,那多少是荒唐的選擇。
  但是,那個戴氈帽頭的家伙,要會算這筆賬的話,也就不是死了了。
  垃圾,北京人讀“拉基(laji)”,上海話讀作“拉西(laxi)”,我到過寶島,那里卻讀作“勒色(lese)”。那天,我問過這個身上有股垃圾气味的年輕人:“丁丁,到底哪個讀音正确?你現在是中國的垃圾專家了!”
  這個家伙,他要不高興你,且不會馬上改變看法呢!“無論怎么念,它總是垃圾,還用得著咬文嚼字么?其實,你有那工夫,還不如把這兩份報紙上的材料,原封不動地寫到你的作品里去呢!告訴那些只看小說,不看世界的讀者。”說著,就塞給我,同時遞過來我的老花眼鏡。“你看看,就知道城市垃圾的危机,多么嚴重了。”
  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想他很可能在武昌參加辛亥革命。打倒韃虜,也可能到非洲大湖地區去做傳教士,給黑人部落灌輸現代文明。他就是這种認准了,就執迷不悟,拋頭顱洒熱血,就咚咚咚把路走到底的人,我不大覺得楊菲爾瑪有多少辦法使他回心轉意。
  他把報紙攤開,“請--”我拿他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看下去。
  第一張是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當然譯成中文的,上面寫道:
  晨曦微露,天空一片深藍,東方地平線上金光燦爛,這是美國的又一天,對美國垃圾行業來說,意味著又一堆55万吨重的垃圾出現在地平線上。
  美國家庭每年倒掉的垃圾,總共有2億吨。美國人生產的垃圾,按人頭算几乎是德國和日本的兩倍,其成分:快餐包裝物占總數的0.5%,一次性尿布為1%,大頭是紙張,約占35%,庭院廢棄物占20%,廢金屬占8%,玻璃和木料,各占7%,其余為5%。
  美國全年為處理垃圾,要花掉近300億美元,能回收的錢,极其有限。僅以蒙哥馬利縣為例,每年處理后垃圾,賣出去可值100万美元,但投入處理的費用為1000万美元。”
  第二張是我國的《北京青年報》:
  “我國每年產生的生活垃圾已達到1.46億吨,而且以每年9%的速度遞增。由于資金、技術、管理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國城市垃圾無害化的處理僅為2.3%,剩下的97%的城市生活垃圾只得運往城郊長年露天堆放。到今天,全國歷年垃圾的堆存量,已高達60多億吨,致使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圍之中。
  填埋是目前我國各大中城市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1吨垃圾從收集、運輸到填埋,全部處理費用達95元,相當于一袋面粉的价格。
  看到這里,我問他:一怎么樣呢?”
  “你把它寫進你的小說里去,喚醒世人啊!”
  “丁丁,你也曾經是文學愛好者。該知道小說和宣傳品的差別。”
  “我就想要你把垃圾寫到小說里去。”他見我反應不熱烈,便問;“垃圾進不了小說?”
  “至少我不曾見過。”
  他笑了:“現在還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東西,不住小說里塞啊?”
  “那和垃圾是兩回事。”
  他反唇相譏:“得啦,老先生,你的同行們寫的那些破玩意,比垃圾還垃圾呢!想我不客气地說,有些作品,甚至連垃圾也比不上,只不過是臭气沖天的一通狗屁罷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丁丁!”
  “我說錯了嘛,屈有什么用?垃圾至少還有回收价值。”他說,“1公斤的垃圾,相當于0.2公斤煤所產生的熱量,你知道嘛!你收集100公斤廢塑料,就能回收90公斤汽油!”
  “又來了,又來了,求求你,咱們不談垃圾,行不行,換個話題?”那爛西瓜和餿西紅柿的气味,已經讓我頭疼的了。
  這個認死理的家伙瞪著我,“你可是支持過我,要我去寫垃圾的通俗小冊子的哦!”
  天哪,看來,我信口一說的話,竟使他走火入魔,成了一個垃圾虫了。
  楊菲爾瑪很客气,很禮貌地邀請我,去尋找這個失蹤的丁丁。正因為她那難得的笑容,一點哀的美敦的危机情緒,也沒有看出來。倘不是我遲鈍,便是她太令人莫測高深了。她讓我說服了丁去當這個處級單位的頭,“机不可失,時不再來!”她向我解釋;“那是一環套一環的運作過程,路都給丁丁舖墊好了,他不上套是沒有道理的。”
  我贊歎她作妻子的努力:“你也不容易,為他!”
  “有什么辦法,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愛吧!”
