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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廿四年二月四日，并非元旦，然我已于不知不覺中寫下這“紀元旦”三字題目了。這似乎如康有為所說吾腕有鬼歟？我怒目看日歷，明明是二月四日，但是—轉眼，又似不敢相信，心中有一种說不出陽春佳節的意味，迫著人喜躍。眼睛一閉，就看見幼時過元旦放炮游山拜年吃橘的影子。科學的理智無法鎮服心靈深底的蕩漾。就是此時執筆，也覺得百無聊賴，骨胳松軟，万分苦痛，因為元旦在我們中國向來應該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最清閒的一天。只因發稿期到，不容拖延，只好帶著硬干的精神，視死如歸，執起筆來，但是心中因此已煩悶起來。早晨起來，一開眼火爐上還接著紅燈籠，恍惚昨夜一頓除夕爐旁的情景猶在目前——因為昨夜我科學的理智已經打了一陣敗仗。早晨四時半在床上，已听見斷斷續續的爆竹聲，忽如野炮遠攻，忽如机關槍襲擊，一時鬧忙，又一時涼寂，直至東方既白，布幔外已透進灰色的曙光。于是我起來，下樓，吃的又是桂圓條，雞肉面，接著又是家人來拜年。然后理智忽然發現，說《我的話》還未寫呢，理智与情感斗爭，于是情感屈服，我硬著心腸走來案前若無其事地照樣工作了。惟情感屈服是表面上的，內心仍在不安。此刻阿經端茶進來，我知道他心里在想“老爺真苦啊！” 因為向例，元旦是應該清閒的。我昨天就已感到這—層，這也可見環境之迫人。昨晨起床，我太太說“Y.T.你應該換禮服了！”我莫名其妙，因為禮服前天剛換的。“為什么？”我質問。“周媽今天要洗衣服，明天她不洗，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我登時明白。元旦之神已經來臨了，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因為一人總該近情，不近情就成書呆。我登時明白，今天家人是准備不洗，不掃，不潑水，不拿刀剪。這在迷信說法是有所禁忌，但是我明白這迷信之來源：一句話說，就是大家一年到頭忙了三百六十天，也應該在這新年享一點點的清福。你看中國的老百姓—年的勞苦，你能吝他們這一點清福嗎？ 這是我初次的失敗。我再想到我儿時新年的快樂，因而想到春聯、紅燭、鞭炮、燈籠、走馬燈等。在陽歷新年，我想買，然而春聯走馬燈之類是買不到的。我有使小孩失了這种快樂的權利嗎？我于是決定到城隍廟一走，我對理智說，我不預備過新年，我不過要買春聯及走馬燈而已。一到城隍廟不知怎的，一買走馬燈也有了，兔燈也有了，國貨玩具也有了，竟然在歸途中發現梅花天竹也有了。好了，有就算有。梅花不是天天可以賞的嗎？到了家才知道我水仙也有了，是同鄉送來的，而碰巧上星期太太買來的一盆蘭花也正開了一莖，味极芬芳，但是我還在堅持，我決不過除夕。 “晚上我要出去看電影，”我說。“怎么？”我太太說。“今晚×君要來家里吃飯。”我恍然大悟，才記得有這么一回事。我家有一位新訂婚的新娘子，前几天已經當面約好新郎×君禮拜天晚上在家里用便飯。但是我并不准備吃年夜飯。我聞著水仙，由水仙之味，想到走馬燈，由走馬燈想到吾鄉的蘿卜果（年糕之類）。 “今年家里沒人寄蘿卜果來，”我慨歎的說。 “因為廈門沒人來，不然他們一定會寄來，”我太太說。 “武昌路廣東店不是有嗎？三四年前我就買過。” “不見得吧！” “一定有。” “我不相信。” “我買給你看。” 三時半，我已手里提一簍蘿卜果乘一路公共汽車回來。 四時半肚子餓，炒蘿卜果。但我還堅持我不是過除夕。 五時半發現五歲的相如穿了一身紅衣服。 “怎么穿紅衣服？” “黃媽給我穿的。” 相如的紅衣服已經使我的戰線動搖了。 六時發現火爐上點起一對大紅蜡燭，上有金字是“三陽開泰”“五色文明”。 “誰點紅燭？” “周媽點的。” “誰買紅燭？” “還不是早上先生自己在城隍廟買的嗎？” “真有這回事嗎？”我問。“真是有鬼！我自己還不知道呢！” 我的戰線已經動搖三分之二了。 那時燭也點了，水仙正香，兔燈、走馬燈都點起來，爐火又是融融照人顏色。一時炮聲東南西北一齊起，震天響的炮聲像向我靈魂深處進攻。我是應該做理智的動物呢，還是應該做近情的人呢？但是此時理智已經薄弱，她的聲音是很低微的。這似乎已是所謂“心旌動搖”的時候了。 我向來最喜鞭炮，抵抗不過這炮聲。 “阿經，你拿這一塊錢買几門天地炮，余者買鞭炮。要好的，響的。”我赧顏的說。 我寫不下去了。大約昨晚就是這樣過去。此刻炮聲又已四起。由野炮零散的轟聲又變成机關槍的襲擊聲。我向來抵抗不過鞭炮。黃媽也已穿上新衣帶上紅花告假出門了。我听見她關門的聲音。我寫不下去了。我要就此擲筆而起。寫—篇絕妙文章而失了人之常情有什么用處？我抵抗不過鞭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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