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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達京師。從那年起，中國則在政潮洶涌中卷入新社會的實驗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沖擊震蕩不絕，直到宋朝滅亡而后已。這是中國最后一次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實驗，絕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有四次變法，結果都歸于慘敗。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權主義，因為商鞅的學說由秦始皇——万里長城的筑造人，認真的實行出來。這個早期法西斯學說有二大特色，一為崇武，一為重農，但是這兩項仍是合而為一的，因為商鞅堅信有勤苦之農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產階級的商人貿易者，應當力予制壓。但是，盡人皆知，那個威力強大的軍事組織，依照此一學說已經建立，隨后發展起來，且已使秦朝的專政之君統一了全中國，正當這樣的政治學說要應用于全中國之時，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數年之內崩潰了。 另外有兩次激進的改革，一次是漢武帝時，一次是在王莽當政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國家資本財政論，雖然戰爭綿延，國庫賴以增富，但是終以几乎招致叛亂而廢止。第二次則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固不足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實驗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個具有創新力的思想家的觀點出發，其人宁愿把過去全予屏棄，憑其信念与決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對商鞅极為欽佩，曾經寫過一首詩吁請大家對他當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頗具重要意味。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凡有极權主義提出來，不論古時或現代，基本上的呼聲， 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歷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尋常。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极糟糕之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机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髒，須發紛亂，儀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辯奸論》那篇文章里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异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相信。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几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里的澡堂會。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朋友們特意偷偷的留在外頭一件干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石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們告訴王安石的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說：“我不相信。他向來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會突然愛吃鹿肉絲了呢？你們怎么會這樣想？” 大家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子里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所以我們才知道。” 太太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眾人說：“我告訴你們。明天你們把別的菜擺在他前面，看會怎么樣？” 朋友們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把鹿肉絲放得离他最遠，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擺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還有一個故事說王安石在揚州太守幕府時，他徹夜讀書。那時的太守是韓琦，他后來做了宰相。王安石總是苦讀通宵，天將黎明之時才在椅子中打盹。等睡醒時，已然晚了，來不及洗臉梳頭發，便連忙跑到辦公室上班。韓琦一看他那副樣子，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就向他勸導几句。 韓琦說：“老弟，我勸你趁著年輕，多用功念點儿書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辯。在去職之時，他告訴朋友說韓琦不賞識他。后來，王安石的學者名气日大，韓琦對他的看法也有了改變，也愿把他看做自己的屬下，王安石卻很惱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師接受朝廷一項高位那一年，正好韓琦罷相。王安石記日記甚勤，竟寫了七十巨冊，他曾有這樣批評韓琦的話：“韓琦別無長處，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這個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勢之前大約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談論者，是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這倒很難相信他之如此是純系沽名釣譽之意，因為從他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到他四十六歲得勢——那是他壯年最活躍的時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謝絕任命，宁愿在一個偏遠的省份當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時，國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薈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謝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聲譽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時因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績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稱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實施了數項。政績确實不錯，也深得百姓愛戴。他對入朝為官的弓誘一直視若無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來到京師。很顯然的是，此人的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面，只有在這方面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后來他母親去世，他必須辭官守喪；但是甚至于守喪期滿，他又被召入朝之時，他又謝絕在京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歷程，頗難了解，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机到來，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許當時朝廷名臣重儒之間的競爭，他覺得不能胜任，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助學識淵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這些人都會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后起之輩無從發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時。但是，從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個理由。王安石那樣气質的人，不管身居何處，總愿自為首領，而在偏遠的外縣身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師擔任一項官職，那一段短短的時期，他曾和同僚爭吵不和，使事事錯亂失常。他想變動成規，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吳桂和張方平都記得与他為同僚或為屬下之時，遇事都极難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來到京師時，時人都視之為奇才。他已經寫過些好詩文。他有創見，也善于言談。老一輩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彥博對他頗有好評，甚至歐陽修也對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儀表之下，暗藏著當時那些官員所不能窺測的才干和品格，他這個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員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認為他將會成為國家一大害的寥寥數人之中，有蘇洵和他的老友張方平。張方平曾与王安石為同僚，共同監督地方考試，將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經驗告訴過蘇洵。于是二人對王安石极為厭惡，更因為他穿著習慣的矯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歐陽修曾經把王安石介紹給蘇東坡的父親，而王安石也愿意結識蘇氏父子，但是老蘇對他拒而不納。王安石母親去世時，在所有經邀請參加喪禮之人當中，只有蘇洵拒絕前往，并且寫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辯奸論》，這一篇成了后來歷代學生常讀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里，蘇洵開頭儿就說了解人的性格很難，甚至聰明人也常會受騙。只有冷靜的觀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預知他將來的發展。他引證古代的一個學者山巨源預言王衍的將來，那時王衍僅僅是聰穎秀逸的書生；還引證名將郭子儀預測盧杞的將來，后來盧杞對唐代的滅亡多少負有責任。盧杞為人陰險而富有才干，但其容貌极丑。郭子儀在接見盧杞時，必須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婦女輩見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時嗤笑而開罪于他。但是蘇洵說，當時若不是有昏庸之主，這兩個人還不足單獨有亡國的才干。現在一個具有王衍的陰險与丑陋，兼有盧杞的辯才的人出現了。“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阿复出，而陰賊險狠，与人异趣。”此人如一旦得勢，足以欺英明之王，為國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鏡。”蘇洵希望他的預言不應驗才好，這樣他就可比為“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名將了。但是他說：“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習慣，是否是矯揉造作，無法斷言；但每逢一個人對某一事做得過度，人總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釣譽。我們若是相信邵伯溫的記載，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寵召，盛開御宴。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狀的魚餌，擺在桌子上金盤子里。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便將金盤子里的魚餌吃光。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為偽君子。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由這個故事看來，可見為什么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記里，他對仁宗也挑剔得特別苛酷。由后來的發展看，蘇洵的話沒說錯。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國，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總是相信通通髒亂才是天才的標志，而最能使自己獲有千秋万歲名的辦法，就是拒絕正人君子般的裝束。還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髒污穢就表示輕視物質環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結論必然是：天堂者，惡臭熏人的天使集中處也。 老蘇寫《辯奸論》時，蘇東坡說他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責罵得太重。只有張方平完全贊同。可是，事過不久，蘇東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蘇的所見太對了。那篇文章至今流傳，足以顯示蘇東坡老父的真知灼見。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當時仁宗在位。他就上書論政，長達万言。在此万言書中，陳明他對改革財政的基本原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說自宋開國以來，政府即感財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財政經濟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為人所想到，只因為無偉大而有力者謀其事。他說當時有其權位者，卻無此大才。在全國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職。他很巧妙的指出若從事基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聯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說，在順乎古代傳統之時，切勿師先王之法，但僅師先王之意，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總之，那是一篇結构謹嚴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財政、官制、教育，無不在內。 