  我不大喜歡听她這种把感情不當一回事的語言,便扯到別處去:“如今辦事之難,可想而知。”
  “倒也不見得,看什么人辦!”她說得很輕松,因為這世界上沒有她打不開的門。不過,她又說:“如果我感到值得,如果他覺得領情,那是另外一口事了。”
  這女人,你不佩服也不行,她讓我對丁丁說,三年內達不到預定目標,她可以補償他的全部損失,而且他能接她的要求,用這种正常的手段,贏得一切的話,她也會讓他得到需要的一切。雖然,她承認在商品社會里,用不那么光彩,不那么干淨的辦法并不稀奇。但這一次,她要做到毫無挑剔之處,把丁丁最后送到那樣關鍵部門站穩腳跟。因此,除了好名聲,好出身外,從正經八百的途徑上來這一點很重要。所以,她認為,這個丁丁不跟她配合,躲著她似地找不著,更不可理解。
  “也許他不想當官。”
  “不是他想不想當,說白了吧,朝中有人,那是大不一樣的呀!我需要他當,我們需要他當。”
  我既不是捧她,也不是損她。“要說在政界混,你更适合,這是實話。”
  她笑了說:“我可不行,我已經名聲不佳了,因為我手頭經營投資的項目太多,無一不是是非之地。沖我平均每年要打几十起官司,這形象也好不了。我只栽培別人替我當官,為我說話。所以,休看我經常上法庭,十起官司,至少有八起穩操胜券。”
  我听說過,即使那敗的兩起,她也能使贏家最終比輸掉還要慘,因為,她有人,有錢,有的是辦法,讓人家付出更高的代价。
  她否認:“沒有那事,适當的營業虧損是企業的正常行為,我不要求全贏。”
  我說:“我是從一個被撤職的涉外飯店經理那里听來的。他對你的結論是什么,千万別惹那個女人!”
  楊菲爾瑪搖著頭。“所有失敗者,都拼命原諒自己,而怪罪別人。他沒有告訴你,他跪下來求我高抬貴手吧?這樣的人也算是男人?”
  “你可沒有手下留情。”
  “不,對鼻涕虫原諒,其實是助長他的軟弱,越這樣,越狠狠治他。”她的結論是,“這年頭,好男人太少”。然后話又轉到丁丁身上:“這,你就明白我能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了,他是個很特別的漢子。”
  我想這是真話,丁丁和他同齡人不大相同的地方,便是他的這個特別。譬如,他到澳大利亞去,心血來潮,給毛利族的一位頭領,開了半年車,而且是無償服務。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誰到澳大利亞不是為了掙錢或者圖張綠卡呢?他最反對人家問他為什么。他說,不為什么,也可以去為什么的。逼急了,他才說,不過想學學毛利人語言。楊菲爾瑪是生意人,腦筋一動,說好,我們以后可以發展這种旅游業。他說,你別指望我,我不會干的。她問他,那你為什么學?這豈不是白學了么?
  我也想知道答案,望著他。
  結果他說:“我不過是測驗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就是這么一個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領受痛苦,嘗試快樂的人物,不怎么好改變的。所以,她只好找到我,要我陪著她去找他。她說,者爺子,我不希望把事情鬧僵。更不希望出現他跳,他反抗,他掉頭不顧的局面,那后果就不堪設想了。
  “不至于吧!”那時,我不知道她在北京四周已經找了一圈。
  “他是個想干什么,絕對要干成什么的人,毛利語都學會了,全世界一共有多少用這种語言的人啊!他一旦認為必要,就會咚咚咚走下去,不回頭。”
  “看來,你識貨,他的优點和缺點全表現在這上面。”
  “所以,他的堅持性,加上我的靈活性,在這個世界上,便是無敵搭檔。”
  我承認,确實是最佳配合。
  “可惜,他不明白我需要他。所以,求你向他剴切地談一談,曉以利害,但愿他能听得進去。”
  誰讓我支持那家伙呢,即然惹下了禍,只好陪著小姐往郊區奔波。秋天,本是北京最好的旅游季節,但我們不是去香山看紅葉,而是跑垃圾山,實在不是好差使。
  車開出城外,便放開速度,看了一眼指針,很快一百邁,只听車輪擦地的刷刷聲,車体平穩地向西山疾馳而去。我不由得贊美她的開車技術,和她的這輛漂亮的車。
  她笑著伸出四個手指,向我示意。
  “夠意思,四十万。”我記得丁丁想買過夏利的,才八九万,后來因為單雙日行駛,又轉手了,相比之下,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那我這個無車階級就更沒法提了。一部長篇小說的稿費,甚至買不來一只汽車輪胎啊!
  “不”,她告訴我,“這是我換過的第四輛車。”
  她說對她們這些擁有鄉村俱樂部會員證的經理層面的人來說,財富的象征不在你擁有車,而是你能不能換新車?你老是開那輛車,和老是穿那件時裝一樣,是很跌身份,很栽面子的。“車子是一种身份的標志,經常換車是一种財富的衡量尺度。不過話說回來,有的人一下坐上奔馳600,那只能說明是個暴發戶。”
  “你這樣一次次換車,該花多少錢啊?”我不由得羡慕。
  “這筆賬,你就算不過來了。實際上,這輛百分之六十的車价,是我上一輛車脫手的錢。我只不過花了百分之四十,就坐上輛更豪華的車了,很划算的呀!”
  我琢磨好一會,也不知道是她不會算賬,還是我不會?也許,富人和窮人的价值觀是不相同的。算了,轎車与我的距离如此遙遠,管她覺得便宜也好,吃虧也好,不与她理論了。這就如同一位下崗女工,生活無著,衣食犯愁,還去關心魚翅的燒法,鮑魚是否新鮮,是不是有點魔症?
  車行駛了一段路程以后,那股丁丁曾經帶到我家去的爛西瓜,餿西紅柿的气味,從車窗外吹過來,便知道目的不遠了。
  然后,就是想不到的一片像丘陵似的垃圾山,展現在眼前。說實在的,誰要第一眼見到這种場面,不惊呆了才怪。使人駭怕的不是城市排泄物的數量,而是它像一個怪物似的在展示無限膨脹著的恐怖前景。
  如果不是楊菲爾瑪眼急手快,赶緊剎車的話,不撞著那些在垃圾上覓食的豬狗雞羊,也會碰著不知從哪儿鑽出來的小孩子。那些用油毛氈,用塑料布,用水泥袋紙搭在垃圾山四周的棚戶,几乎是一個集鎮。頃刻間,垃圾堆彎腰撿東西的人直起身來,都用惊訝的目光打量著這輛閃著紅寶石光亮的車,和車里坐著的這位小姐。而我則更惊訝地注視著眼前這片密密麻麻,依賴垃圾為生的人群。
  我看楊菲爾瑪的那穿戴,和那雙高跟鞋,便說:“小姐,你就在車里坐著吧,我下去打听。”
  “不--”她先下了車,無所謂地踩著遍地垃圾,向山上的人群走過去。那是一條在垃圾上壓出來的坑坑洼洼的斜坡路。老實說,任何一位女士,有勇气不噤鼻子爬上好几十米高的山頂,我得朝她舉大拇指。她連眉頭也不皺,一副不在話下的模樣走上去,讓我佩服。我說,“楊菲爾瑪,我一點也不表揚你,原來了了向我介紹,你是一點一滴打下的天下,我還不大相信,看來你真是個敢打敢拼的實干家呢!”
  她急于找到丁丁,對我的恭維沒有反映,而是向人打听,“我們要找一個戴著氈帽頭的年輕人,誰知道?”高田出的這個從帽子找人的點子,還挺靈光。几乎沒有一個人不認識他的,看來丁丁在這里,大名鼎鼎。不光是他的氈帽,而是覺得他不可理解,一個開著車來的撿垃圾的人,神經肯定有毛病。然而問到他此刻在哪儿,誰也不可能給個准确的答案。有的說他來過,有的說他走了,有的甚至悄悄說,沒准他出事了吧?他也不窮!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來撿什么垃圾呀!
  我听丁丁說過,每個垃圾山都是几個垃圾部落搶來奪去的地盤,會為几塊錢的可回收垃圾,打得頭破血流。我對楊菲爾瑪耳語,是不是有可能被這些人誤會了,以為他對大家的生計构成什么威脅,而對他怎么樣了?
  “不可能--”她斷然反對。“丁丁是誰?他連加里曼丹叢林都去旅游過的,還碰上過游擊隊呢!”
  她從提包里掏出一沓鈔票,朝著人群搖晃,馬上有許多人扑過來。我埋怨她,“你這是干什么?你也不怕他們把你吃了?”
  “我來過的。”
  “你?”怪不得她也不打听路,一上車就開到這里。
  她對圍住的大人小孩說;“看這回誰能把他找來,錢就是他的,我們在下面公路上等著。”看起來,還是錢管用,果然好多人放下手里的扒子,夾子,簍子,口袋,飛也似的向四處跑去。
  “走吧,老爺子,咱們回車上去吧,他會出現的。”
  我一邊走,一邊問她:“你怎么肯定丁丁在這里?”
  “他已經把北京市各個垃圾場都走了一圈,要在這里重點研究了。這-個禮拜,害得我跟著他的腳印走,說真的,我也煩了,我的耐性也快到頭了,他要么跟我回去,要么,他就留在這里,從此分手。”
  話說到接近最后通碟的程度,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了。
  与一位太精明的女人說話,是很勞神的。
  她問我:“其實,丁丁只不過算是一個窮光蛋。”
  這种說法,不免太夸張了些。“也許在你那個鄉村俱樂部里,有個几万塊錢,大概是不算錢的。”
  她又問我:“丁丁先在日本,打工讀書,后來又跑到美國,讀書打工,學位是拿到了,但并不等于擁有什么真正的學問。”
  這又有什么關系呢?“博士找不到工作,教授還賣包子,他們倒有學問,但不管用。相反,那些當官的,發財的,并沒有多大學問,可大家買他們的賬。”
  接著,她提出來一個新的問題考我:“你是作家,你經常描寫人物,你幫我評价一下,你的朋友丁丁,稱得上是個小白臉嗎?”