倘若王安石打算試探他的政治基礎，他發現他的政治基礎還在松軟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書看完，就置請高閣了。在隨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當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辭謝不就。歷史家往往舉出的理由是，因為仁宗無子，仁宗駕崩后，他曾奏請免立英宗為帝，因此他心中感覺不安之故。 這時，英宗之子，將來要繼承帝位，現今正以王儲之身，居于京都，后來即位為神宗，王安石那時才因寵得勢。神宗為太子時，韓維為太子司文書事，而韓維對王安石則极為佩服。韓維常對朝政表示意見，每逢太子贊同那些意見，韓維就說：“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意見耳。”于是，太子對王安石漸漸器重，希望將來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歲，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為江宁知府，九月又將他擺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韓維不斷聯系，深信他的机會終于到來。他這次違背了以前的老習慣，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職。但是延遲晉京，七個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說：“先王之時，王安石一向謝絕任命，不肯來京都。有人以為他冒失無禮，現在他仍然不來，稱病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還是冀圖高位？” 這一時期，朝中有兩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為曾公亮，一為韓琦。韓琦在三朝繼續擔當宰相与樞密之職，已有權責太重之勢。曾公亮在企圖動搖韓琦之時，希望拉王安石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應當對他的話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吳桂深知王安石之為人，他警告皇帝說，若使王安石得權，必致天下大亂。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對他的態度，乃自外地來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級進言”，不受朝儀限制。 皇帝問：“朝政當務之急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決定政策為要。” 皇帝又問：“卿以唐太宗為如何？”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固不僅唐太宗而已。堯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認為堯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見。” 皇帝听了頗覺稱心，但謙謝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過奢，恐怕寡人無以符賢卿之望。” 后來王安石得到一次單獨召見的机會，別的官員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載良机。 皇帝說： “坐下。 我要和你長談。”皇帝陛下開始問他為什么過去兩個明君（其中一個是唐太宗）一定要獲得賢臣為相以輔佐朝政。皇帝提出的兩個賢相之一并非別個，正是諸葛亮，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賢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談話不离三千年前的堯舜之治這一題目。他說他愿談堯舜的賢相。他說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無足多論。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過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以達到一個明确的目標，此种做法決不适于像他這等急躁自信的財政經濟的鬼才。 王安石接著說：“陛下如今御臨一個地大民多的國家。國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國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無賢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無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專故耳。今日雖有非常之才，一如當年輔佐堯舜之賢臣，如受小人之阻撓，亦必棄職而罷。”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堯舜時代，尚有惡跡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誠如陛下所說，正因堯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跡而殺之，堯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陰謀而妒賢害能，賢良之臣亦必棄官而去。” 神宗听了，頗為感動。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輕人一樣，雄心万丈，极愿國富兵強。他為人善良而公正，圓臉盤，五官端正，和祖宗長像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后，才明白顯出了精力衰頹的樣子。王安石心想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期的熱望，終于點燃起來。自從那次密談之后，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划，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結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為什么緣故，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之時，這位年輕皇帝的頭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凶”的影子來。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隨后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异己。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气。賢德干練深乎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么會鬧得這么人仰馬翻？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在反動的舊臣与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若他們獲胜，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胜，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有年輕好胜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后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与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后，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万到二十五万縷。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征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复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胜利，一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机，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与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于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么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么政策，或給此政策什么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馬光的說法，于是在隨后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与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么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已經商，自己獲利。那結論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稱的确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于富歸之于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后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万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万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開始，大約八年之后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現在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有三种國營企業、三种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种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征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与保馬法）。大体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体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机构開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万兩現款，三千万擔谷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并予以公布。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与官家競爭。政府与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系及其它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种便利。必須先成立龐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員，并建筑美侖美美的官衙。結果不是從事以供与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佣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子由力陳，由于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价，只能以高价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价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后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划。批發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為了這些貿易机构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万絹，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万縷。為成立這些机构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极為能干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干練。這個能干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机构的會員；可以把貨物与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舖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与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規定；最后是，不論官家需用何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几乎完全停頓。數年后，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到可惊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与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為不悅。最后，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丑聞傳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几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确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曾在春耕時貸款予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百姓确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還要經官方适當的調查。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而且由于這項辦法由陝西春耕時開始，所以農民借款仍叫“青苗”貸款。 在年成好時，當局知道必然會丰收，就貸款与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据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說：“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万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斜斗，遇貴量減市价朵，遇賤量增市价來。