  我看了她一眼,摸不清楚她兜這么大一個圈子,想說明什么?
  這時,丁丁的吉普車從山頂搖搖晃晃地出現了,車上車下,車前車后,是一大幫想得到五百元賞金的人群,浩浩蕩蕩沖下來,這酉部片式的鏡頭,逗得車里的這位小姐忍不住笑。她說:“看見沒有,只有他干得出來!”
  于是,我也省得回答她的三個問題,事情發展到快要決裂的地步,外人是不好亂插嘴的了。后來,丁丁告訴我,類似的斯芬克斯式的問題:你一文不名,你學問一般,你人不出眾。回城的路上也正正經經地對他宣布過的。楊菲爾瑪的思路,已經像大人物那樣充滿絕對的自信,金口玉言,說什么,是什么,別人只有無庸置疑的份了。而且,她在給你提出問題的同時,事實上的標准答案,也給你准備好了。
  看樣子,丁丁只好這樣回答:我其實沒有什么,不過是你可以選擇的許多合作對象中的一個,但并不是唯一的一個。這也等于說,我丁丁應該感到榮幸,因此,我只有來不及接受的義務,哪有敢于拒絕你楊菲爾瑪的權利。
  于是,就在离開三家店不遠,快到石景山的那個叫作衙門口的地方,在她那輛漂亮的車和丁丁那輛老爺吉普之間,當著我面問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或是你跟我進城馬上到徐總那儿去報到?”我以為那個死丁會蹶屁股,調轉頭,腳跟著地,咚咚咚拂袖而回的,沒想到,他的那句口頭禪又來了,“至于那么嚴重么?”
  幸虧楊菲爾瑪不是傾國傾城的美人,否則,她該不知怎么折騰呢?一直到丁丁這群人馬,伴著一路飛揚的垃圾和塵土,從山頂剎不住閘地到了車前,她才慢慢地開了車門走出來。
  丁丁在車上站起來,戴著那頂氈帽,說笑不笑,說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台好戲等著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楊菲爾瑪,倒沉住气了,朝他看著,說惱不惱,說不惱又惱,但她絕不會發作,哪怕馬上送你上斷頭台,也是那副標准面孔。這時候,圍過來的群眾,都朝她伸出手來,聲稱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筆賞金。而丁丁說,別听他們胡扯,根本是我看見你的車,放下手頭的事,馬上開著吉普過來的。他再三強調,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圓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場。從山那邊翻過來,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來說話算話--”于是,只見她手一揚,那些鈔票就飛上了天空,然后,拂拂揚揚飄落下來。接著,垃圾山下,便是爭來搶去的場面。說實在的,瘋狂撿錢的,打成了一團,頂多令人覺得可悲,而洒錢的人,那种錢多得燒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厭惡了。但過后丁丁說我還不夠了解楊菲爾瑪,“她每一分錢都花在有用的地方,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來這里,如果她高興,要是想讓我吃頓苦頭,只消一個眼色,這些人就會蜂擁而上,為她賣命,而把我砸扁的。”
  就在這些搶錢的群眾,把我們兩個人在吉普車旁邊推來搡去的時候,小姐自己坐進車里,連招呼也不打,一溜煙地開走了。
  “咦,這個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氈帽頭,摸著腦袋,看著那輛紅寶石似閃亮的汽車,疾馳而去。
  好一個楊菲爾瑪,我不得不承認是個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說她圖謀得周到,還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來,就讓人吃惊。而且,她為達到一個目的,不擇手段的這份狠絕,就有點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來,是把我當作釣餌,硬逼著丁丁必須送我回去,因為。即使丁丁一百個不樂意,也不能把我撇在离市區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場不管呀!
  “走吧!”他扶我上了他的車。
  “其實,她這樣做,并不是坏意。”我還是希望這兩口子把目前的關系維系下去。也許上了年紀的人,就比較珍惜哪怕是將就的穩定了,即或是勉強的安宁,也要比鬧得天翻地覆,彼此傷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
  丁丁笑了笑,“不至于那么嚴重的。”然后,他開著這輛像喝多了老酒的吉普車,有意地繞這個垃圾山一周,讓我欣賞一下本世紀最后二十年間,人類不自覺地用排泄物筑起的垃圾長城。而且,我還有幸在垃圾山下,碰上几位來自城內的類似丁丁這樣全身心投入環境保護的年輕人,有男有女,有的還是從國外歸來的留學生,真令人肅然起敬。也許丁丁給高田有司當過几天助手,對東京市垃圾的處理有些感性認識,看得出他和這些人顯然很愉快地合作著。
  然后,我們就揮別環保一族,打道回府。一路上,听他向我介紹關于垃圾的危害性,那些三條腿的蛤蟆,兩個腦袋的蛇,都是大自然被污染的結果呀,接著批判我那种無所謂的態度,然后回到他那永琲漸D題上,你是作家,你要吶喊。
  他像傳教士那樣開導我,首先,必須教育居民懂得,垃圾必須分類;其次,讓居民懂得,扔垃圾必須繳納一定費用;再其次,要在居民小區里消化掉垃圾,盡量不制造污染。一個有著20万人口的住宅區,每天要產生240吨垃圾,通過焚燒,可以獲得2880吨50C以上的熱水,這豈不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嘛!