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搬，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愿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外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价貴愿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丰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后出朵，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价，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這項美麗純正的計划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結果竟一變而為扰民，弄得農民家敗人亡，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我們到后面再看。不過我們應當說明的是，這個新措施本乃常平倉古法的延續，但后來漸漸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開國始，政府在各縣一直保持此類谷倉，用以穩定谷价，谷賤傷農，政府則收買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時，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漲時，官方則將稻谷拋售，用以平抑糧价。誠然，主管糧政的當局不見得行政效率能永遠很好，因為不少官吏谷价低賤時，不見得愿意收買。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倉公布的數字顯示，官家一年內收購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賣出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現在，倉凜的財貨都已變為青苗貸款的本金，常平倉的正常功用自然終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問題是，這种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議，如今必須成功不可。他必須向神宗表示此种貸款极為成功，深受農民歡迎。他不容許屬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農民不需要此項貸款，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他就暴跳如雷。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把他認為懈怠者處罰。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此等對眾官吏競賽的刺激辦法，很像現代的推銷政府公債。主辦貸款的官員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便會因“阻礙變法”的罪過行將革職或降職時，被王安石稱之為能吏的官員，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這种貸款對貧民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繳還，必難免牢獄之災。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規定，正式向民眾宣布，此等貸款，依据圣旨，純屬志愿；心里對會因“阻撓變法”而降級，早有准備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實施情形，也是大相徑庭。但是這一項措施，可以說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好的一項。后來蘇東坡的“蜀党”當權時，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蘇東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國實行征兵制已經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這條措施就是以募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征兵制。不過，仔細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規定，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從稅收以裕國庫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而保甲制度較之征兵制則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后，條文終于公布了。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須付免役稅；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須納一种稅，名之為“助役金”。各地區在免役配額之外，須多繳納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由此种稅征集的款項，則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員之用。正如蘇東坡在青苗貸款措施上所說，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凡無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兔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代其樹木，方可以繳納此項捐稅。再者，在前項征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實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免役法，以及新商稅与所得稅法，必須看做是向民征稅的一項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須接受征調而接受軍事訓練的。新商事法是根据商人賬目向商人的利潤上征取捐稅的。所得稅，并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与財產，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稅之用。此稅之所以像所得稅，就是人民必須要報其收入与財產之所得，煞費心机去欺騙政府。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据說此項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 至雞豚亦遍抄之。 ”無一不登記報官的。最后一項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歷時不久而廢，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蘇東坡稱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區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實至為明顯，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時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寶，一只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擔，卻用另一只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每十家為一保，每五十家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窩藏賊犯，保內各家要負連帶重任；如有謀殺、強奸等罪，保中必須報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練，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訓，此五天相當于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种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征收新稅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 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0 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离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台（相當于現代的報章雜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准，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据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离開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的意見如与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后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虫与否而定。 這里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胜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气。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构与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了解，一旦學者任憑想象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与清儒的朴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构成的各种理由，為什么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种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里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么‘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么。詩經上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個“波”字触動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說“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蘇東坡遇見他，向他戲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构成的基本原則。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与一個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后代的學者，在西方集体主義的觀點上看，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污點，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打算這樣恢复他的名譽。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自無不可，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政績去判斷才是。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儿而逃亡，為他擔保的鄰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朝廷這樣失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說商業停頓，百姓失業；過了兩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貸款，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寬免貧民的欠債，他的奏折中說： ……藉納拘收產業，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并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子离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以來，凡异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与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遺欠愈多。科決監銅，以逮妻季。 在實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將一個极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那時，也和現在一樣，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只有在那個政權失勢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訪。但是太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于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說稅吏一到，人民歡呼，若照預先布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這話當然不錯。王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后，可怕的情況終于在皇帝駕前泄露出來，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几幅畫，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俠，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畫几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一幅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著饑餓，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在陽關大道上掙扎跋涉。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別人帶著鐵鏈，扛著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皇帝一見，掉下淚來。這次出奇的獻圖（容后再敘），繼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現，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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