  “哦,天,你能不能暫時不談垃圾?”
  他挺頑固,“正是要在垃圾堆上談垃圾,你才會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禁哀歎,也許是我真的落伍了,怎么現在年輕人,這樣不可理喻的偏執呢?那個楊菲爾瑪,偏要造就一個政客,一步一步進人重要崗位,成為她那個鄉村俱樂部里中產階級的代理人,不達目的,誓不休止。這個丁丁,憂天之所憂,當然不是坏事,但也用不著放著好好的差使不干。弄得本不是老婆的情人都跟他張目翻臉,破釜沉舟。我奇怪,生活必須這樣劍拔弩張嗎?為什么不能平心靜气,想一個即使不能兩全其美,但也不必非此即彼,趨于极端,誰也不能讓一步的局面嘛?
  這時候,石景山就在前面不遠處,煉鋼厂的煙霧和那股鐵星气扑面而來,我們看到了前面路上一輛紅艷艷的車,在夕陽的余暉里,耀眼的亮。
  “楊菲爾瑪?”
  “是她!”丁丁說。
  她的車要開起來,這輛吉普是休想赶上的,顯然不是我們這台老爺車出現奇跡,而是她有意開慢了在等我們。這時,我想也許楊菲爾瑪終究是女性,心軟,讓步了,這意味著轉机。要不然,她就是一位老到的釣手,一會儿把上釣的魚拉緊,一會儿又松了線溜魚,還不知她怎么算計丁丁呢?當我們快到她身邊的時候,她倒先把車停在了路邊。見她下了車,走到車前,把車蓋打開。我們開到她的車旁,果然,開鍋了。
  我胡涂了,這副標准面孔是猜不透的。如果說是她的有意安排,那也過于天衣無縫,讓人不信;如果說是巧合,那也巧得太厲害,不可能在她偏偏想它出毛病的時候,果真拋錨了。
  不管怎么,這是一次契机。于是,我出來打圓場,因為我從心底里感覺,這兩口子有點天作之合的意味,不愿意他們拆散分開。“修車,自然是你丁丁義不容辭的事情了。”
  丁丁也在后退,這使我很高興,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死性。他說在澳大利亞,給毛利土著頭領無償開車的時候,也是先從幫他修車開始結識的。他在日本給高田有司幫忙,也是從垃圾堆里,找了輛破車拆拆換換干起來的。
  “別說廢話,小心修吧!”
  “對于免費眼務,老姐就不要太挑剔了。”
  “我可以付錢的,如果你要--”
  我不想介入兩口子私底下的交談,便走到路的另一邊溜達。因為吉普車顛得我渾身骨頭生疼,正想活動活動。不過,站在遠處看他倆,忍不住感慨,同是兩輛車,同是兩個人,無論在精神上,在气勢上,甚至在色彩上,在气味上,是多么不同的兩個天地呀!我听不出她說些什么,雖然仍是張標准面孔,但她的每句話,也不得不听。反過來,他偶爾抬起頭來說兩句,她就似心不在焉地朝別處觀望。
  那個彎腰修車的死丁,有几個動作,譬如莫名其妙地摔扳手,譬如抽兩口莫合煙又呸地吐掉,我估計他未必很痛快。不過,他能忍住,我覺得這兩口子在朝好的方向發展。
  這時,我走到附近的一個招手停車的公共汽車站,我發現那是一個古怪的站名:衙門口。
  “你們兩個知道這是什么地方嘛?”我打斷他們談話,招呼著,也是怕丁丁上來那股別扭勁,又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還是回去慢慢解決吧!我始終相信,要是沒有深仇大恨的話,大家謙讓一些,沒有談不攏的事情。
  他們兩個人一看這個站名牌,都不由得苦笑起來,因為一對夫妻,要到衙門口談問題,那肯定不會是好事了。于是,楊菲爾瑪請我上她的車,然后對丁丁說:“你可以掉頭回到你的垃圾堆去,要不,你就跟我進城,何去何從,悉听君便了。”
  一路上,我總琢磨衙門口這站名,對這兩位不是什么好兆頭,可回頭看,那輛老爺吉普一直尾隨著向城里開來,我覺得也許是多慮了。
  車子一直開到他們居住的花園別墅的門廊下,她下了車,第一件事,便是把腳上的高跟鞋脫下來,交給開門出來的阿姨,讓她扔進垃圾桶里去。然后,回過頭來,對跳下吉普的丁丁說,那聲音是親切的:“拜托了,你那身行頭,最好也脫下來扔掉算了。”
  丁丁也很幽默,“也許,在你看來,我也應該扔進垃圾桶。”
  她笑著說:“至少,暫時不會,你放心。”
  丁丁回答得也很爽利,“那就謝啦!老姐!”
  “也是暫時的嘛?”
  “不,我是永久的!”
  我相信他們兩個人開始明白: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比愛更重要的呢?愛,即使一點點,也不容易。
  我現在終于体會到日本人的厲害了。
  高田先生精明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出來,楊菲爾瑪是這個時代春風得意的寵儿,而丁丁,則是下一個時代才有可能成為叱吒風云的人物。所以選擇了她,而不是他的老朋友,這一點,希望我能諒解。這不是他的原話,是通過翻譯,嘀哩嘟嚕說了半天,我才明白了他這番意思的。我并沒有對他的現實主義產生什么反感。這是很自然的,他要想在中國也撈到他在日本得到的便宜,毫無疑義,他不能指望得到丁丁的任何幫助,只能依靠這位有极強活動能力的楊菲爾瑪。
  然而,他的話使我悟到時代与人的關系,什么樣的人,在什么時代吃香,什么樣的人,在什么時代倒霉,是有一定的對應規律。不過,老伴潑我冷水:“得了吧,像丁丁這樣認死理,不開竊,給個棒槌就認真的主,不論哪個時代,都注定要碰壁的。”
  我不那么悲觀,腳踏實地的人,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不一定要等到下一個時代,就會成為社會的主流力量。“他怎么不靈活,怎么不圓通。”我為丁丁辯解:“他能跟楊菲爾瑪進城來;就表明他懂得魚和熊掌可以兼得的道理。按照我理解的他,那個一條道走到黑,不見黃河心不死的家伙,本來會掉頭不顧,回到那座垃圾山,做他想做的事。可他沒有,開著老爺車一直在后面跟著。”
  “那--”老伴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對那個抽莫合煙的小子,不感興趣!”
  “我在琢磨,跟回來的了丁,還是早先那個丁丁嘛?”
  “哦,天啊!”我為我那忘年交的朋友感到尷尬:“死了到底,你看不上,不做死了,你還是看不上,真是難做人啊!”
  “不是這個意思,算了算了,跟你也說不清楚。你還是看看小姐打發人送來的請柬吧!”
  我不禁詫异,怎么明天九點在長城飯店,就開《東京垃圾的研究》中文版翻譯出版的新聞發布會啦?
  “有什么不妥嗎?”老伴看我神色有异,連忙走過來問我。
  我讓她仔細端詳這張請柬,上面印有中英日三國文字,想必是早有准備。為什么不能事先給我打聲招呼?一路上,她有空吹噓她換了第四次的豪華轎車,順便說一聲明天開會,有什么關系呢?再說,托我為這部中文版寫的序,我還沒有動筆呢?
  “你是不是覺得其中有那一絲陰謀的气味?那個楊菲爾瑪可是一個人精。”
  “不下不,”我不否認有過一瞬間的怀疑,但我想到昨晚分手的場面,馬上否決了自己的這個想法。“不可能,不可能……”于是,我把這條線索聯結起來了,正像她說過的那樣,是一個兩口子的磨合過程。她為什么一定死乞白賴地要把丁丁找回來呢,我明白了,就是要讓他在明天的會場上,得到一個意料不到的惊喜阿!事情從這本講垃圾的書開始,那么最好的結束,莫過于在這本書的翻譯出版上畫一個圓滿的句號,是再合适不過的事情了。這真是一個鐵娘子,鐵女人,或者是鐵小姐,她說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你不是要做這個夢嘛?我就讓你實現這個夢。于是,磨合好了的這兩口子,聯袂向觀眾招手,我似乎看到了一出喜劇落幕時皆大歡喜的場面。
  第二天,當我走進會場的時候,絕沒有想到竟是這樣一個長幼威集,群賢畢至的盛會。這是用不著替她犯愁的事,她認識半個北京城里的頭面人物,另半個北京城里的頭面人物,她雖然不認識,但認識她。因此,我一看簽名簿,便曉得該來的几乎都來捧場了。
  我先看到那個北海道釗路市一間小酒館老板娘的情人,准确地說,是他先看到了我,便拉了一個日本留學生過來同我攀談。很顯然,在這么多出版界,新聞界,文化界,以及政要,首長,官員,和環保方面的人士中間,他受寵若惊的同時,又感到惶恐和孤獨。他那副怯生生的樣子,像溺水人撈著一根稻草似地握住我手不放,使我想起少年時代逃難的經驗。我不曉得為什么當時的上海人,稱呼日本侵略軍為“蘿卜頭”,是不是因為外強中干的緣故?說他們一旦落單的時候,是很膽怯的,很沒有武士道精神的。但只要有三個以上的皇軍結群,便一定獸性發作,奸淫燒殺,三光政策,來了精神。你就看那些國會議員便知道了,只要三兩個人一起哄,肯定就會有人跳出來大放厥詞,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慰安婦,否認侵略戰爭,跑去靖國神社朝拜東條英机山本五十六。
  這位義務當翻譯的日本留學生,日文當然不會錯,但中文實在“鴉鴉烏”,好容易才弄懂他已經把這本書,包括發行港、澳、台東南亞的簡繁字体的中文版權,交給楊菲爾瑪,而且,還答應她,將為她開辦生態旅游,綠色旅游,中日青年環保度假營的活動。并且在路線設計,在科學論證方面,提供咨詢。他特地申明,這都是無償服務。我想,她為你舉辦了你一生也不曾有過的出足風頭的活動,她為你搞到那么多比你在日本要好听得多的頭銜,那她不從你身上收回全部投資,也就不是令好多同行敬畏的楊菲爾瑪了。
  他請我諒解,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她是這個時代的寵儿,而丁丁君,對不起,也許下一個世紀
  “那么這位生不逢時的年輕人呢?”
  “他來了,剛才還在這里,我們爭論垃圾的集中處理問題。咦,不是在那邊嗎?”朝他手指的方向,在大廳的另側,我發現了丁丁站在那里。他也看到了我,便伸出了手向我示意。大廳里熙熙攘攘,盡是些衣冠楚楚,珠光寶气的与會者,我想,很可能楊菲爾瑪把她鄉村俱樂部里的豪富,都拉來助興了吧?因為這些非文化界的來賓,每張面孔都很陌生,但他們好像和丁丁有一面之緣,很可能因為他是他們寄予期望的明日之星吧?由于要不斷地打招呼,他想往我這邊靠攏,竟一時擠不過來。看他的表情,大概楊菲爾瑪尚未把謎底向他揭曉,仍舊蒙在鼓里,所以,本不應是局外人的他,卻無所事事,就有點不自在了。“渾小子,這是給你開的會呀!高回風光,你更有面子啊!一會儿,等著瞧熱鬧吧!”我真羡慕他有這樣一個賢內助,雖然是加引號的妻子,在法律上只能算是事實婚姻,她能安排得如此妥貼,老弟你不費舉手之勞,便坐享其成,這种幸福,并不是每個男人都有机會得到的。
  我為他高興。
  這時,小樂隊奏起歡迎曲,主賓從休息室里相繼走出來,雞尾酒會本來是比較隨便的,不那么官方色彩的應酬,但中國人仍舊習慣把那些生活篩子篩不下去的有体積,有分量的大個儿人物,尊讓到顯著位置,他們端著酒杯,也好像早演習過似地站到應該站的地方。哈!我從這排有頭有臉的人物中,發現了我的老朋友徐總,但他并沒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當我听到楊菲爾瑪介紹几個主辦單位的名稱,其中也有徐總那個大公司時,我反而覺得他要是不來湊這個熱鬧,不出席這次酒會,不和楊菲爾瑪站得這樣靠近,倒有點不正常了。
  我注意到那條很具青春气息的領帶,顯得格外瀟洒。
  下面,自然是那位日本垃圾才子的鏡頭了。日本人穿西服,优點是几乎挑不出毛病,但也很難看出著裝的個性特點,高田君則尤其中規中矩,應該把丁丁送我的那套和服借給他穿才是。
  我不知道,為什么不由翻譯這本書的丁丁來傳達他的感激之情,而由那個日本留學生,結結巴巴地轉述他的寫書過程?高日本想得到他在日本一炮打響的結果,就非常滿足的了。沒有料到這個楊菲爾瑪,在這么大的會議廳里,開這么隆重盛大的特別高規格的招待會,連給他當翻譯的日本留學生的舌頭都打結了,生怕出岔子,而高田也有些失態,其實他沒有喝酒,卻像是醉了似的,前言不搭后語。因為即使他在東京紅了以后,成了人物,頂多也就与什么排泄物課的課長打打交道而已,楊菲爾瑪為他搬來了這么多官方,半官方的人士,那些顯赫的頭銜令他感到眩暈。
  也許這是一個外交禮儀,才找他本國人作翻譯的吧?我只能這樣理解。
  本來,高田在清醒的時候,很精明,在喝多了的時候,很本色,現在,他這种不醉似醉,倒弄得不尷不尬,里外不是他了。我看楊菲爾瑪也不耐煩听這套味同嚼蜡的作者致詞了。便對身邊的徐總耳語,隨即見他移步后退,向他們主賓的休息室走回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為那位小姐辦什么事,她有這种本事,用她的眼神,用她的臉色,甚至用嘴角的表情,完全用不著語言,去讓別人做什么。她确實是高田所贊譽的那种時代的驕子,她不但主持著會議,還關照著會場的每個角落的每個人。熟悉的,不熟悉的,來往的,不來往的,都用她那帶气功,帶磁場的眼睛,一一地招呼著。
  這時,有人在我身后,輕輕拍了一下。我回頭,不是別人,正是徐總。為了不干扰別人,听高田講城市垃圾的分類,我們退到大廳后邊。他直接了當地替楊菲爾瑪向我道歉:“就如長城的城磚上,有許多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樣,一件稍為像點樣子的事情,必須有些人,想把自己与其實也算不得什么的榮耀,聯系在一起。”
  “你這話太沒頭沒腦。”
  “我只是原樣傳達楊小姐的話。”
  “你們剛才在談論我?”
  “是的。她很抱歉,因為一位環保界的前輩,認為這本書的中文版,要作序的話,非他莫屬。對這樣的自告奮勇的人,簡直是沒有什么辦法擋駕的,所以
  我正求之不得,“那太好了,本來,讓我寫,就有點驢唇不對馬嘴。”
  “你真的不介意?我跟楊小姐說過,我了解你,大人大量,才不會放在心上。”
  “那你倒用不著恭維我。其實,她那次帶高回來找我,我說過的,最合适為高田這本書寫序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丁丁。”
  也許因為大家正在鼓掌,而結束演講的高四,又一個勁地致謝。地道的日本式九十度還要多些的鞠躬,不可能像雞啄米那么痛快,每一次能拖到一分鐘之久,我估計徐總沒有听見,其實他受人之托,是在.琢磨措辭,該怎樣對我講。甚至當主持的楊菲爾瑪宣布請譯者講話的時候,我發現走到麥克風前的,不是丁丁,而是一位我不認識的人士,我還在繼續為情況的突變作合理的解釋,也許考慮到翻譯的質量,才找到更高明的外文所的專家吧?可徐總在我耳邊那句顯然是字斟句酌的話,我這才听出不協和音來。
  “老先生,最好勸勸你的那位忘年交,不要沉湎在空想的社會主義,或者烏托邦里啦!”
  “怎么回事?徐總!”
  “他應該到我公司去報到,而不是熱衷于搞什么小區垃圾的綜合利用。你再好的想法,你不切合實際,你就永遠是不能實現的夢。不錯,國家現在為每吨垃圾付出95元人民幣,拉到郊區堆放在那里,但不可能把這錢交給你,在小區建燃燒垃圾的鍋爐,那就會使一大批人失業,也使那些掏垃圾的老鄉丟掉飯碗。然后,就算你建成焚燒爐,你向居民收他們的每吨10元或20元的倒垃圾費,再要收他們用的熱水費,看他們打不打破你的腦袋。再說,你控制住回收的紙張,玻璃,廢金屬,那些收破爛的人,指什么吃?我弄不懂這個丁丁是怎么啦?一門心思在垃圾上?”
  我明白了,他從衙門口開著他的吉普車跟進城來,原來只是為了他的垃圾集中小區處理計划,也就是成立“吃垃圾”的新興企業。“那他肯定是動員楊菲爾瑪投資了?”
  “哪還用說,這位小姐說,几乎磨了一晚上嘴皮子。”
  怪不得丁丁夸楊菲爾瑪做期貨交易,特別富于遠見,敢情要她解囊相助。看來他還是一個不變的丁丁,是我老伴印象里那個不折不撓,走起路來咚咚咚響的丁丁了。“不消說,小姐拒絕了?”
  徐總笑了:“正因為她知道遠景投資的風險性太大,沒有絕對把握,她不會把錢往水里扔的。”
  “那怎么辦呢?”我想知道結果,雖然這個會開了,恐怕還只是個序幕吧?”
  “四個字,回頭是岸。”
  “否則呢?”
  他沒有回答,但招待會結束以后,在長城飯店門口的東三環大路上,那個以垃圾為目的,想營造一個干淨世界的丁丁,和那個以垃圾為手段的日本朋友握別,和那個等待他去報到上任的徐總握別,和那個加引號的,不漂亮但絕對是神采飛揚的妻子握別,自然也是与為他舖排的那條通往殿堂的路握別……然后,走到我跟前,說:“我就不必和你握手了。”
  “為什么?”
  “我想很可能一兩天里,要把一些沒處放的東西,先存在你那儿,還會見面的呀!”接著他跳上了那輛老爺吉普,朝北駛去。不用說,這是去三家店方向最佳路線。大家都站在路邊不出聲地望著,一直到他消失在無數的車流里,人們仍舊在沉默著。
  我就更不想再責備這個死了了。同時,我也不想埋怨在場的其它人,每個人都有其這樣做的道理,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緣由,都有其不能以簡單的得失成敗來衡量的標准,也許,這正是生活的复雜之處。于是,我想起我朋友的朋友,那鐵路員工夫婦的女儿楊菲爾瑪說過的話,人和人之間,是需要一個磨合過程的。對汽車來講,行駛若干公里以后,車后邊的那塊挂著的磨合牌子便可以摘掉了。但對人來講,這种磨合過程,說不定有時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的事情。
  那有什么法子呢?人總得活下去,總得沿著自己的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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